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雖然美國大選已經塵埃落定，但這場活劇帶來的喧囂還遠未結束，例如，民眾開始質疑Facebook的假新聞影響到了美國大選。我們感到越吃驚，就越說明我們為自己制造的“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有多強。著名科技評論專欄 Stratechery 的作者 Ben Thompson 在本文分析了互聯網環境下科技媒體所發揮的作用，Twitter 能給我們的最好的東西，也就是一根戳破氣泡的長桿——當然，前提是你愿意以“正確”的方式去使用它。
美國大選期間，社會影響最大的科技界人士可能要屬不太引人矚目的杰夫·貝索斯了。早在2013年，貝索斯收購了《華盛頓郵報》，其大選報道一直是業界典范。郵報八月份的報道，尤其是 David Fahrenthold 的那篇文章中，包含了大量的獨家爆料，產生的影響要大過許多推文、博文或者民主黨票倉加州的休假通知電話。貝索斯明白的道理在科技界實屬老生常談：影響力來自基于一定規模的可重復過程的構建。在《華盛頓郵報》這個例子中，相比我們任何人獨自能取得的成果，培養一家強大、自信的媒體所帶來的回報要多得多。
在貝索斯剛完成收購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名為《重建被科技摧毀的世界》的文章。這篇文章比 Stratechery 的多數文章都要短很多，所以在這里請大家允許我偶爾引用全文：
華盛頓郵報瀕臨破產，并最終被低價出售。這位收購者的事業開始于華爾街，卻轉向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產業，并從這里賺取了大量財富。他所買下的報紙擁有一個輝煌的歷史，但肯定會在幾年內不斷虧損。
我不是在說剛剛買下華盛頓郵報的貝索斯，我說的是曾在1933年買下郵報的尤金·邁耶（Eugene Meyer）。上世紀20年代，邁耶放棄了華爾街的優厚待遇，抓住化工用品行業蓬勃發展的時機創立了聯合化學公司（今天的霍尼韋爾公司）。在賺到上百萬財富后，邁耶將他的余生都投入到公共服務和振興郵報的事業中，并為此耗費了數百萬美元。
邁耶的做法在許多方面都與其他行業富豪一致。像范德比茲、洛克菲勒、卡內基這樣的家族，他們在鐵路、石油、鋼鐵等領域完成財富積累后，都會投資大學、博物館等其他一系列文化基礎設施。
這個傳統讓貝索斯的收購看起來意義非常，這像是一個破釜沉舟式的行為?？萍籍a業正在不斷孕育新型商業富豪，他們也在重復傳統富豪們的做法。馬克·扎克伯格向紐瓦克市學區捐獻了100萬美元，Facebook 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收購了《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但兩者的意義似乎都不像貝索斯的收購一樣重大，后者是一位獨樹一幟的科技大鱷，買下了全國排名第三的報紙《華盛頓郵報》。
科技大鱷買下《華盛頓郵報》，顯然這件事的諷刺之處在于，科技已經摧毀了傳統報紙的商業模式。倒不是說報紙在這里有什么特殊之處。正如一個月前我在《阻力》一文中寫道：
如果只用一句話來描述互聯網的作用，那就是消除阻力。
隨著阻力被消除，基于阻力構建的所有事物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包括價值、隱私、謀生方式。而且這只是其中的三個例子！互聯網正在瓦解幾乎所有我們的社會所依賴的制度和社交行為的基礎。
在《華盛頓郵報》和其他報紙掙扎著尋求自身存在價值的同時，我們看到新社會秩序對我們的生計所產生的毀滅性影響正愈加嚴重?！侗罎⒅械拿绹鴫簦–rumbling American Dream）》一文中的這一段值得一讀：
但就在地平線以外，正醞釀著一場全國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劇變，它將徹底改變1959年這一屆克林頓港市高中畢業生后代的人生際遇。這種轉變會是驚人且悲傷的，因為克林頓港市最后成為了這場橫掃美國的劇變中的典型代表。
克林頓港市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制造業的衰落。但在我看來，制造業的衰落史正是科技業的發展史。對生產力的不懈追求，盡管摧毀了我們大多數機制的根基，但總體上還是創造了大量的財富。
在這方面，貝索斯正在做的事情可說是他的責任所在。科技——注意我指的是廣義的科技——已經摧毀了太多；而重建這些事物必將是科技界人士的責任。
然后，我擔心我們這個行業很不幸地還沒有為這些責任做好準備。我們粉飾輟學行為，為無盡的工作時長背書，還為幾乎與現實無關的自由主義者理想進行捐助。我們聲稱創意不重要，然而硅谷風險基金a16z 的合伙人克里斯·迪克森在《創意的迷宮（The Idea Maze）》中寫道：
