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社交媒體的作用已不僅局限于輿論傳播，其對戰爭進程的影響也日益凸顯——
社交媒體戰,信息時代戰爭新維度
近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社交媒體上公布了一段用炸彈處決叛變者的視頻，引起廣泛關注。作為新生代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對社交媒體的運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發布處決視頻到傳播“圣戰”思想再到開展人員招募，社交媒體已成為該組織對抗美歐等國的戰略性非對稱手段。近年來，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和個人通訊工具的普及，圍繞社交媒體的“敘事之戰”日益成為現代沖突的焦點。從利比亞到伊拉克、從烏克蘭到敘利亞，社交網絡已經成為沖突各方激烈交鋒的新戰場。
線下戰爭、線上對決、高度融合
開啟現代戰爭新模式
2009年6月，伊朗爆發“綠色革命”，由于政府加強了對傳統互聯網的管制，伊朗民眾利用推特、臉譜、YouTube等社交媒體傳遞信息、開展動員和組織集會，致使抗議活動持續升級。這是社交媒體在國家安全領域的首次亮相，展示了其在政治變革中的強大潛能。
兩年后，當來勢洶洶的“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諸國時，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助推動蕩的關鍵因素之一。無論是在埃及開羅解放廣場，還是在利比亞班加西街頭，以手機和社交媒體構成的網絡成為反對派凝聚人心、爭取支持的主要途徑。整個“阿拉伯之春”期間，社交媒體不僅發揮了強大的政治動員和組織聯絡功能，而且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輿論塑造和議程設置能力。
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軍隊發動代號為“防務支柱”的軍事行動。在發起軍事行動的同時，以軍在微博上同步發布了行動聲明，闡述以軍行動的正義性。行動中，以軍開設了“防衛支柱行動”“以色列在燃燒”等多個推特賬號，不斷更新戰事最新戰況，詳細敘述以軍為避免平民傷亡采取的努力，并將戰果直接推送給對手哈馬斯。不甘示弱的哈馬斯也通過“加沙受攻擊”“這就是加沙”等推特賬號發布加沙民眾遭襲的慘狀，展示平民傷亡證據，以此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8天行動期間，以軍與哈馬斯之間通過社交網絡的較量與實體作戰同步展開，并貫穿于行動始終。這是社交媒體首次被直接應用于戰爭，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戰進程和結果。
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事目的并且已經用于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近年來，社交媒體日益成為交戰各方無法忽視的作戰新維度。
敘利亞內戰中，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圍繞社交媒體的交鋒從未停止。反對派武裝定期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網站上發布圖片和視頻，控訴政府軍的鎮壓暴行，爭取國際輿論同情。目前，反對派武裝在各控制區都設立了社交媒體中心，負責制作和發布視頻。與此同時，敘利亞政府軍及其支持者也經常發布反對派實施爆炸的照片和視頻，揭露反對派的殘酷。為報復美國對反對派的支持，親政府的敘利亞網絡力量甚至盜用美聯社推特賬號，發布奧巴馬總統被炸受傷的假消息，致使美國股市閃電崩盤，標普市值瞬間蒸發1365億美元。
烏克蘭沖突中，臉譜和VKontakte(俄羅斯版臉譜)同樣扮演重要角色。作戰中，政府軍和東部民兵武裝利用社交媒體信息搜集情報，展示戰果，揭露對方罪行。在頓巴斯戰區，政府軍士兵因在臉譜上發布自拍照而遭炮擊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很多政府軍士兵也是通過VKontakte找到對手的位置。今年1月，烏克蘭信息政策部公開招募“網絡戰隊”，其任務就聚焦于社交媒體信息攻防戰。
情報挖掘、認知控制、心理震懾
鍛造戰爭力量倍增器
