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轉發了一條訪問谷歌的技術帖，不說別的，至少谷歌學術以及郵箱都圓滿解決了，速度也奇快。但搜索，至少在我的電腦上，還不能如此解決。當時狀態里原帖主提到，谷歌不穩定不僅僅是防火墻的問題，也有谷歌在全球調整服務器的關系。無論如何，我覺得還是以解決問題為重。

我覺得美劇下架也好，谷歌也罷，我們沒有必要先入為主地以一種受迫害者或抗爭者的心理去哭天抹淚。凡事多想一步又如何？我只追《生活大爆炸》—當然這三季的質量越來越不堪了—我發現搜狐沒了之后，立即就找了個別的網站下載了。在線不能了，下載看不成么？不知道現在追這部劇的朋友們是不是都是2010后出生的，忘記了頭幾季只能下載，并無在線的時候了？說實話，從我的角度看，反正沒花錢買信號，怎么看不是看。

有些事未必是政府打算禁錮你我的小頭顱了。經濟考量—盡管有時或許是非正當的—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劇一事里這方面的傳言已經不少了，是真是假還有待驗證。至于網絡，總還是有代理的吧。

這時有朋友可能和我一樣會說：憑什么別的國家的人不必用代理，中國人就得用代理？

然而這畢竟暗示了一個預設前提：即中國和別的國家一樣，故而這些網站、公司及其背后國家，會將中國視作與美國或冰島或阿根廷或斯里蘭卡一樣的國家。我覺得，即便不是五毛，也應該能體會到，中國在當今世界的確是有其特殊性的；中國和西方社會的雙邊關系也是相當復雜與特別的。不排除西方及其朋友對中國的態度和策略，不同于其內部相處的策略；那么，作為與中國息息相關的中國居民，受到來自本國政府或他國的特殊待遇，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說那么啰嗦，舉個例子，與中國類似發展水平的國家，其護照免簽待遇大多優于中國，這或許就是某個層面特殊性的體現，不管其后是互惠政策的缺失還是意識形態，抑或對大規模潛在移民的恐懼。每一點恐怕都和中國的某些特殊性息息相關：意識形態也好，巨大的人口也罷。

所以如果說某些網站，對待中國、某些中國用戶有特別的興趣，或采取特殊的態度，從而換來中國自衛性質或報復性質的特殊待遇，我覺得也并非不可理喻。稍微記憶力還不太差的人都知道，臉譜網也好，YouTube也好，都不是一開始就被禁的。兩者緣何被禁，跟西邊兩大自治區的暴力事件有直接的關系。在這里，我也沒興趣做一些無端的猜測，不過很明顯，有些人面對中國發生同樣的事件，是會傲嬌得多的，而且是充滿正義感的傲嬌。這種情況下，是有可能引起當局自我保護。

可以進而猜測，如果十八、十九世紀的美國可以被看作特殊的，現在的中國為什么不可以呢。

然而我們可能會合理地擔心：那我們的信息渠道是不是少了。的確如此。但我只能這么說：因為代理，我回國這幾周，使用的網絡服務跟在美國時沒什么區別—而且一分錢也沒多花—只要我想。電子書，該下載還是有地方下載；臉譜網，該回復還是能回復；YouTube，想看也能看，只是懶得看—我被它耽誤的時間已經夠多了。我只是一個電腦水平并不高超的文科生，我能做到的，我相信數以百萬計的中國網民都能做到。

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擔心—會不會有一天代理也被禁了？有可能，是合理的假設—就好像斯諾登在前幾天的采訪里承認“美國有些人認為他給美國帶來了不可逆轉的損害”是個合理的假設一樣。但我大膽胡說：我覺得如果真有那一天，或許也是推出官方版付費代理服務的時候。因為我覺得禁錮思想并非其主要目的。

理由很簡單，中國早就不特殊限制大多數居民出國旅游、讀書的權利了—而且還相當鼓勵。記得2009年給希伯來語專業老師的一位以色列導師當翻譯，那個老頭一個勁兒小心翼翼地問我—帶著一種西方人到“極權國家”特有的好奇和謙卑—“中國允許國民出去玩嗎？”我說允許吧，可以出去。然后他問：“不是，我是說，自由的，不加條件地出去—拿個護照就出去，比如，去以色列，可以嗎？”我說，那不行！他露出了滿足的微笑；然后我說，因為我們需要以色列簽證。

