2008年，海上家園研究所（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從風險投資家彼得-泰爾（Peter Thiel）那里獲得了資金支持，在科技圈里聲名大噪。該研究所的使命是建造一個人工島國，發明者們可以前往那里工作，不會受到嚴格的政府干預。從一個早期效果圖來看，這個島嶼位于一片平靜得有些詭異的水面上。島上的建筑物和創業者終極夢想中的時髦高科技園區大相徑庭：圖中看不到文明的跡象。
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泰爾描述這個島嶼天堂可能可以“避開一切形式的政治”。他說這不僅是可取的，似乎也是有可能辦到的。“它在經濟上可行的階段可能已經達到，或者我們很快就會達到，”他寫道。
五六年過去了，這個夢想尚未實現。一些支持者的樂觀態度也開始發生轉變。今年早些時候，在喬治梅森大學的一次發言中，泰爾表示，“我想建立一個自由意志主義烏托邦的夢想是否會在近期內取得成功，這很難說。”部分問題在于：可能就連泰爾的財力也無法支持建立一個真正自給自足的社會。“如果能夠以不到500億美元的預算起步，那還差不多。”他說。
海上家園研究所自己也明白了一件事：跑到海洋中間并沒有早期效果圖中那么吸引人。現在它希望能在更加平靜的、有政府管轄的水域找到一塊地方。其最新愿景稱，“開放的海洋工程成本較高，這是阻礙企業家精神在國際水域凝聚的一個重大障礙。因此我們想尋求一個降低成本的解決方案，在某個國家的領海找到地方。”
科技文化圈曾經對其自我管理的能力擁有堅定的信心，但泰爾重新評估海上家園研究所的發言，標志著對這種信心的明顯背離。近年來，一些知名企業家敦促硅谷營造出一片天地，讓科技活動少受一些抑制。拉里-佩奇（Larry Page）曾號召科技人士“從這個世界上劃出一小塊地方”來測試新的點子。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則把目光投向了火星殖民。風險投資家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建議讓硅谷獨立成為一個州。但是，除了某些高科技園區（比如谷歌園區，和Facebook園區）在持續擴張之外，真正實現社會獨立的進程一直成果寥寥。
而建立一個政府，則是一個更復雜的挑戰，復雜程度遠遠超過了硅谷希望你相信的水平。對于他們曾大力倡導的反政府觀點，泰爾和其他知名的硅谷投資者現在變得更加謹慎了。盡管泰爾公開批評民選官員，但他在喬治梅森大學的講臺上發言時，聽起來非常像是一個政客在認錯——在那次講話結束時，他提到了自己早期寫的關于海上家園研究所的文章，“寫作永遠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他說。“當時是在深夜。我飛快地敲下了那篇文章。”
創新對監管的依賴
上個月，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聘請前Facebook總顧問特德-烏里特（Ted Ullyot）創建一個監管事務部門，這個舉動明顯意在令政府和高科技初創企業之間的互動變得更加順暢。而僅僅就在兩年前，安德森霍洛維茨董事會合伙人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還發表講話，號召高科技企業家“終極退出”，形成自己的社會。上個月的任命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在一些投資者看來，科技界秉持與監管為敵的流行立場，其效果適得其反。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是Y Combinator的總裁，他說，“我希望所有那些想在一個不受監管的島嶼天堂生活的人，能夠找到他們的島嶼，因為到了那時，他們就不會再有這么多抱怨了。”奧特曼認為，人們輕易把監管機構視為是對創新的障礙，這是小看了政府在幫助初創企業獲得成功上的作用。
奧特曼的觀點與一種流行看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像 Uber和Airbnb這樣的初創公司，人們把它們的崛起理解為對政府職能的無視。根據這種看法，監管機構純粹是它們的敵手。
但是，伯克利中心的法律與技術執行董事吉姆-登普西（Jim Dempsey）說，這種看法低估了政府所提供必要的支持。登普西認為，人們應該更多地認識到，初創公司受益于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建設。
“我可以打包票，如果你沒有法律結構，你就不會有創新，”他說。“反而會出亂子。”在技術領域的每一個分支上，法律都為企業家的茁壯成長提供了保障，登普西指出。“為什么人們明明知道90%的人都會失敗，還是愿意去創建初創公司？因為他們知道，公司法和破產法會保護他們，讓他們免于承擔個人責任，不會變得傾家蕩產。他們知道，就算新公司倒閉了，自家的房子也不會被收走。”
