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報》撰稿人蒂姆-亞 當斯（Tim Adams）受邀前往美國加利福利亞州參觀了谷歌總部，那里有很多才華橫溢的人正在研發創新型產品。像無人駕駛汽車這樣的東西將改變我們的生活，但這個社會準備好接受它們了嗎？以下就是亞當斯對此行的記錄和看法：
谷歌無人駕駛汽車在加州山景城的大街小巷穿行已經成為一種常態。
坐在谷歌無人駕駛汽車的后座上，最讓人感覺不安的事情，就是你竟然這么快就習慣了它。我坐在一輛無人駕駛的雷克薩斯的后座上，在加州街道上行進了10分鐘后，對前排的谷歌“司機”沒有手這個問題已經覺得很正常。車輛接近一個復雜的十字路口時，附近每一個移動或靜止的物體——卡車、帶輪垃圾桶、鳥類、樹木、行人——都被繪制在車內的電腦控制臺上，我發現自己腦海里出現的念頭不是“小心！”而是“沖過去！”
谷歌現在一共有24輛這樣的汽車，在山景城谷歌園區，更遠的高速公路上，乃至于舊金山道路上，這些車的行駛里程總共達到了數百萬英里。不足為奇的是，這些車的行為有點像謹慎的學習者——車輛的傳感器、雷達和激光裝置、攝像機一直在不斷工作，它們可以監視兩個足球場之外的意外事件。現在，一個父親帶著小寶寶在右側騎自行車，車輛正在根據存儲器中的資料，計算這個父親接下來很有可能會做什么事。然后，車輛又開始計算以何種速度駛向站牌，才會比較準確地在站牌前停下。
車輛還在交通燈變綠后謹慎地多停了一秒半，但我自己是個不耐煩駕駛者，心里想的不是“真棒！”，而是“真啰嗦……”。我連一次也沒有想過這輛汽車——或者說是為它做決定的復雜數字智能——會無法做出正確的事情。保險杠上的“相信谷歌”貼紙已經略顯陳舊，我覺得，我對這輛車毫不懷疑的心態就是受了這種口號的感染。
我在谷歌總部參觀了三天，第二天早上我乘坐了這輛無人駕駛汽車。谷歌從創辦到現在已經有了16年歷史，準備好了舒展羽翼，我想知道這個全能的搜索引擎目前正在朝哪個方向行駛；它計劃下一步出擊哪個領域（虛擬的、現實的、經濟上的）；以及它將把我們帶向何方。
四面出擊
參觀谷歌園區期間，我與谷歌翻譯的負責人巴拉克-托羅斯基（Barak Turovsky）進行了交談，他把一部手機在桌子上，他講俄語口語，讓手機翻譯成英語和我交談；我還見到了谷歌地圖負責人馬尼克-古普塔（Manik Gupta），他對一些看似不可能達成的任務興致勃勃：使用背包客和當地人的知識，來繪制印度村莊、大峽谷、大堡礁的地圖。谷歌搜索算法的背后有兩、三個重磅人物，我聽到了其中之一本-戈麥斯（Ben Gomes）談“自然語言生成”和“深度學習網絡”的快速發展（以及在用戶提出問題之前，就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
還有亞歷克斯-高利（Alex Gawley），他剛剛重新設計了Gmail的移動版本；谷歌內部未來主義實驗室Google X的邁克-卡西迪（Mike Cassidy），他的氣球項目（Project Loon）旨在讓目前還不能上網的40億人獲得無線網絡連接，方法是把數以萬計的熱氣球升上平流層。（“這似乎是件值得努力的事情，”卡西迪說，這種幽默的輕描淡寫是谷歌的通用語）。我把雷克薩斯交還到停車區后，前往一個試驗區，那里有新的原型無人駕駛汽車。它是輛看上去很友好的雙座小車，沒有方向盤和剎車踏板，在社區發布會上開來開去。我在這里遇到了穿著T恤和短褲的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
無人駕駛汽車是他目前的首要任務嗎？我問。（我看到他后馬上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我一共只逮住機會問了他兩個問題）。
“我們目前有很多重點，”布林說。
謝爾蓋-布林，谷歌聯合創始人，目前仍擁有該公司約16%的股份。
