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Stephen Goldsmith 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同時也是 Socrata 咨詢委員會的成員。他曾經擔任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市長和紐約市的副市長。
紐約和芝加哥分別是兩項重要市政改革的領導者——開放數據運動和集中式呼叫中心（311）。這兩座城市最近邀請私營企業幫助它們建立一種類似于 Facebook 的平臺。
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市政府在進行改革的時候都采用了嚴密的等級系統，政府官員會利用其他人無法獲知的信息制定一些讓公務員遵守的規則和程序。即使是備受贊譽的 311 呼叫系統，它的基本概念仍然是讓受委屈的市民向全知全能的市政府求助。
這種令人失望的雙邊交流進一步加深了這樣的觀念——市民是政府服務的被動接受者，而不是對社區有意義的參與者，而這種政府是權威、信息和技能壟斷者。
從紐約和芝加哥的做法中可以看出，一種更為現代的系統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的——由市民、官員和他們的信息所組成的開放網絡的公共價值，將體現在連接到這個網絡的個人數量和他們可以使用的數據的質量和可用性之上。這個概念來自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它假設一個技術網絡的價值會與它的用戶數量的平方成比例。
事實上，數據開放不僅僅意味著維持市民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它還可以實現解決方案的共同創造，由市民、企業和政府機構組成的活躍（通常還是混亂的）群體可以共同參與到解決問題的流程當中（外部）。作為這個流程的一部分，政府透明化運動的態度已經從形式化對待（政府官員將一些難以閱讀和使用的信息放在網上）轉變為提供實時而且機器可讀的在線數據。
我們可以從這些包含來自呼叫中心的記錄和請求的開發數據當中獲取發現——這方面的改革對于某些城市來說是比較困難的。例如，紐約市政府肯定不會欣賞這樣的做法：“Iquant”博主本·威靈頓（Ben Wellington）發現了紐約市有一個很容易被開罰單的地方，因為那個路段缺少了一個路牌，所以交通局的官員們就可以日復一日地利用這個漏洞收取罰款。
這種形式的開放數據會造成去垂直化的結果——讓大量的政府部門參與到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內部）。例如，芝加哥衛生局的一批優秀流行病學專家最近得到了來自其他政府部門提供的開放數據，并從中分析出了有用的結果。在一個真正做到數據開放的政府中，根據特定的法律要求收集信息的做法已經過時了，即使收集信息的對象是其他政府官員。
當你將政府看成是一個新型社交網絡的時候，你就會開始看到隨之而來的進步前景。
這些利用開放數據驅動的新型社交平臺通常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產生出積極的社會效應。紐約市的一位社區領袖在幾年前告訴我，條理清晰的 311 呼叫中心開放數據幫她找出了某個十字路口發生大量行人交通事故的原因——該路口的兩側分別有一家養老院和藥店，這些是交通工程師通常都會忽視的要點，因為他們只會關注車流量的情況。
這些變革在技術和透明化運動（內部和外部）方面所體現的意義是，現在多個群體都加入到了政府解決問題的社會化流程當中。這是將政府看成是一個新型數字平臺的意義所在——它就像是一個社交網絡。
當你將政府看成是一個新型社交網絡的時候，你就會開始看到隨之而來的進步前景——這個社交網絡為沒有得到足夠服務和代表的群體提供了一個表達自己觀點和需求的機會，同時他們也能夠評估自己受到的服務的數量和質量。
這些新型系統的下一個目標是促進一種新的社區參與觀念，邀請那些沒有得到周到服務和發聲機會的人為他們的服務評分，并讓他們提出影響自身生活質量的問題的解決建議。紐約市議會的預算指定流程已經向這個方向邁出了一步：議員讓市民決定如何使用 3200 萬美元的市政預算。
這種數據的逐步完善代表著多種潮流的匯聚——其中包括一項強而有力的開放數據運動，它可以帶來清晰明了的可用數據。這些數據不是僅僅為了展示，而是用于解決問題和 311 呼叫中心的改革，從而將市政府的角色從墨守成規的組織轉變為有求必應的扁平化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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