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五、六月份的集中放號和業務落地之后，虛擬運營商陷入“集體沉寂”。盡管日前中國聯通公布了首批獲得正式商用資格的虛擬運營商企業名單，但也僅有蝸牛移動和愛施德兩家企業在列。在這“七月流火、八月未央”的盛夏時節，有關虛擬運營商的話題并沒有隨著燥熱的天氣一道升溫，外界的關注似乎也降至“冰點”。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隨著業務的開展，虛擬運營商存在一個再認識的過程，重要的是擺正心態。

在虛擬運營商企業眾生相里，有高調領跑的，有減速觀望的，有埋頭苦干的，也有猶豫迷茫的……到目前為止，19家獲得虛擬運營商牌照的企業中，還有6家企業仍未放號，絕大部分虛擬運營商還處在試商用階段。基礎運營商對于正式商用的審核評估并非嚴苛，但目前僅有2家虛擬運營企業獲得正式商用資格，部分虛擬運營商企業處在期望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之中。

從國際虛擬運營商發展的普遍情況上來看，3~5年實現正現金流，5~7年實現累計盈利屬于比較正常的發展過程。但據《中國電子報》記者了解，對于初入虛擬運營商領域的部分民營企業而言，“賺快錢”、通過轉售牌照“講故事”，從而達到短期盈利以及商業包裝的心態依然存在。

“民營企業往往老板說了算，老板提出兩年之內實現盈利目標，這樣的話給運營團隊帶來的壓力就會非常大。這個領域本身不是‘掙快錢’的地方，并不是搞個資費套餐網上一掛，通過快遞公司把卡一發，錢就掙進來這么簡單的事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虛擬運營商人士這樣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急功近利的心態還影響到諸如用戶發展預期、商業模式等基礎性工作研究方面。據《中國電子報》記者了解，有虛擬運營商內部曾制定了今年發展百萬用戶的目標，而自發牌到現在過去半年的時間，目前整個虛擬運營商市場中友好用戶總量也只有20萬人左右。

業界看來，部分虛擬運營商發展遇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用戶資源，或者說是缺乏對于用戶發展這類基礎性工作的深入研究。自有業務用戶不同于轉售業務用戶，特別是在現有的批發業務價格“倒掛”情況下，從原有業務用戶轉變為轉售業務用戶遠非像此前想象得那么簡單。

在部分虛擬運營商企業設計的“劇本”里，業務的粘性可以使自有業務用戶自然轉換為轉售業務用戶，但現實的問題是，沒有用戶基礎，沒有渠道資源，沒有補貼實力，用戶憑什么使用170號卡?不是所有虛擬運營企業都具有愛施德、迪信通那樣的線下渠道資源和用戶資源，也不是所有的虛擬運營商都具備京東、阿里那樣的線上渠道資源以及用戶補貼力度，而在本身不具有用戶基礎之外僅僅依靠移動轉售牌照“講故事”，那毫無疑問是筑建空中樓閣，轉售業務真正落地的困難也很大。

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市場經營研究部主任許立東在接受《中國電子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處于起步階段的虛擬運營商出現期望與現實的落差不可避免，隨著業務的開展，無論對于虛擬運營商老板還是企業而言，都存在一個再認識的過程。“重要的是虛擬運營企業首先要擺正心態，并需要加強對于基礎工作的研究和重視。”許立東說。

角色、定位難厘清

民營企業也有“山頭”，如果轉售業務發展遇到困難，那其他部門配合的積極性也會出現問題。

對于部分虛擬運營商而言，基礎運營商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競爭對手，角色的變化也使虛擬運營商面臨決策上的困難。