那段時間我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和許多人一樣—比現在可多得多。但這段對話也提醒了我一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人出去之后，人家愛撒歡上什么網就上什么網，愛看什么書就什么書。如果中國的目的是封鎖信息，那封鎖人顯然是第一位的。但畢竟不那么做也已經好多年了。一個人出去，帶回來的信息保守估計也可以影響十幾二十個人。

中國會有一天重回絕對意義的閉關鎖國嗎？我猜不會，但肯定有大量的人覺得會。譬如家里長輩就有人經常兩眼冒光地說：一定要離開中國，說不定哪天又會文革。某次這么說的時候，同桌有一位長在臺灣、住在美國的親戚—這位臺灣人聽了之后皺了皺眉，充滿同情地說：我覺得大陸應該不會再那樣吧……

但我能理解有一群人覺得，會。這群人同樣覺得在中國每天吃的都是毒藥，同時又自相矛盾地覺得這樣的中國人還能活到老，并深切擔憂中國人的養老難問題；他們還覺得中國比非洲生活慘得多，覺得美國看病是不花錢的，覺得全世界只有中國人橫穿馬路，覺得轉基因一定能讓人長出尾巴，并覺得哈佛圖書館凌晨四點座無虛席。更重要的，“這些問題都是體制問題”。

不必裝逼，我自己和我認識的大多數朋友都多多少少經歷過這樣的階段，所以我深切理解這些人傳播這些言論時的那種誠懇的心態。而在防火墻的另一面，一般不刻意去找，是找不出這些國產流言背后的真相的；然而，卻能不費力氣地找到一大堆躲在國外不敢回來的人寫的關于中國時事的分析—這群人及其訴求大家都能猜出來—以及國外媒體帶有自己價值觀的、或道聽途說的報道。而從政府的角度去看，這實在不是一件讓人放心的事情。

當然，即便如此，封鎖也并非上策。或許真的上策只有讓中國人變得更富裕些，同時加強教育。我國真的有很多熱血青年和熱血中老年，其知識水平和責任心不成比例。我自己也懷疑是否應該給這些人太過靈活的信息渠道。別說我跟“當局”站在一邊：當我聽自己的黨員長輩經常跟你說中國多黑暗，當你聽到朋友里中學就入黨的幾位跟我說“你以后可千萬別回中國這個鬼地方”、“生下小孩要在美國帶呀要接受人家先進的基礎教育呀”的時候，不容我不對當局十分同情。這是官逼民反么？這群人往往在國內生活富裕，工作穩定，有車有房，出手闊綽。所以我不怪別的，只能怪認知能力了。

從另一個方面說，這恰恰是西方某個方面的成功。近東系那位大我一歲的美國哥特風學長，也是個美國憤青，經常罵政府。但人家的思路是：美國理論上應該民主自由，但被現在這群政客搞壞了，都在騙人。這是種圣經的思路：本來上帝造人是極好的，后來卻人墮落了，要招來大洪水了。這可是根本不同于我們在國內聽到的許多話：中國壞，中國政府、執政黨壞，中國文化劣等，中國信仰不存在，最重要的：中國人的人性都低人一等。這種話網上還俯拾皆是。

好在，這種禁錮并不是永久性的：這種基本的客觀與中立，雖在學術上永難達到，但在生活層面卻并沒那么困難。這是一種流動性很強的分隔：如果你有一天學會“話比三家”了，恐怕同時你也會用代理了。這樣的人多了之后，恐怕禁什么、禁不禁，就有人重新考慮了吧。

沒錯，近幾年我是喜歡從“國家”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雖然這百分之九十九是因為閑得蛋疼，但是也不得不說跟我一些簡單粗暴卻也并非無中生有的認知有關。我的專業是“以色列”、“猶太”，這群人有還是沒有自己的國家，命運迥異。我也見識過一些所謂海外華人喪家之犬般的心態，真覺得在目前這個背景下，國、族仍然是人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