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CEO蒂姆·庫克(Tim Cook)在3月10日接受了《時代周刊》編輯主任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和記者列夫·格羅斯曼(Lev Grossman)的專訪，討論了蘋果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之間日益升溫的加密之爭。

下面是采訪記錄：

《時代》：我們先從去年秋天的布魯克林毒販案說起。在那一起案件中，法官詢問了蘋果對獲取毒販iPhone信息的看法。在那以前，蘋果一直答應類似請求。然而這一次，蘋果拒絕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

庫克：差別在于，處理那一起案件的法官詢問過我們對使用《All Writs Act》的看法。在此之前，法官會讓我們做這個或者那個，但從來沒有要求我們做這事，這一次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那時，法官前所未有地問我們是否覺得政府使用《All Writs Act》來要求解鎖是正確的。我們的問答是，不，我們認為政府沒有權力這樣做。

這次爭論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我們回顧一下。當初推出《通訊協助法》(CALEA)是為了監管電信行業。國會當時覺得不要把技術問題涵蓋在這個法案里面，于是《通訊協助法》得到了通過。我們的觀點是，使用該法案是不恰當的。

當然，還是有法官使用該法案來作出判決。然而，那位法官說，“我不想僅僅做出裁決，我想知道你們是否認為使用該法案是否恰當”。這是我們第一次被這樣問。于是，我們在法庭上闡述了我們的論點，說，不，我們認為這樣做不恰當。

在那一起案件中，被告最后認罪了，所以案件本身的細節也就完全不重要了。然而，政府是否可以使用《All Writs Act》強迫蘋果提取iPhone中的數據這一問題仍然非常重要。

現在政府要求我們研發一個產品，一個拿掉了所有安全功能的產品，好讓他們更容易地暴力破解密碼。此案的重要性已經非同以往。這個問題現在變得非常重要，即使細節已經不再重要。所以，我們提出了上訴，讓法官再次作出裁決。我們一直在等待結果，但我們想，也許他什么都沒有做，因為案件本身已經不再重要。

我們提出上訴之后，法官問了我們對政府的做法有何看法，然后他要求政府再次作出回復。接著作出裁決。我記得是上周一吧。

《時代周刊》：現在我們回到圣貝納迪諾案，為了大家對此事的背景有一個了解，請你講講事情的來龍去脈。你對政府的要求有何看法？你都跟誰進行了溝通？你是如何作出決定的？

庫克：我記得槍擊案是發生在周三或者周四，然后好幾天我們都沒有聽到任何消息。周六那天我們接到了電話。我們設立了一個咨詢處，以處理政府的請求。這個咨詢處是全天24小時隨時都有人在的。當然不是因為這起案件才這樣，一直都是這樣。他們打電話過來，還出示了跟這部手機相關的搜查令。

據我的理解，這個搜查令還涉及了其他手機，但其他手機都被毀壞了，只有一部完好無損。這個搜查令要求我們提供關于這部手機的所有信息，于是我們提交該手機的云備份和其他一些元數據。

我懷疑──我不知道，我只是懷疑──他們也向電信運營商出示了搜查令，很很顯然，他們可以從網絡運營商那里手機的元數據和通過手機網絡發送的信息的元數據。因此，他們可以得到好幾項關于這部手機的信息。

一段時間過去之后，大概是一個月之后吧，他們又回來了，說他們想獲取更多的信息。我們說好，并主動給他們提供了一些建議。我們讓他們把手機拿回去，充上電，連上網絡，讓它自動備份。結果他們又來了，說這個方法沒有用。

我們說，為什么會這樣？我們需要清楚了解事情的原委，于是我們派了工程師過去。我們發現，他們一開始，在我們還沒有參與其中的時候，就把手機送到郡里重設了iCloud密碼。你知道，如果你重設了iCloud密碼，你需要在手機上輸入新密碼，手機才會進行云備份。而如果手機設定了密碼，你就無法重新輸入密碼了。因此，我們建議的方法失效了。