烏克蘭、伊拉克、敘利亞的作戰實踐表明，社交媒體可能產生飛機、坦克和大炮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其效能甚至超過了一些傳統作戰手段。隨著社交媒體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凸顯，其作戰運用日趨廣泛，逐漸成為現代戰爭的力量倍增器。
其一，利用社交媒體搜集情報信息。社交媒體是挖掘情報信息的“富礦”。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的流行和普及，恐怖分子、各類反政府武裝甚至政府軍士兵均把社交媒體作為傳遞和分享信息的重要平臺，引起了各國情報人員的密切關注。通過對臉譜、推特、YouTube上的照片和視頻進行背景分析，能夠判明發布者的位置和活動規律，進而實施精確打擊。今年6月，“伊斯蘭國”組織的一位指揮官因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了一張自拍照，暴露了其所在大樓位置，隨即遭美軍戰機轟炸身亡。
其二，通過社交媒體影響公眾認知。在信息時代，不擇手段打贏的做法已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是遵循社會法則的勝利。在當前“飽和式”信息環境中，作戰行動經常處在媒體聚光燈下，小規模戰術行動也可能產生戰略影響，公眾認知對軍事行動的影響不斷增強。與傳統媒體相比，臉譜、推特等社交媒體受眾廣、速度快、參與性強，能夠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將選定信息迅速推送給數以億計的目標受眾，進而影響目標受眾對事件的看法和態度。敘利亞內戰中，反對派武裝及其支持者從12個不同地區通過社交媒體發布了100多個視頻和數千條消息，控訴政府軍使用沙林毒氣，使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政府軍發動了化武襲擊，最終迫使阿薩德政府同意銷毀化學武器庫存。
其三，利用社交媒體實施心理震懾。在21世紀的沖突中，心理層面與物理層面同等重要，巧妙運用心理戰能有效抵消對手在實體戰場上的優勢。在“防務支柱”行動中，開戰第一天以軍就在推特上發布了哈馬斯高級軍事領導人賈巴里被炸身亡的信息，并將戰果轉發給哈馬斯官方微博，提醒哈馬斯成員不要露面，起到了較好的震懾作用。攻打巴格達前，“伊斯蘭國”組織不斷在推特上推送“我們來了，巴格達”的信息和圖片，致使伊拉克民眾誤認為巴格達已被占領，引起了巨大恐慌。
近年來，社交媒體的作戰運用呈現多樣化走勢。過去一年，“伊斯蘭國”將社交媒體廣泛用于散布極端思想，招募成員和募集資金。據統計，目前活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外籍“圣戰者”人數達15000余人，其中來自西方國家的成員達3000多人。事實上，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極端恐怖組織以小博大的重要手段。
成立機構、頒布法律、技術研發
多國發力社交媒體戰
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武器化趨勢日益明顯，英、美、俄等西方軍事強國紛紛主動出擊，采取設立專門機構、出臺相關法規、加大技術研發等措施，意圖奪取社交媒體領域的主導權。
早在2009年8月，英軍就頒布政策鼓勵官兵使用社交媒體，并制定了“在線接觸指南”，用于指導官兵對社交媒體的運用。今年4月，英軍成立了號稱“臉譜部隊”的網絡戰特種部隊第77旅。該旅編制1500人，主要由精通網絡技術以及掌握社交媒體和新聞傳播知識的人才組成，其任務聚焦于在社交媒體上收集情報，實施信息攻防作戰，宣傳政府立場。此外，卡梅倫政府正積極謀求通過新的通訊數據法案，以便使安全部門能夠自由監控社交網站，跟蹤和分析用戶的數據材料。
為強化對國際社交媒體的控制，2014年7月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一項新法案，規定從2016年9月1日開始，有關俄羅斯公民的信息必須存儲在俄境內服務器上。該法案還規定，日點擊量超過3000次的博客必須在俄通信監管部門登記，傳播極端主義內容或威脅公共安全的網站可不經法院判決直接被封禁。這意味著，一旦形勢需要，俄政府部門可隨時關閉推特、臉譜等外國社交網站。
在社交媒體戰領域下手最早、招數最多的無疑是美國。早在2009年1月，美國陸軍就設立網絡和社交媒體部公共事務辦公室。2010年以來，美國國防部陸續出臺了《基于互聯網能力的責任與有效使用》《社交媒體官方使用標準化操作程序》等文件，授權軍方進駐重要的社交媒體網站，將社交媒體納入美軍組織文化。目前，美國國防部擁有上萬個社交媒體賬號，僅美國陸軍網站一家就與臉譜、推特等社交媒體建立了2000多個鏈接。