如今發展最迅猛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大大受益于各種監管：比如Spotify和Netflix（如果沒有版權法，沒有人會為這些服務付費）； Lyft和Uber（如果國家沒有鋪設道路會怎樣？）；還有Stripe、 Square，甚至泰爾早期在PayPal取得的成功（沒有SEC的監管來限制身份信息盜竊造成的個人財務損失，誰還會那么爽快地提供信用卡信息？）我們也不要忘了互聯網本身，它最初是政府啟動的一個科學性質的通信網絡。
“長期以來，企業家們一直抱怨連連，他們只是想進行創新，不想讓政府礙手礙腳，”登普西說。“當然，事實是，每一個創新者都是在多重監管體系提供的氧氣下生存的。”但是，當你創建的某個新東西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法律摩擦時，這一點很容易遭到忽視——特別與那些沒有考慮到技術持續演進的監管方式之間產生摩擦時。
核能初創公司Upower是Y Combinator去年的資助的一家公司，它只在一些擁有監管框架的國家中進行測試。該公司試圖利用更加安全的設計來修建小型反應堆，讓其不僅可以回收核廢料，而且比現有的核工廠效率更高。
核工程師雅各布-德維特（Jacob DeWitte）是Upower的聯合創始人，曾就讀于麻省理工學院（MIT）。該公司吸引了一些南美國家客戶的興趣，可惜的是，那些國家缺乏核電項目的基礎設施。因此Upower正在尋找加拿大和美國等國家的客戶，因為這些國家有框架來為這樣一家小型初創公司提供重要指導。“它們有監管系統來幫助你實現工藝的規范化，這是很重要的。”德維特說。
尋找灰色空間
初創公司受益于政府的基礎設施，與此同時，監管機構則受益于公司施加的壓力。這些公司大打法律擦邊球，強力推進了監管的變化。
“這正是創新的本質，”登普西說。“產品或服務將在法律尚不明確的灰色空間出現，這些空間是不受監管約束的。然后監管機構就會確立其管轄權，于是創新者必須作出反應。”
在奧特曼這樣的投資者看來，這是一個很有用的模式。他鼓勵初創公司去尋找那些灰色空間，這些空間里法律尚不明確，或者新技術的有可能對之施加壓力，迫使它進行改善。“大多數創業公司的競爭優勢都在于擁有一個聰明的監管戰略，”奧特曼說。
政府監管常常遭受的一個 批評是：監管程度過高，導致發明者歷來鉆營的“灰色空間”日益萎縮。特別是在政府深度參與的領域（比如醫療保健或能源），由于監管收緊，人們擔心小型公司無法再這些領域里起步。
奧特曼也有類似的看法，不過他仍然樂觀地認為，目前仍然足夠的空間讓初創公司開發技術，從而推動法律的演進。對于Y Combinator孵化的很多公司來說，這意味著尋找一些有法律框架的國家，讓他們收集所需的數據，來獲得國際監管機構的批準。“擁有一系列不同的監管環境，這是好事，你可以選擇自己合適的環境，”奧特曼說。“如果我想創辦一家無人機公司，我就會去新西蘭。如果我想創辦一家醫療器械公司，我會去歐洲。”
“法律黑客”的幻想
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是著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孫子，也是海上家園研究所的共同創始人、董事長，以及形象擔當。曾經有一段時間，如果世界上有人可以把“創新島嶼”的夢想變為現實，那么這個人就非他莫屬。即便那個夢想已經漸行漸遠，但他仍然相信有必要為創新提供一個受保護的空間。他說，無論未來的法律有多么靈活完善，新技術與現有政府發生沖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新技術必然是在一個灰色空間中存在。“即便有一個理想的政府，也仍會如此。唯一例外的情況就是，法律可以正確地預測創新的演進并提前進行調適，但是這極不現實的。”
弗里德曼目前是谷歌的一名軟件工程師，在創辦海上家園研究所之前他就在那里工作。這幾年來，他體會到了建立一個國家的各種復雜性。“我最初開始那么做時，并不是認為制定完美的法律易如反掌，也不是覺得監管部門沒有進行過嘗試，”他說。“但是，最初我有點天真，以為會有法律黑客存在。”
后來弗里德曼明白了，法律黑客是不存在的（這里是指，政府和科技發明家之間的沖突必然發生，沒有人能找到漏洞來繞開和避免這種沖突）。為什么這樣的黑客是很多技術創新者的幻想，這是可以理解的。置身于法律的灰色空間讓人感到不舒服。它需要你開展大量的工作。建立一個島國的做法繞不開政府，反而只會帶來另一個政府和一套新的監管挑戰。在一個島嶼天堂上，真正的創新其實是修建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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