于是我們繼續提供幫助，我們把我們擁有的關于這種手機的信息全部提供給他們了。一段時間過去之后，他們開始對我們說他們可能會起訴我們，但他們也沒有確切地告訴我們他們到底會不會這樣做。那時，槍擊案已經過去大約75天了。

我想，蘋果的大部分員工都認為這不可能發生，而我則認為，如果他們要起訴，他們會打電話告知我。然而他們并沒有。我們是從新聞上得知我們被起訴了。他們在提起訴訟前向媒體介紹了情況。為了增長曝光度，左右公眾的看法，他們選擇公開起訴。

我們那時已經決定好該怎樣做了。當然，我們先前已經作出決定了──因為他們要求我們開發一個我們稱之為“政府系統”的軟件，這是一個沒有安全控制功能的新操作系統。他們要求我們這樣做之后，蘋果內部對此事已經展開了長期的討論。許多蘋果內部員工都參與了討論，不是我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想出這樣的決定的。這是一個吃力的決定。我們考慮了你們認為我們應該考慮的所有事情。

在訴訟開始之前，我們已經作出決定，這對民眾來說不是件好事。從客戶的角度來說，這不是件好事，因為這最終會將好幾百萬客戶置于風險之中。另外，我們認為這踐踏了公民自由權，這不僅僅是對我們的客戶來說是這樣，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是這樣。在美國的歷史上，政府多次超越了權限。我們下決心捍衛我們權利和客戶的權利。所以，我們認為這是錯誤的。從很多層面來說，這件事都錯得徹頭徹尾。訴訟開始之后，我們考慮的是，怎樣讓蘋果社區了解我們為什么這樣做。

我們知道，大部分人都會匆忙地作出判斷，是的，你應該解鎖這部手機。如果這樣做不會引起其他后果，我們也會這樣想。所以，我們要直接而明確地告訴人們我們為什么要拒絕解鎖這部iPhone。

《時代周刊》：你提到了公民自由權，你具體指的是什么？這對個人來說又有什么意義？

庫克：這包含了多重意義。一提到公民自由權，我就會想起這個國家的建國原則，《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自由權利，當然，還有基本的隱私權。

我們最簡單的看法是，如果《All Writs Act》可以被用來強迫我們做一些會讓數百萬人處于風險之中的事，然后你會問自己，如果那樣的事可以發生，那么還有什么事可能會發生呢？在下一次國會開會的時候，你可能會提出研發一個監控OS。也許執法部門會希望擁有打開你電腦上攝像頭的權力。如果你讀一讀兩百年前通過的《All Writs Act》，你會發現這部法案是開放式的，可以為之作出廣泛的解釋，這是因為，這部法案的出臺是為了填補當時的法律空白。我們認為，這一旦起了頭，后面會越來越糟。

而且，這部法案本身沒有涉及犯罪問題，也跟政府在此案中利用該法案的理由無關。所以，此案屬于國內恐怖主義行為。我覺得應該通過一部法律界定范圍，而不是由法院來裁定。

回想一下過去，國會是有意不不這樣做。而不是，哦，這項技術太新的，以前沒有考慮過這事。所以，我們看到了公民權利的巨大滑坡，我們看到我們正在創建一個后門──我們認為這從肯本是錯誤的。不僅僅是從隱私的角度講是錯誤的，從公共安全的角度看也是錯誤的。

想一想人們手機上保存的東西。里面記錄他們孩子的行蹤，你不難想象電網被人通過智能手機弄弄癱瘓的情景。我們認為政府應該鼓勵加密。這就像是陽光、空氣和水一樣，非常重要。