比如一些虛擬運營商之前便是基礎運營商的合作伙伴，通過銷售基礎運營商的合約計劃方式可以很好地生存。而在獲得轉售牌照后，這些企業會考慮為什么還要“費勁”去售賣自己的170號卡。按照此前的“愿景”，銷售自己的號卡可以從戰略層面使得虛擬運營商可以達到掌控用戶，從而開展增值業務的目的。許立東指出，對民營企業而言，大部分增值業務是十分薄弱的，有時不得不通過收購的方式來開展增值業務，但這也給企業帶來了成本上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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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掌握用戶消費行為方面，據《中國電子報》記者了解，由于虛擬運營商并不擁有網絡，同基礎運營商的網絡對接目前只是簡單的傳送話單，具體的計費點等詳細數據仍然在基礎運營商的網絡中。也就是說一個用戶具體打了多少電話，使用流量的具體方式等消費行為目前虛擬運營商仍無法掌握，至少在現階段虛擬運營商還無法做到精準地掌握用戶。盡管目前有關部門正在制定和推動有關虛擬運營商同基礎運營商計費系統接口方面的行業標準，但因涉及到三大運營商的計費體系以及各方面的利益博弈，能否最終成型尚不得而知。

另外在IT系統對接方面，由于不同的基礎運營商的系統集成形式各不相同，使得虛擬運營商在同基礎運營商的計費系統對接上也存在一定挑戰，特別是同兩家或者三家的基礎運營商合作時，在計費系統搭建以及同基礎運營商系統對接方面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一名從事運營商IT系統對接的業內人士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在系統對接方面，最大的挑戰在于預付費業務的實時扣費。“因為這需要虛擬運營商的計費網絡實時不斷地同基礎運營商的網絡進行互聯，基礎運營商計費系統還要跟自己的網元、交換機不斷地進行交互，對于自建計費系統的虛擬運營商而言，屬于系統建設難點。”該人士表示。

另外，對于虛擬運營商自身而言，轉售業務相當于虛擬運營商整體業務的一個子模塊，需要嫁接在現有業務模塊的基礎之上，但目前大部分虛擬運營商在轉售業務的基礎之上往往又成立了轉售公司和轉售事業部，成為平行的業務關系，這也給虛擬運營商在自身業務發展上帶來了難度。“不光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有‘山頭’，如果轉售模塊發展得好，大家都有錢花那相安無事，但如果轉售業務發展遇到困難，那其他部門配合的積極性也會有問題。”一位虛擬運營商人士坦言。

“批零倒掛”仍是最大挑戰

今年下半年，基礎運營商很可能還將繼續下調資費，虛擬運營商面對的競爭壓力將愈發加大。

在批發業務上，“面粉”貴于“面包”這個問題一直是虛擬運營商發展的起步階段很難繞過去的一道坎。目前國內虛擬運營商領域面對的最直接的挑戰也正在于此。特別是隨著基礎運營商加大4G業務推廣力度之后，虛擬運營商的號卡業務在價格方面較之基礎運營商幾乎沒有任何競爭力。

“虛擬運營商從基礎運營商獲得的批發價格普遍較高，尤其隨著作為市場上的新進入者，如果價格上毫無競爭力，那開展經營確實會比較困難，在發展用戶的過程中需要面對一定的財務壓力。而隨著4G競爭的加劇，估計今年下半年，基礎運營商很可能還將繼續下調資費，虛擬運營商面對的競爭壓力將愈發加大。”Strategy Analytics無線運營商戰略高級分析師楊光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據了解，為解決虛擬運營商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工信部每月會不定期召集基礎運營商和虛擬運營商開會。“批零倒掛”的問題曾多次在會議上被提出，但基礎運營商以“這由產品成本決定的市場行為”為由拒絕降價。

“‘批零倒掛’現象實際上是反映了我國電信市場上相對開放競爭的下游領域與相對 閉壟斷的上游領域的矛盾，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矛盾應該有賴于更為宏觀的產業結構頂層設計以及國資改革的推進，這肯定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楊光說。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運營商人士對此表示認同。“對于基礎運營商而言沒有降價的動力，對于商業合作前提下的市場行為，監管部門如果直接干預價格也有違電信資費市場化的初衷。基礎運營商也在考慮價格調整，但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每一個點的調整意味著自己‘割肉’。”該人士這樣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為緩解“批零倒掛”現象，楊光建議監管部門進行一定的干預，比如對批發價格調整或重新協商的周期做出一定要求，使虛擬運營商獲得的批發價格可以跟得上基礎運營商零售價的下調速度。楊光還表示可以考慮引入在國際市場上已經較為成熟的MVNA模式，允許MVNA企業聚合多家MVNO的業務需求，提高與基礎運營商的議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