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就目前而言，網絡恐怖主義者們還沒有利用他們掌握的技術，在世界上某個偏僻角落的地下實驗室里想著如何去摧毀西方文明，但這種可能性卻不容忽視。
盡管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James Clapper 說過：
“網絡世界末日”近期不太可能到來，但是新技術的發展可能讓恐怖份子的行為從低技術含量、引發人們恐懼心理的殺人行為，轉向利用高技術去破壞社會組織結構。
政府與民眾的愛恨糾葛
雖然很多發達國家的國防預算在減少，但是恐怖主義的威脅還是引起了對國土安全擔憂。因為恐怖分子的攻擊不分前線后方，不分戰士平民。
即使有時候人們夸大了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不過政府還是感受到了壓力。政府需要在恐怖襲擊發生之前就予以阻止，在恐怖意圖成為現實之前就介入干預。國家想知道恐怖份子潛在意圖的一種方式就是監測他們的對話和通信。有警方表示他們一直都在這樣做，但是民主國家對于什么時候在哪些情況下可以進行這種監控都有嚴格的規定。
信息技術的發展正在重新定義公民與政府的關系，二者之間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緊張。政府現在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收集、存儲和分析大量關于公民私人通信和個人生活的信息。有人認為這些文件在政府手中就意味著存在潛在的控制和威脅。
硅谷人，我們的戰士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安全和戰爭正被重新定義，硅谷亦將成為反恐的前線。硅谷的發明家和企業家正在推動革命，他們需要弄清楚怎樣保護重要系統不受惡意入侵。在政府保護社會和個人保護隱私這場戰斗中它有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上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科技的發展也創造出了新的漏洞，飛機航行的便捷讓恐怖分子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流動，本地的恐怖主義活動很容易就可以演變成國際行動。小型武器和爆炸物已經成為了使用最廣泛的工具。最重要的是，通信技術——廣播、電視和通信衛星，給恐怖分子提供了造訪全球的機會。
恐怖主義就像一場表演，采用暴力的方式營造一種恐懼的氣氛，結果呢人們夸大了恐怖主義的嚴重性。恐怖主義的實際受害者與恐怖分子無關，恐怖主義者們也知道通信技術在斗爭中起了一半的作用——不單單是拿它來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傳送和描繪信息。
在70年代后期，分析師們嘗試著弄清楚恐怖分子將會使用什么樣的新武器來進行他們的斗爭。我們擔心對空導彈，化學、生物，甚至是核武器，但是我們卻忽視了最重要的發展——現代互聯網的誕生，這有可能成為恐怖分子關鍵的新武器。
恐怖分子：網絡是我的新工具
作為宣傳平臺，互聯網使得恐怖分子可以直接聯系到廣大公眾，沒有編輯們和政府的干預。它還允許恐怖分子更輕松地相互交流，打造志同道合的狂熱分子們虛擬社區。它還提供有關目標、制造炸彈暴力和其他技術方面的指導信息。社交媒體使得事情變得更糟，它允許恐怖分子用數以百萬年輕人樂于接受的方式直接進行交流。像伊斯蘭國家有效地利用社交媒體來宣傳事跡，并吸引新兵。
互聯網也允許人們在網絡上進行“替代性參與”。人們不必加入什么組織，參與者可以擁有一次虛擬但是真實的體驗：——假裝自己是一名恐怖分子，以求得心理上的滿足。
今天的恐怖分子制造威脅仍然用的是原始手段，這其中的技術含量很低。但是恐怖分子們正在變得越來越精明，他們通過互聯網相互交流，也有可能會成為高科技的對手，甚至威脅到經濟環境。他們有可能將整個系統作為人質，而不再是某一個人。
在70年代，恐怖主義問題專家“紅隊”試圖想弄清楚這樣的做法會導致怎樣的結果，他們發現這種做法需要大量的資源，并且會嚴重擾亂社會。破壞、擾亂社會秩序的能力，現在看來再小的團體都可以有這種能力。民主國家如何在應對這一趨勢還能還保留其民主性，是我們科技時代的面臨的挑戰之一。
硅谷站出來準備迎接挑戰，正如Brian Michael Jenkins最近在TiEcon（圣塔克拉瑞塔創新者和企業家會議）發現的種種跡象可以看出，很多人目前已經創造了用來協助安全的技術，也有很多令人激動不已的新概念和新想法產生。這些都可以代表保護人身安全以及信息保護的新方法
有了這些潛在的進步，硅谷可能會將成為反恐斗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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