當然，有些好的東西會被用于壞事上面，我們知道這一點。但我們不能因為一點負面的東西就把好的東西全部取締。我們的國家從來都不是這樣的。有時候言論自由──當我們聽到別人說出這個詞時，我們會心里一緊，希望他們不要談到這個。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種自由又會怎樣呢？我們還想到了新聞自由。如果有人開始限制這些自由，很快美國就不是自由的美國了。

《時代周刊》：你們有沒有覺得FBI是故意挑了一起容易激起人們情緒的案件？不是因為手機里有重要的證據，而是他們知道這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庫克：我認為他們選了一件他們感覺最有可能贏的案件。那部手機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認為沒人真正知道。

有人指出，其他手機都被毀壞了。上星期有受害者家屬出來說，大家都知道這些手機被監控了。實際上他提到，這些手機安裝了GPS應用，好讓郡政府跟蹤員工，因為這些員工都在室外工作。我肯定的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安全。

《時代周刊》：你感覺受到了伏擊了嗎？

庫克：不，我不這樣覺得。我覺得是，從專業角度上講，如果我跟你共事好幾個月，如果我跟你有一段關系，有一天我決定起訴你。我拿起手機，告訴你我準備起訴你。

我喜歡他們的策略嗎？不，我不喜歡。我看到政府部門在做我以前沒有看過的事情。我從新聞上知道蘋果被起訴了，我感覺好嗎？不，我認為這樣做不專業。他們討論并歪曲我們的意圖，我對此有何意見？我感到被冒犯了，深深地被冒犯。

然而，把所有的情緒放到一邊。我想，參與這次討論的有各種人，他們持不同的觀點，有人同意我們的做法，也有人不同意。這是一種健康的狀態，這就是民主。我對此感到很興奮，我樂觀地認為，我們會得出正確的結論的。

《時代周刊》：你提到了公共安全。加密顯然是保證公共安全的有效途徑。但是，執法部門一直能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犯罪調查所需的信息。那樣做也有助于公共安全。所以，你有在心里權衡這兩者的重要性。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你需要權衡。也許我說的不對？

庫克：首先，我們沒有權衡。那是國會的工作，他們通過法律來平衡這兩者的關系。我知道，大家都在衡量隱私和安全之間的關系，這兩者不能兼而有之。

假設我們從明天起禁止加密，會發生什么事呢？我想犯罪分子會使用非美國公司提供的加密，因為這些人非常聰明，而加密不是蘋果專有的。到時你將看到世界各國都會研發出自己的加密方法。

所以，如果你擔心消息安全，人們將使用其他的加密方法。那時候我們更安全了嗎？當然不。

你已經看到有人在攻擊美國政府了。他們盜取了2000萬人的社保信息和指紋。你將看到有人攻擊私人公司，攻擊消費者。

《時代周刊》：唐納德·特朗普呼吁抵制蘋果產品，你對此有何看法？

庫克：我沒有跟他交談過，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想法。蘋果是一家偉大的美國公司，這樣的公司只能誕生在這個國家。我們認為，為此事站出來，并為跟我們有著共同想法而沒有機會發聲的人們說句話。

我們不認為我們是決策者。我們知道，法律是國會制定的。但我們覺得，我們的職責是，我們應該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歷史上，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政府越權了，當時應該要有人站出來阻止他們。

我們把這起案件當做是我們阻止政府越權的一次機會。同時引起人們的討論。我不知道討論的結果會怎樣。但我對此感到樂觀。

《時代周刊》：當你說歷史上政府有過多次越權行為，你指的是什么？

庫克：我想起歷史上多次發生過這種糟糕的事情，當時大眾知道之后認為那沒有什么。也沒有人為此說句話。

我確實認為這起案件將會影響美國公民在未來幾十年的生活，也會在未來幾十年影響公民自由權。

我們每天都要抵御攻擊，所以我們對網絡安全局勢非常了解。這讓我們對此感到非常敏感。我們相信公民自由權。對我來說，這是美國的根基。隱私權非常重要。如果你把這塊磚取出來，房子很快就倒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