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病越來越為大家所詬病和抱怨。擁堵的交通，厚重的霧霾，以及城市攤大餅現象使得資源難以承載，這些都讓城市居民苦不堪言。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后，大數據進入醫療、環保、交通等諸多領域，成為智慧城市發展的助推器。在移動互聯網與大數據緊密結合的時代，城市病能否破解？
大數據應用于智慧城市發展
“智慧醫療是大數據服務于城市智慧發展的重要一點。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利用大數據分析，協助醫生對所有病歷進行分析，可以實現更好更快捷有效的服務。”IBM大中華區智慧城市北方區總經理谷冰談到，“大數據在環保領域也可以有很好的應用。如果把一些周圍污染源的數據、風向的數據都集中在系統中可以搭建出一個模型，預測2—3天后的PM2.5值，可以應用到智慧城市的環保環節，幫助政府、個人進行更好的環保氣象管理及出行管理。”
“大數據在首爾這座城市有很多具體應用。比如，我們利用智能手機，分析了30億條通話收發信息和短信信息設計了9條公交夜班車線路。另外，首爾市民對出租車空車行駛導致能源消耗、交通擁堵十分不滿，于是我們利用大數據分析出了20個坐出租車人群最多的地區，統計出來以后自動給出租車司機發送一個信息，前面左轉可能等待出租車的顧客更多。我們給手機用戶也發送短信，你往哪個方向遇到空出租車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減少空車率10%，就可以節省很多費用，也可以很大程度上減少交通壓力。所以大數據是城市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韓國首爾政府信息企業團團長金景瑞介紹。
北京市在數據收集和融合方面也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截至2012年，北京市主要業務信息化覆蓋率達到96.34%，全市各個部門建設數據庫311個，主題共享庫60個，已經開始通過首都之窗政府網站向社會提供數據服務。北京做了人口、法人、空間地理、宏觀經濟四大基礎數據庫的建設，也在嘗試四庫的融合。”北京信息化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彭凱說。
大數據應用仍面臨重重阻礙
“技術已經準備好，不僅僅是大數據分析，還有前端的感應線圈，包括現有的流式數據。”谷冰指出，然而大數據在智慧城市發展中的應用仍面臨重重阻礙。
首先是大數據時代的隱私權問題。“比如電信運營商所掌握的手機用戶基站登記信號，曾遭到網民一片罵聲，認為是個人隱私泄漏了。實際上政府不是要掌握個人詳細的數據，而是掌握整個城市人群的上下班和日常生活、休息娛樂，整個交通出行規律，把個人隱私信息濾出以后，對其他的信息進行分析，不同交通工具的出行規律，從而描繪出一張整座城市的動態量圖。根據出行規律深入分析找出不同時間段擁堵的原因，提出疏導措施。”彭凱說。
其次是龐大的數據量缺乏以應用需求為導向的收集、分析。“各個政府部門在執行自己的行政職能過程中積累了大量數據。數據分析如果沒有明確的需求，無論多么大的數據、多么好的技術都是白費的。”LGCNS中國數字市場事業部部長張勇虎說。
“現在為了解決一項業務應用，比如解決交通的問題，就需要把和交通相關的數據收集起來，圍繞應用方案做工作。”彭凱說。
再者，大數據理念能不能為決策者所接受也是一個問題。“在大數據應用方面，北京市在技術上已經做好了應用的準備。但實際上現在關鍵的問題是各級政府領導、政府部門領導能不能運用大數據的理念分析解決本部門、本行業當中存在的重大社會管理和服務問題。有再好的金剛鉆，不去攬自己的瓷器活，仍然解決不了社會非常關注的緊迫問題。”彭凱說。
多部門多方位消除阻礙
大數據真正助力智慧城市發展需要消除重重阻礙。首先，在移動互聯網或者新電商時代隱私應該被重新定義。“隱私使用的法制問題應該被重新定義，包括互聯網犯罪、互聯網詐騙等等，從技術角度來講，在新型的社會很難有隱私而言。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可能更關心隱私是否會導致損失和傷害。如何重新定義隱私？如何重新界定互聯網上的犯罪行為？這是一個新的課題。想通過封閉的方法，利用各種各樣的安全技術保護所謂的隱私信息，現在看來不太靠譜。”SAP城市創新首席科學家王斌說。
促進各行業、多元化數據交互融合也是重要的方面。“過去考慮問題往往站在局部，不能站在整體、全局考慮。大數據時代有待于跨領域多元數據的融合，需要成體系、立體、矩陣式的思維來謀劃。智慧城市發展的大數據應用分析也一定是各個領域多元數據交互融合的結果。”彭凱說。
在數據技術完備的情況下，體制機制的調整和多部門的聯動十分重要。例如北京的交通工作由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北京公交總公司、軌道交通公司共同管理，并不是由一個部門全部制定和規劃的。要想通過大數據技術解決“九龍治水”的北京交通問題，彭凱認為“北京交通委要統籌，站在更高層面規劃，行業治理并不能像韓國首爾市政府那樣直接操作，需要制定政策，規范行業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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