他說的是實話。從外界的眼光來看，谷歌正在同時努力解決所有問題，在所有市場上開拓殖民地。作為一個公司，這樣沉迷于四面出擊似乎很危險——你也可以說是很驚險刺激。去年，谷歌另一位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承認。自己試圖將谷歌坐擁的620億美元現金投資出去是個挑戰。他去年10月告訴《金融時報》，蘋果的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總是對他說，谷歌正在試圖做太多的事情了，這太過于雄心勃勃。但佩奇認為，缺乏這種雄心是在犯罪。即便如此，他也承認：“我們目前有點像是置身于未知水域。我們如何利用這些資源來對世界產生更加積極的影響呢？”
兩個原則
為了更多地思考這個問題，佩奇宣布他去年年底不再花太多精力在技術挑戰上，并且任用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承擔他之前產品負責人的部分角色。皮查伊現年43歲，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就是谷歌工程靈魂的化身。此人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長大，最初在印度學習，然后進入斯坦福大學和沃頓商學院，之后被麥肯錫公司聘用，2004年進入谷歌。他人很謙虛，熱衷于解決問題，對可能性充滿了熱情，但在精確表達它們的時候略有些口齒不清。他如何決定公司的數百億美元該優先投向哪里呢？
他說，有兩個文化上的信條是他的指導原則。其一是“以用戶為中心，其他一切都擺在后面”。這是布林和佩奇16年前寫的一句話，當時谷歌基本上只有他們兩個人。
“我們把它叫做‘牙刷測試’，”皮查伊說，“我們要把精力集中在數十億人每天使用的東西上。谷歌遵循這個原則的效果很好。產品必須具有全球性，谷歌搜索就是這樣起步的。不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還是農村孩子，只要你有機會訪問谷歌，體驗就是一樣的。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非常民主化的東西。”
加州山景城谷歌公司總部的員工。
第二個指導原則，來自于布林和佩奇制定的使命聲明。皮查伊說，無論他們選擇做什么，必須以某種方式朝著“組織世界各地的信息，讓人人皆可訪問”的方向邁進。谷歌一直在大量吸納數據——文本、視頻、攝影、搜索歷史、gmail、口語、司機行為、衛生指標，等等；這既是他們給你的禮物，也是你給他們的禮物。 “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忙忙碌碌，但是，當我試圖弄清我們應該做什么時，我都會回到這兩個核心原則上。”皮查伊說。
谷歌夢
每一個可以定義時代的公司不僅向全世界出售產品，也向全世界輸出它的文化。谷歌執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寫了一本坦率得驚人的書《How Google Works》（合著者喬納森-羅森伯格是谷歌用戶產品和廣告主產品的資深開發者）。書中寫道，“文化和成功如影隨形，如果你連自己的口號都不相信，你就走不了多遠。”你不需要在谷歌園區里待上很長時間，就會發現大家特別相信這個口號。
當與企業文化相連的生意非常成功的時候，企業文化就會引起更廣泛的興趣。如果谷歌是雅虎或者MySpace，那么谷歌的沙灘排球場、周四會議、著名的面試技巧、乒乓桌，以及午餐菜單選擇，就明顯不會那么吸引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在這種特意渲染的文化中度過的時間越多，你和谷歌的人交談得越多，你就會越發認識到，谷歌員工不僅自己生活在“谷歌夢”中，而且還向全世界兜售某種“谷歌夢”。
山景城附近的帕洛阿爾托安靜、有序、富有，沒有城市的感覺。它的居民大多資產豐厚，時間緊張。他們認為可以用聰明的方法來應對壓力。他們喜歡結構性的想法。他們相信，如果整個世界都是綠色、安全、易于行駛的，那將是一件好事。對這一目標的追求似乎幫助谷歌推出了很多創新產品。
誰的“輕松和愜意”?
