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對《電子商務法(草案)》(三審稿)進行了審議。與此前的二審稿相比，三審稿對于電子商務經營者的定義、登記范圍、大數據殺熟等都做出了新的規定，并在多處強調了消費者權益保護。多位專家認為，該審議稿更加重視消費者權益，并對電商熱點問題作出了相應規定。(7月4日《云南經濟日報》)
大數據殺熟有多兇猛，則公眾對立法的期待就有多強烈。受眾多案例的影響，大數據殺熟的危害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數據技術的價值走偏到了令人驚恐的地步。前不久，有網友質疑攜程利用大數據手段“殺熟”，針對不同的手機、不同的用戶采取不同的定價策略，導致出現“酒店同房不同價”等問題。也就是說，同樣一個酒店房間，不同的人搜索出來的價格可能不一樣。
盡管攜程給予了否認，但并沒有獲得公眾的認同。之所以尚未得到“實錘”，皆因這樣的案例往往基于個體的感受，加之受日期、支付方式、是否含早、取消政策、不同供應商等原因的影響，極易給平臺以逃避責任的口實。筆者就曾被攜程殺過，作為一名長期使用該平臺的消費者，正是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才發現了攜程式殺熟的隱蔽性與差異性。我不止一次碰到，攜程平臺提供的酒店價格，實際上比酒店前臺的價格還要高。現在一個疑問在于，這樣精細的價值差異，最后究竟進入了何種渠道?
很多消費者反映，平臺大數據殺熟除了針對不同的手機、不同的用戶采取不同的定價策略，導致出現“酒店同房不同價”等問題外，還強行制定所謂的規則，比如收取熱門酒店的保證金。我問過酒店，這是平臺方單方面的舉措。很顯然，這樣的行為實際上限制了旅客們自由選擇的權利，完全屬于霸王條款。不難看出，在大數據殺熟的操作中，相關平臺已有一套極為成熟的手法。數據的精細化最終體現為手段的差異化，每個人在享受數據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會成為技術的受害者。
大數據本身并無原罪，即所謂的“技術中立”，然而技術能否被合理合法的使用，卻關乎于“技術價值”。如何規范算法和數據使用，其原理就如同規范“菜刀的使用”一樣，對使用行為進行規范以避免被濫用，則應施以道德與法律的雙重壓力，實行有效的德法治理。在道德層面，正如一些評論所稱，“大數據殺熟，別逼客戶棄用”，意即消費者以用腳投票的方式，讓殺熟的平臺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繼而對自身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保持足夠的定力。同時要以成熟的市場行為，尤其是良性的競爭實現正淘汰，以發揮最大的倒逼效應。
實踐證明，道德的力量相當有限也存在不確定性，法律工具和手段才能發揮兜底作用。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薛軍認為，治理算法推薦引發的亂象，不能僅呼吁平臺、技術研發者道德自律，不能只停留于倡導“算法也應具備良好的價值倫理”，而應將算法的價值倫理上升為法律規范和原則，使其具有法律的剛性，以強化對算法推薦本身的法治監管。
立法過程其實也是社會共識的形成過程，對于算法與數據的立法規范，已形成了較為統一的原則，即對大數據的收集、使用和推送，應當建立在知情權的基礎之上，規范了對數據的使用行為，也就避免了被濫用的風險。大數據是來源于消費者的個人信息與數據，具有獨一性和特殊性，屬于保密性極強的“個人隱私”。從保護個人信息和隱私的角度出發，都必須明確剛性的邊界與權限，即電商平臺未經消費者授權同意，不應當提取此類數據進行加工，如果沒有獲得授權，在消費者不知情或者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應明確禁止推送行為，如果刻意推送就應當算作侵權。
攜程“大數據殺熟”只是整個行業亂象的冰山一角，電商立法的“從無到有”的正視不失為一種進步。不過，只有立足于亂象本身并從源頭遏制，既體現出“禁止”的剛性原則，又要明確“不準”的使用限定，立法規范才能真正達到預期效果，立法回應也才能“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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