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休斯頓婦女起訴Facebook及以她名義在資料里貼她照片的朋友，并要求賠償1.23億美元。起訴書里稱，原告的頭部被人PS了其他人的色情裸體，起訴書于7月25日提交。律師稱Facebook必須受到懲罰，千萬被侵害隱私的受害者都應站出來。這種理直氣壯，來自于美國《通信規范法》也指出“網站平臺都應該用法律保護他們的用戶”這一條文。
無獨有偶，8月3日，一位奧地利隱私保護人士發起了一項針對Facebook歐洲子公司的大范圍集體訴訟，指控Facebook違背了歐洲數據保護法律。
隨著互聯網與生活的密切融合，網絡在帶給人們諸多的社交樂趣、生活便利等優點的同時，也觸發了隱私保護問題。從斯諾登事件，到蘋果的位置隱私問題，再到如今的社交隱私，網絡隱私問題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但相較于國外屢見不鮮的隱私維權案件訴訟，國內對于隱私問題似乎卻不那么注重。
此前國內有報道，不少用戶在互聯網上注冊的用戶名、身份證號、姓名遭到泄露，甚至受到了財產損失，卻鮮見有用戶維權。為何國外用戶敢于挑戰權威，站上法庭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國內用戶卻對此草草了事？更有甚者，用戶對于自己的權益進行維權之際，卻投訴無門，甚至被世人恥笑異想天開，為什么在同一種情況下，中國人就沒戲？
從主觀上來講，也許在很多國人眼里，總結成一句話就是：這都不是事。在國人的世界觀中，社會本來就是個融合的、龐雜的整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存在誰是完全獨立的狀態，在個人允許的底限之上的侵犯是可以容忍的，而因此非要在一些事上深究就有些略顯矯情。
不過，其實國人也同樣有保護隱私的意識，而這種保護隱私的意識不僅僅是從個人出發，甚至是推己及人的。自古孔子就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禮記》的《曲禮》篇中，有一段話也可看出古人對隱私的尊重：“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 意思是：將要上堂，必先發聲示意?？吹椒块T外有兩雙鞋，如果聽見有人說話就進去，聽不到有人說話就不進入。將進入房門時，目光要下視，進門時雙手要像捧著門閂一樣，眼睛不要環視四周。所以如果說中國人沒有保護隱私的意思，這實在是一種誤解。
而如今人們對于維權的弱化，其實是一種大環境下，不論是從個人層面還是從政府層面對于法律意識的雙重淡薄。國內法律并未跟上如今飛快發展的互聯網時代，導致用戶即使想要進行維權，不僅無望勝訴，甚至是投訴無門，找不到責任人和相關法律依據。反觀國外，早在2011年，六年級的Riley Startton因在Facebook發布了討厭老師言語而遭校方索要其賬號密碼及郵箱賬號。Startton決定拿起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的權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接受了她的案子，并最終幫她贏得了7萬美元的賠償費。若在國內，這種情形實在是無法想象。
不過，國內用戶不愿去進行維權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人性使然。中外文化存在很大差異，外國人追求個人自由，喜歡個人主義精神，行為上更加的激烈和激進。國人更注重家庭、集體精神、甚至民族大義，性格上也更為溫和及寬容。中國文化中的個體，在選擇自己行為的時候，不僅要考慮到自己內在的需要和情感，更多的是要反映他人的利益和期望。即使如今中西文化有著更多的融合的當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開始勇于追求個人精神的自由，但中國人自古傳承的“中庸之道”還是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們激進的行為。
總而言之，社交分享行為的根本源動力，是用戶在隱私問題與享受這種曝光與大眾面前的精神愉悅感平衡而來，在互聯網時代，在這個我們每個人的信息近乎“裸奔”的時代，除了防止他人故意侵犯行為，用戶自身也應注意提高對于隱私保護的認識，不要讓人性的寬容成為傷害自己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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