研制無人駕駛汽車的原因是：它們可以讓乘車者“更高效”地利用時間（我想他們的意思是，可以在車上開電話會議或使用谷歌搜索）。不久之后，人們就連搜索都不需要了——這需要多長時間？我什么時候可以安排與妻子一起散步？我冰箱里有什么時候可以當晚飯？在這些問題甚至被提出來之前，手機就會做出回答。幾位充滿熱情的副總裁表示，這種“輕松和愜意”似乎是用戶想要的東西。 （“是嗎？”我一直納悶。這可能更像是硅谷副總裁想要的東西。他們整天開會，過度勞累，對他們來說，時間就是金錢。）
有時候，聽著他們講這些手機功能，感覺好像他們銷售給用戶不是“輕松和愜意”，而是“被動和鈍化”。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干預方式，比如無人駕駛汽車，難免會導致一個后果，即遠遠更少的人會一心想去什么地方。但谷歌不僅僅想要獲得成功，而且也想獲得大家的喜愛。就像所有其他追求者一樣，當覺得自己遭到誤解的時候，谷歌也會感到惱怒。
“我認為人們看到了顛覆性的一面，但并沒有真正看到積極性的一面，”拉里-佩奇去年說。 “他們沒有看到谷歌技術的進步可以變得人們的生活......我覺得問題在于，人們沒有感覺到自己參與了進來。”
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可能是對的。 2013年牛津大學開展了一項研究，想了解機器學習的突飛猛進對就業形勢的影響（谷歌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機器學習的發展）。研究結果稱，目前美國就業崗位的47%——從出租車司機（無人駕駛汽車）到腦外科醫生——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受到機器人和計算機的沖擊，都是如此。佩奇本人對這種變化的必然性感到樂觀。如果有機會放棄工作，90%的人都“不希望做他們今天正在做的工作，”他說。但他們將靠什么來謀生，就不那么清楚了。 “有種觀點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像奴隸一樣工作，于是就讓他們做一些低效率的事情，以便他們能保住工作。在我看來，這真的是講不通，”這位富豪說。“正確的應對之策不可能是那樣。”
“牙刷測試”的缺點
互聯網評論家葉夫根-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稱佩奇的這種觀念是“谷歌主義”，即衷心相信科技擁有巨大的解放力量，谷歌產品部門領導者也普遍持有這樣的觀念。谷歌園區里有些安靜的夢想家，從事著日常奇跡的創造，在和他們交談時，你能夠感受到谷歌著名的“不作惡”信條帶來的安心感。這是人形的數字化革命。
可惜的是，同樣與這些人交談時，你也會對事情的前景感到疑心重重。谷歌的員工態度親切，說話輕聲細語，但他們被驚險刺激的問題解決邏輯所引導，有海量數據和數以十億計的美元可以利用。“牙刷測試”的一個缺點是，雖然這些解決方案可以提供好處（和利潤），可以激發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這也意味著，如果出現意想不到的后果，它的影響將乘以幾個數量級。那個算法里并沒有計入人們要付出的代價。
那個算法（谷歌的秘密武器）的主要守護者之一是本-戈麥斯。他在谷歌已經很長時間，公司率先推出AdWords這種“每次點擊支付”收入機制，用人們的好奇心來賺錢的時候，戈麥斯就在這里。他被人們稱作“搜索沙皇”，現在是UI負責人，努力讓體驗無縫銜接，讓美元滾滾而來。UI指用戶界面，是人類與谷歌之間每天數以十億計的對話“片段”，非常重要。
谷歌UI負責人本-戈麥斯
戈麥斯迅速講述了他這15年來克服過的重大挑戰，特別是語音識別功能的日益穩定。這個世界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甚至無法讀和寫，有了語音識別功能，他們也能使用谷歌服務了。 “現在所有主要語言的效果都很好，”他的眼神閃亮。 “我們已經攻克一些重大問題，比如翻譯和語音識別，錯誤率從25%下降到8%。很多年前，我完全無法使用它，因為我的口音很奇怪。有段時間我們必須讓英國人來做樣本。現在它的效果已經很好了。”