實際上創意很重要，只是這里所說的創意不像創業公司定義的那么狹隘。好的創業公司創意是成熟的，是制定了多年的計劃，并根據世界的變化準備了多種可行的方案。
但我們這個行業真的理解這個世界么？
接下來談談我自己。
我的人生軌跡跟人們印象中的技術人員大相徑庭。我本科是學政治學的，曾在全國最大的校報當編輯，也曾打算在政界工作?？僧厴I后，我去臺灣旅行，留在那里教英語，后來組建了家庭。六年后，我僥幸被一個一流MBA項目錄取，可是找實習的時候幾乎每家科技公司都將我拒之門外。因為我沒有相應的背景——我沒有在科技行業的經驗。
但是，我并不缺乏其他方面的人生經驗！我的閱歷很豐富，從中也收獲了許多觀點和想法。結果證明有一家公司是看中這些的：蘋果在結束我第一輪面試后的24小時內就決定雇用我。
我想，能得到工作機會與以下這段話有關：
“只靠科技是不夠的——這一點一直刻在蘋果的 DNA 里。只有當科技與人文相結合，才能產出讓我們真心贊美的果實。”——史蒂夫 · 喬布斯
所以，科技圈外的人生經歷反而成了我最大的財富，至少在這家絕大多數創始人都無比崇拜的公司是這樣的。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踐行這則箴言、這條哲學？更多的人似乎與彼得·蒂爾想法一致——他曾說推動科技進步的最佳方式是“不鼓勵人們投身人文學科”。
蒂爾所說“推動科技進步”的最佳方式或許沒錯，但進步是一個客觀事實；而進步帶來的是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后果還尚未知曉。
這周末我讀的第三篇文章有關社會科學家丹尼爾 · 卡尼曼，題為《剖析影響力（The Anatomyof Influence）》。
卡尼曼的職業生涯講述了一個想法是如何成長、尋找分布廣泛的追隨者、最終重塑整個學科的故事。在做引文分析的學者眼中，卡尼爾絕非凡人。“看到他影響了多少個社會學科的領域，你會覺得難以相信”，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后研究員杰文·韋斯特說。杰文曾參與開發一個算法，追蹤想法如何在學科間傳播。“你很少看到有人能有這么大的影響力”。
但學術影響力并不好定義。衡量標準是引用次數、獎項數量、名校教職、著作銷量或者由美國著名記者查理· 羅斯采訪桌上的一席？韋斯特覺得還有其他更使人信服的因素：“卡尼曼的職業道路證明了學術影響力是可以消融學科邊界的能力。”
交集催生影響。但是，作為一個行業，有時候感覺我們在出色的產品經理、工程師或設計師身邊筑起的邊界越來越堅固，即便我們愈發迫切地需要跨越邊界。蒂爾有關哪種專業推動進步的說法并沒有錯；然而，認為科技生來完美的盲目樂觀卻非常危險。
科技正如以前一樣摧毀著世界；而我們是否擁有遠見卓識，能夠重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們是否在意這些重要的事情？
我對杰夫·貝索斯有信心，但我更擔心我們其他人。
如果說本次大選僅僅是加深了這些焦慮就太輕描淡寫了。與黨派無關，只是客觀來說，在追求幸福——用科技界術語來說就是用戶參與——的過程中，科技使客觀事實變成了犧牲品，人們的生活和自由也危在旦夕。
幾周前，在 OculusConnect 3開發者大會的主題演講中，Facebook 的創始人兼 CEO 馬克·扎克伯格詳細介紹了 Facebook 的愿景，而我卻覺得令人心寒：
在 Facebook，這是我們全心投入去做的事情。我是工程師出身，我覺得工程師思維的關鍵在于我們懷抱希望和信念——我們可以拿來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種系統，改進它，讓它變得比現在好得多。延伸到世界上任何事物，不管是硬件、軟件、公司、或者開發者生態系統，我們都可以接手，把它變得特別特別好。今天，當我環顧四周，我發現許多人都具備工程師思維。我們都清楚自己想要改進什么、想讓虛擬現實達成什么目標……
虛擬現實軟件的魔力就是存在感；當你和某個人在一起或在某個地方時的真實感覺。說到虛擬現實，最讓我興奮的唯一原因就是幫助這個社區打造這款軟件進而創造這些體驗。因為這就是我們在 Facebook 的工作。我們做軟件、做平臺，讓幾十億用戶與他們關心的人和事聯結。
且不說關于虛擬現實的部分，讓我不安的是植根于扎克伯格宣言中那隱約的烏托邦思想：工程師只憑強大的意志力就能讓事物變得更好——而 Facebook 正是那樣一個例子。事實上，科技公司的效率能有多高，Facebook 是再好不過的例子；可它也恰恰證明，當把效率花在對「聚集人氣」的追求、而不顧特定的客觀事實和對社會的廣泛影響時，會帶來多大的問題。