為應對社交媒體領域的技術挑戰，2011年7月美國國防高級研究局啟動了“社交媒體戰略傳播”項目，目的是使美軍更好地跟蹤掌握部署地域社交媒體的熱點動態，協助美軍在社交網絡上實施大規模宣傳戰。該項目將于2016年左右研發完成。此外，美國國防部積極委托地方公司，研發的信息搜索技術，致力于提升軍方對社交網絡信息挖掘利用的能力。如美國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專門設計了一套社交網絡信息搜索工具，能將關注信息的范圍縮小到指定的主題、類別和標準上，然后對信息進行排序，為情報用戶提供高價值情報。今年初，奧巴馬政府宣布將通過與技術企業和宗教領袖合作，掀起一場反對極端主義的媒體運動。
此外，美軍還積極與北約盟友尋求合作，共同應對社交媒體給現代戰爭帶來的挑戰。2011年10月，第24屆北約聯合高級心理戰會議把“操控社交媒體”作為會議主題，共同探討實施社交媒體戰的策略、技術和方法。在反恐戰爭中，美英兩國情報部門建立了一種“社交式”的國際恐怖分子數據庫，通過在該數據庫中輸入數千名嫌疑人的信息，然后運用社交網絡分析程序梳理其微博關注和聊天對象，分析其相互關系，最終找出核心人物。
警惕“朋友圈”中的“釣魚人”
與傳統媒體不同，社交媒體的用戶有更多的選擇權利和編輯能力，自主性更強。隨著社交媒體用戶范圍和數量急劇擴大，社交媒體在成為人們互聯網上主流通訊平臺的同時，也日益為各國情報部門所看重，成為情報人員獲取有價值情報的一個重要渠道。
美國網絡安全人員曾做過一個實驗，他們開設一個社交媒體賬戶，假冒一名曾在海軍網絡戰司令部工作過的女性，先后與來自海軍陸戰隊的情報軍官、參聯會和國家安全局的官員，以及一些駐扎在海外戰區的官兵建立了聯系，并在與他們的網上交往中獲取了一些敏感信息。而在社交媒體上的“潛水釣魚”者，則可以冒充目標用戶的朋友向其發送帶有惡意軟件的電子郵件，以便進行滲透和竊密。2010年3月，一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在臉譜上無意中提到了一次作戰行動的時間、地點和部隊，致使以軍不得不取消行動，并將其送交軍事法庭。為此，以色列軍方當年就發布命令，要求包括高級將領在內的所有以色列軍人一律禁止使用互聯網的社交網站，以防止敵對勢力滲透進以色列的安全系統和泄露軍事機密。
美國國防部副信息官大衛·溫納格倫曾表示：“如果你只考慮安全而將通道封閉，就會使自己與世隔絕。如果你只考慮分享而不考慮信息和作戰的安全，就會引狼入室。”美國情報部門曾做過統計，在各國情報機構獲得的情報中，有80%左右來自公開信息，其中有近一半來自互聯網。而近年來，社交媒體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斷增加。
社交媒體往往會收集大量用戶個人信息，在當前的主流社交網站中，一般都要求用戶填寫較為完整的個人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情況、婚姻狀況、真實照片和手機號碼。如果用戶還要使用網站更多的功能，通常還需提供更多的個人信息。因此，對社交媒體用戶的管理是防范泄密的第一道防線。在發布信息層面，有情報專家指出，僅憑微博中一張普通士兵的工作照，就能分析出一些秘密設備和軍事設施的內部情況。社交媒體中的賬號中往往具有明確的個人標簽，其發布內容也會包含地理位置等信息，這些特點都使社交媒體成為獲取情報信息的“富礦”。
在我國，社交媒體發展同樣迅速，從微博風生水起到微信“朋友圈”的“習慣性刷屏”，信息傳播方式被一次次改變。從寫博客到發微博再到“朋友圈”，信息發布端的用戶個人信息愈加明確，信息接收端的受眾情況則在不斷變化，通過社交網絡泄露個人信息乃至失泄密的風險正在不斷增大。可以假想，如果“朋友圈”中混進了別有用心的“釣魚人”，對某人發布的內容經年累月持續關注，進而分析判斷，極有可能從中獲取意想不到的收獲。正因如此，在信息溝通手段越來越先進的時代，更應該從思想上和行動上更加嚴守網絡使用的各項規定。
社交媒體是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利于彰顯個性、傳播信息，另一方面，讓用戶在網絡面前成為難以設防的“透明人”。因此，對于社交媒體這類新事物，思想上高度警惕和正確運用為前提，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可行的管控措施則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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