取代還是互補？
戈麥斯出生于坦桑尼亞，在班加羅爾長大。他富于前瞻力，參與創造了一些變革性的技術。戈麥斯說，自己小時候獲得外界信息的唯一來源，就是每個星期可以從英國文化協會圖書館借出的兩本書：狄更斯的小說，歷史書籍。現在有了互聯網，只要使用口袋里的手機，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信息
我想了想圖書館和谷歌，問他：盡管現在有這些巨大方便，但是某些小事情，比如尋找知識時的努力，發現知識時的驚喜，也在這種進步中失去了。或者換一種說法，一個孩子從BuzzFeed中了解的世界，和從狄更斯小說中了解的世界是一樣的嗎？
“我不認為其中一個可以取代另一個，”他說。 “我認為小說自有其作用。如果孩子提出一個問題，你提供了一個答案，我認為這會激發他們去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究。有時候我會去看書，以便深入了解某個東西，但如果我們能夠提供某種東西，來滿足你的好奇心，并給你一些路標，指引你去了解更深層的信息，那肯定是件好事。”
這當然是一個絕妙的想法，谷歌搜索并沒有讓我們變得被動，而是更聰明、更好奇。盡管如此，作為一個憤世嫉俗者，我還是不禁想起了Twitter上的一個視頻。那是一個系列采訪，受訪者是德克薩斯大學的學生，問題涉及美國歷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都是非常基本的問題。比如 “誰贏得了美國內戰？”但沒有人知道（“美國？”“南方？”“能再說一遍是誰參戰了嗎？”）。但是，當問“誰是影星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第一個妻子？”時，有人可以回答上來。
在谷歌公司總部的一堂健身課上。埃里克-施密特曾經說谷歌的員工是“多維度的”，是“智能創意一族”。
智能創意一族
埃里克-施密特在他的新書中談到了谷歌員工，稱他們是一種“不同類型的雇員”：“他們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任務，不止步于對公司信息和計算能力的運用。當他們不同意某個東西時，他們不會保持沉默。他們很容易感到厭倦，經常換工作。他們是多維度的，通常結合了技術深度、商業頭腦，以及創造性天才。換句話說，他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工作者’。它們是一種新的動物，我們稱之為‘智能創意一族’，他們是在互聯網世紀獲得成功的關鍵。”
在谷歌，這樣的人比比皆是。毫無疑問，智能創意已經成為一種傳染病，一種病毒。只要和邁克-卡西迪一起待上五分鐘，就不可能不被他對氣球項目的熱情所感染。卡西迪是個連續創業家，他的前四個初創企業被谷歌以七位數的總價收購了。他談到將送氦氣球升到20公里的高空，然后想法去駕馭它們，以便把Wi-Fi提供給半個世界。無人駕駛汽車項目負責人克里斯-烏爾遜（Chris Urmson），對于“為什么需要的這項技術”給出了細致的、無可爭議的解釋。 “目前，全球每年在道路上喪生的人多達120萬人。僅在美國就有3.3萬人。相當于每周里有五天，每天都有一架波音737墜毀。我們為什么要接受這種現狀呢？”
烏爾遜詳細敘述了盲眼駕駛者史蒂夫-馬漢（Steve Mahan）告訴谷歌無人駕駛車，帶他去拿干洗好的衣服時的喜悅。他還詳細介紹了自己團隊如何不厭其煩地了解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駕駛場景（他最喜歡的一個場景真的發生過：一輛無人駕駛汽車遇到一名坐輪椅的男子在追逐一只鴨子）。他自豪地指出，無人駕駛汽車目前只遇到11起小事故，大多都是被追尾，全都不是“無人駕駛汽車的錯”。 “如果你看一下青少年駕駛汽車的統計數據，就會發現他們才是真正的馬路殺手，” 烏爾遜說。他有兩個兒子，分別為11歲的伊桑和9歲的卡爾。 “我們的目標是，在伊桑拿到駕駛執照之前，讓無人駕駛車輛面世……”