今年春天，在一次熱炒的爭議中，Facebook 被揭發出有政治偏見之嫌：在一個來自負責 Facebook 熱門話題（Trending Topics）板塊的外包團隊中，一名成員聲稱他們壓制了保守傾向的新聞報道，因為團隊成員偏向自由派。經過調查，Facebook 沒有發現所謂壓制的證據，但最終還是解雇了整個團隊，轉投了算法。可沒過幾天，熱門話題板塊里就出現了假新聞；之后的幾周里，假新聞又至少出現了四次。
的確，熱門話題從來都是一個次要板塊。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此事暴露出 Facebook 動態消息（News Feed）功能中假新聞的泛濫。這并不令人奇怪，因為 Facebook 用戶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當然希望接觸到的人和事都能肯定自己的既有觀點，不管這些觀點是真是假。
但別弄錯了，假新聞帶來的結果是一筆大生意。我已經連篇累牘地寫過 Facebook 的盈利潛力，也提到過之所以 Facebook 能碾壓 Twitter，動態消息功能使用的算法是一個重要原因。比起讓人們去尋找想看的內容，把這些內容直接呈現給他們總是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同樣的道理，比起認真地報道真相，編造新聞的成本更低、也更有利可圖。
而正是 Twitter 在反復重申自己是對抗 Facebook 算法機制的靈藥：的確，假消息可以通過推文傳播，但真相也會迅速跟進；憑借轉發和引述功能之力，虛假與真實兩方都比在 Facebook 上時更加不可回避。比起 Facebook，Twitter 更好地體現了最高法院法官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在惠特妮訴加州案中那著名的協同意見（重點為筆者所標）：
為我們國家贏得獨立的先驅們相信，合眾國的最終目的是要讓人們能自由地發展其才能；他們相信，在合眾國的政府中，審慎的力量必須壓過專斷。他們珍視自由，不僅把自由看作是目的，也把它看作是手段。他們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而自由來自勇氣。他們相信，要發現和傳播政治的真相，允許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思考、自由表達是不可或缺的途徑。如果沒有言論和集會自由，討論就毫無意義；而如果有了這樣的自由，討論就往往能提供足夠的保護力，抵制有害思想的擴散。他們相信人民的惰性是自由最大的威脅，相信公共討論應該是政治義務，而這應當是美利堅政府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們認識到，所有人類組織都會面臨種種威脅。
布蘭代斯的協同意見是對言論自由的辯護，但這份權利是針對政府行為的，而私人所有的公司可以隨意按其所愿治理自己的平臺。然而，在一個言論富集的時代里，言論自由又意味著什么呢？當信息稀缺的時候，限制言論是一個真實的威脅；而當信息富集的時候，把人們與他們可能會反對的言論隔離開，其影響也是罔顧事實、不可接受的。
需要明確的是，Twitter 被濫用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而且是它疏于解決的。（管理層）決定放縱這個問題，不僅損害了 Twitter 的人情味，也挫敗了它的業務。Twitter 用戶可以匿名攻擊他人，從而不靠公權就能壓制他人觀點，這給 Twitter 帶來的傷害是真真切切的。但我越來越害怕的是另一個極端：人們織起一個個繭，凡是有悖于自己世界觀的觀點都被封鎖在外，只因為那會觸碰自己的底線。其結果，人人充滿惰性，沒有能力與其他任何人達成共識。
這就是為什么 Twitter 必須被拯救：網絡和媒體的結合是無可取代的，特別是在當今，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機。但哪怕《華盛頓郵報》做得再好，它也只是茫茫媒體中的一員。媒體用以傳播信息的平臺才是那個真正的天平，但 Facebook 已經明確了自己的頭等目標：吸引人氣、聚集財富，而它對「工程師能讓一切變得更好」的確進一步促成了這個目標。至于這種只關注怎樣讓人們覺得舒服的做法會帶來怎樣的外部效應，他們并不關心。
相反，Twitter 的弱點正是它極度依賴于人本身。用戶要自己構建消息源，自己尋找關系網，自己傳播所思所想、即便或許根本沒人愿意聽。然而，這個弱點帶來的回報，就是能把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速度傳播出去。這對社會是有益的。這份外部效應應當被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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