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IBM在美國率先提出“智慧城市”這一概念。十年后，“智慧城市”在中國發展得如火如荼。
中國自2012年正式啟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2014年首次將智慧城市建設引入國家戰略規劃，市場一直保持密切關注。
從大趨勢來看，“智慧城市”建設也迎來了政策和市場的紅利期。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至今，福州、深圳、北京、重慶等多地均召開了與智慧城市議題相關的大型峰會。
截至2017年底，中國超過500個城市均已明確提出或正在建設智慧城市。預計到2021年，市場規模將達到18.7萬億元。
應運而生
在全球城市化的推進過程中，隨著城市人口不斷膨脹，“城市病”成為困擾各個城市建設與管理的首要難題，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安全隱患等問題日益突出。
為了緩解這些挑戰所帶來的壓力，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全球各地相繼啟動了智慧城市計劃，將城市中的水、電、油、氣、交通等公共服務資源信息通過互聯網有機連接起來，智能化作出響應，并為各城市帶來了實際效益及潛在福利，其中包括失業率的降低、GDP增長率的提升、生活質量的提高以及環境污染的減少。
可以說，建設智慧城市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
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8%提高到2017年的58.5%，年均提高1.04個百分點，城鎮常住人口由1.7億人增加到8.1億人。城市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伴生了上述“城市病”等一系列難題。
為此，中國積極引入了“智慧城市”這一理念。2012年，住建部正式啟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首次把智慧城市建設引入國家戰略規劃，智慧城市的實施也在國內迅速升溫;2015年12月，中央再次召開最高規格的城市工作會議，隨后下發37號文件《關于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以智慧城市建設為契機，用智慧手段來消除“城市病”，推進綠色發展，實現城市精細化管理和服務，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能力。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智慧城市發展專委會副秘書長王學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2013年到2015年，是“互聯網+”的技術需求驅動著智慧城市的建設。但最近三年來，明顯可以感覺到與前一階段不同，是源于社會、經濟、國家共同需要的交織，驅動著智慧城市的發展。
“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間，組織建設分級分類的100個新型智慧城市示范性的城市。由于建設智慧城市將帶動衛星導航、物聯網、智能交通、智能電網、云計算、軟件服務等多個行業的快速發展，為相關行業帶來新的發展契機。
根據德勤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發布的《超級智能城市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已啟動或在建的智慧城市達1000多個，從在建設數量來看，中國以500個試點城市居于首位，并已形成了數個大型智慧城市群。業內認為，隨著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推進，以及政府越來越重視提升城市居民和工作人群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幸福感，智慧城市的深度應用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到目前為止，智慧城市仍處于基礎建設階段，這跟當前階段智慧城市的首要任務是參與城市的綜合治理相關。
需要集成解決方案
在國務院參事仇保興看來，精細化的數字城市管理是一座智慧城市最核心的內容之一。
比如，借助大數據，政府可實現從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轉變，實現政府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透明化管理，通過大數據實現精準監督。
思源政通公司長期投身于智慧城市建設，在北京、福州均有落地樣板。該公司執行副總裁李孟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判斷一個城市是否智慧有兩個維度：一是市民能否真正像“網購”一樣方便快捷地享受各項政務服務、公共服務和便民服務;二是城市管理者能否有效地對進行科學管理和智慧決策。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要立足于城市的全局高度進行規劃設計。擺在眼前的解決路徑就是，如何實現互聯互通，打通信息孤島。
目前，我國服務智慧城市建設的公司大致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專注基礎工程硬件建設的公司;第二類是以建設大數據處理中心為主的公司;第三類是做行業整合的新型互聯網公司;第四類是致力于提供智慧城市整體解決方案的公司。
盡管各地建設智慧城市熱情高漲，但由于政府業務非常復雜，決策周期又很長，投入非常大，當前進入的企業主要做自己的優勢產品，以局部應用級為主，提供平臺級產品和移動化集成服務的企業較少。但在移動化時代，需要一個集成解決方案。
梳理中國企業的方案可以發現，以平安、阿里、騰訊及華為四大解決方案供應商為首，已經開啟了一條“中國的智慧城市之路——PATH”他們圍繞著自身的優勢產業，快速反哺到城市，這一過程恰恰更符合一個城市的發展，也使得他們在智慧城市的落地過程中，面臨更少的阻礙和“水土不服”。
“這是智慧城市運營模式上的創新。”北京智慧城市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林紹福認為，“智慧城市本身也在發展，曾經的‘交鑰匙工程’模式已經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未來的智慧城市必須轉向產業運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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