智能創意一族熱情洋溢地談論與項目有關的幾乎所有東西。但是，你永遠無法真正讓他們談下去的話題就是錢。當被問及他們的點子的商業化狀況時，工程師們會用同樣的話作答。
“我們總是假設，如果能夠提供正確的用戶體驗，自然而然就會實現商業化。”
他們說，科學和銷售之間有一堵防火墻，就像報社的編輯部和廣告部之間存在防火墻一樣。那么這里是否會和報社一樣，出現這樣的壓力——為了廣告因素，而對“純粹”的搜索結果進行調整？
“以我的經驗來說，不會，”戈麥斯說。“拉里和謝爾蓋把這之間的區別劃分得非常細。”
谷歌無人駕駛汽車的一個原型。
歐洲人不理解谷歌？
但是對于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來說，該算法現在變得如此重要，它是否應該像一些歐洲政客所主張的那樣，成為某種公共財產呢？
“我們不能那樣做，原因是有些人試圖欺騙系統，”戈麥斯說。 “這是一場持續的戰斗，為用戶提供他們希望獲得的盡可能多的信息，讓網站獲得盡可能多的流量。如果這個算法公開了，這場戰斗就會失敗。”
當然，對這個算法的保密只是谷歌在歐洲遭受白眼（無論對錯）的原因之一。歐盟認為谷歌壟斷和違反了反托拉斯法，最近開展了一系列調查，提起了一系列訴訟，更是進一步助長了人們對谷歌的不滿。我猜，這也是我和一個德國記者、一個法國記者，被邀請參加這個“事實調查團”，到谷歌總部參觀的原因之一。
歐洲人在哪些方面不理解谷歌？同來的德國記者問桑達爾-皮查伊。
“在美國也有同樣的爭論，只有稍微有些不同，”他說。“數字經濟確實代表著變化，而且這是非常快的變化。我們理解自己會處在眾目睽睽之下。只要這是一個健康的過程，那就對世界會有好處。歐洲人喜歡使用我們的產品，這讓我感到安慰。我們工作得盡心盡力。我希望大家能見見我們這里的人。但總體來說，對于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我并不認為有些人的看法是準確的。”
哪里不準確？
“我認為，我們并沒有在推進產品的時候罔顧人們的利益，”皮查伊說。 “我們力圖做出取舍。我們非常努力和大家形成伙伴關系。例如，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Android都是最開放的用戶平臺之一。”
盡管如此，歐盟委員會已經開始在調查Andr oid。
“我們已經完全解決了在美國和韓國的類似指控。如果你看看它催生的創業者生態系統，就知道它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知道，桑達是否把政府也看作合作伙伴。
“在我們開展業務的每個地方，我們都要在法律和監管框架下經營。我們把政府看得很重要嗎？當然是的。”
但政府本質上是進步的障礙嗎？
“他們也可以幫助我們。我們要從他們那里了解一些事情。他們確保我們的產品是安全的。但是，我們是在為整個世界服務，我們努力進行負責任的創新。”
在離開他辦公室的途中，桑達問：如何能讓歐洲人更好地理解谷歌？
“你可以多交些稅，”我說。
他禮貌地微笑。
加州山景城谷歌公司總部。
最顯眼的金字塔
埃里克-施密特關于“谷歌之路”的宣言中有很多救世主式的戰斗口號，其中大多都以這句話為中心：“互聯網世紀充滿了尚未修建的金字塔。讓我們開始吧。這次不再有奴隸。”
當然，如果那個構想實現了，我們會有一個勇敢的新世界。 但迄今為止，互聯網世紀造就的最顯眼的金字塔卻是財富上的不平等。過去20年，是人類歷史上資本從公眾手里轉移到超級富豪（銀行家、律師、數字創業者）手里程度最嚴重的年代。謝爾蓋-布林凈身家達297億美元，購買力強于任何一位法老。他聯合執掌的谷歌公司在2013年實現營收34億英鎊，納稅2160萬英鎊，比例只有0.6%（喬治-奧斯本希望今年用“谷歌稅”把這個數字增加到25%）。
數字時代也產生了大量先知。谷歌公司成立兩年后，美國評論家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就在《上帝管不到的市場》（One Market Under God）一書中詳細介紹了新的數字經濟的影響。谷歌的魅力攻勢很厲害，為了解毒，我在坐飛機回家的途中重讀了這本書。弗蘭克富有說服力的闡述了第一次互聯網熱潮如何動搖了“我們的前輩花了幾十年時間營造的中產階級共和國，數以百萬計的人發現自己被困在沒有福利的臨時工作中，但我們股票走勢不錯。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的費用上漲得超出了我們的負擔能力，但是我們在思科的職位還行；我們的社區倒塌，我們的行業瓦解……我們辛苦獲得的那點職場權力被浪費。由于深信互聯網‘改變了一切’，我們簽字放棄了一些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弗蘭克針砭了管理行業的“胡說八道”——“以無法當作證據的軼事為基礎，使用明顯錯誤的三段論，毫無意義的圖表，以及自封為大師的人講的話”。此外，他還描述了“酷炫”的、自以為是的新貴作風：“與樂隊成員聊天，在星巴克寫詩歌……放棄硬梆梆的領帶西服，改成全天候的休閑衣著”，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一直在以從前難以想象的規模擴大和保護個人的資本。
谷歌信條的隱性含義
我有時候不免覺得，“谷歌有這么多錢，就應該做它喜歡的事情”的想法也許和它的地理位置有些關系。佩奇和布林在斯坦福大學讀書的時候相遇，聯合創辦了谷歌。斯坦福大學最早的捐助者利蘭-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也有“把東西做出來，就會吸引人來”的觀念。在第一波西海岸淘金潮中，斯坦福靠鐵路積累了財富，之后在舊金山的諾布山過著億萬富翁的生活。斯坦福把錢花在他覺得合適的地方，既是一個強盜貴族，也是一個模范式的慈善家。財富創造者總是對著鏡子告訴自己，全世界都應該感謝他們的才華。就像那些超級富有的名人，說自己可以貢獻給慈善機構的最好東西是自己的時間一樣，谷歌也希望表明，利他主義是它的一個發展原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它的一種饋贈。在谷歌工程師中，這幾乎是種信條。
在這種信條的隱性含義是：既然它們提供了這一切恩澤，而且似乎是免費提供的（這無疑是一些神奇資源 ——組織了世界上所有的知識，繪制了世界上所有街道，提供97種語言的即時翻譯！ 數字化了世界上所有的書！）似乎他們就覺得自己可以不用承擔起全部的財務責任。 佩奇認為技術前進的步伐不可阻擋，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數字力量有時可能會帶來殘酷的影響，這就需要由國庫出資來進行緩解。在這里我只舉兩個例子：如果谷歌繳納其份內的稅款，就會有非常多的圖書館可以繼續經營，有大量的出租車司機可以獲得其他技能的培訓。
我們在谷歌園區里的大多數時候都有人陪同，我只找到一個機會，和兩個年輕的谷歌員工交談了一下。奇怪的是，聽到我來自倫敦，為一家英國報紙工作時，兩人分別問了我同樣一個問題：“沒有了杰里米-克拉克森（Jeremy Clarkson），《Top Gear》（令人熱血沸騰的汽車節目）還辦得下去嗎？”這種巧合讓我覺得好奇，所以我對布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無人駕駛汽車是否是一種中年危機的逆向展示。
他曾經是個愛飆快車的人嗎？我很好奇
他顧左右而言其他。“我喜歡電動車解決方案，”他說。
我們注視著他的電動車解決方案在測試道上行駛，處理各種突發的人為障礙——行人、自行車。輪到我試車時，我發現車上沒有任何控制裝置。行駛過程中，我覺得這好像是在通向一個被一秒一秒地繪制出來的未來。作為谷歌智能力量的一個象征，它極為令人印象深刻，但你在乘坐它時，會感覺到這不是一條坦途，而且也不會很快就變成一條坦途。
谷歌氣球項 目負責人邁克-卡西迪。
谷歌目前正在開展的項目
氣球項目
“我們的計劃是把讓目前尚不能上網的40億人可以接入互聯網。氣球將升到20公里高空，比飛機飛行高度還高一倍。通過這些氣球，你用一部標準手機就可以連接到路由器，網速可達每秒10兆比特，是觀看YouTube視頻所需網速的三倍。我們不需要地面接收器，只需一部智能手機就行。氣球的數量數以萬計。我們的目標是讓每個氣球在高空堅守100天。我們可以調整它們的位置。我們有一套復雜的編排方法，當一個氣球移走之后，就會有另一個來填補它的位置。”
“如果準媽媽能夠上網，嬰兒死亡率可以大大降低。同樣，農民如果能夠上網看準確的天氣預報，農作物產量可以提高30%到50%。氣球項目任務控制系統的名稱是‘小世界’。這個項目剛推出時，所有的報道差不多都說：‘這太瘋狂了，絕對行不通。絕對是谷歌的一個敗筆，’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在和著名的電信運營商合作，已經飛了很多公里，他們的態度變成了：‘哇，好啊’。”麥克-卡西迪，氣球項目負責人。
無人駕駛汽車
“高速公路的場景相對簡單。幾年前，我們就改為在城市街道上試車了。這種場景更加復雜一些。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測繪。 GPS有10米誤差，你會遇到橋梁、隧道，以及沒有GPS信號的地方。我們地圖中已存儲了信息，當汽車四處行駛，它會用傳感器建立了另一幅地圖，然后把兩幅地圖比照——這為我們提供了2厘米的位置精度。除此之外，我們每秒都在進行大量的概率計算。在城市中行駛，你一定要了周圍的狀況。你得明白，你需要自行車騎行者留出更多的空間。或者說，明白那輛公交車是一輛校車。或者有一輛警車正在從后面快速接近你。很棒的是，我們的車都能夠分享它們的經驗。目前大約有75年的行駛經驗在整個車隊中分享……”德米特里-多爾戈夫，谷歌無人駕駛汽車首席工程師
谷歌搜索
“隨著搜索變得更龐大而復雜，它的作用、它可以回答什么問題，也更加頻繁地令我們感到吃驚。去年我們對算法做了6萬次測試，推出了可能1000個改進。我們的首要任務始終是：對于你想要提出的所有問題，為你提供最好的答案。除此之外，我們想繼續與你交談。我們想讓你看到，你可能還會提出哪些后續問題。做到這一點更加困難一些。此外，我們希望對于所有類型的數據——視頻、圖像、文字、你的個人資料，都能做到這一點。然后我們希望能夠在你真正提出問題之前，就能告訴你答案：拿旅行來舉例，它會告訴我航班信息，而且它還提醒我航班是否出現了延誤，它也知道交通狀況如何，所以它可以告訴我什么時候該出發去機場。這些事情本來需要做10個查詢。我們從自己的思維過程中獲得了一些靈感，但大腦的工作方式與計算機非常的不同。目前我們還位于這條道路的起點上，有很多瑣碎的事情是計算機無法理解的。但最終它們應該能夠變得理解。”本-戈麥斯，搜索副總裁
谷歌翻譯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在某些語言中，我們已經到達了最高點，已經用完了所有可用的翻譯數據。
“我們正在做多件事情，以便達到下一階段。有很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深層神經網絡”上，這是指在更廣闊的語義語境中看待語言的方式，同時我們也努力開展眾包活動。人們聯系我們，說：‘我希望你們可以翻譯我的語言——你們為什么不能推出這種語言呢？’在機器翻譯上，真的需要寫入數據，但目前沒有比較大的數據量。有些人聯系我們說，沒問題，他們可以提供數據。這已經成為了一個席卷全國的努力。比如，現在有數以萬計的人翻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語。我們可以將他們的翻譯輸入到我們的機器學習系統，并創建一個合適的數據庫。它不僅讓人感到驕傲，更是可以用在商務、旅游上。這本來是個副業項目，但現在我們擁有數以千萬計的貢獻者，正在為40多種語言翻譯而努力，包括弗里斯蘭語和蘇格蘭蓋爾語，這項工作是永遠沒有盡頭的。”巴拉克-托羅斯基，谷歌翻譯產品經理（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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