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以來，可持續城鎮化和可持續城市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和交通壓力，城市建設模式迫切需要轉型。《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將智慧城市列為我國城市發展的三大目標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截至2015年9月，全國95%的副省級以上城市、76%的地級以上城市，總計約500多個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創建總數的一半以上)。
當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部等在全國推進了3個批次共計277個智慧城市(區、縣、鎮)的試點工作，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試點對城市改變的例證。我國智慧城市市場規模估計在4萬億元左右，該市場從“十二五”中后期開始，將在“十三五”集中釋放。北京市朝陽區的移動電子政務(全區各單位開發政務應用納入政務應用商店，并安裝APP，建設“智慧朝陽”)，房山區長陽鎮推行“微服務中心”，打造智慧養老產業;重慶兩江智慧總部基地，通過智慧應用集群(公眾服務、產業云服務、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觀、智慧環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永川區率先用PPP模式創新支撐試點建設;貴陽將大數據云服務和智能終端等智慧產業作為城市核心戰略之一;這些智慧應用和智慧戰略正快速改變市民的生活與工作，為城市巨系統的結構完善和功能升級提供基礎。
根據美國、歐盟和西班牙等智慧城市權威機構的測評，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水平尚未進入先進行列。總體上，我國開展智慧城市建設，重視硬件投入，缺少市民溝通參與;建設模式單一，對經濟成本和后期商業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將關聯性不大的建設項目歸為智慧城市，增加社會對智慧城市建設的質疑;工程建設和實際問題的針對性和迫切性關聯得不夠緊密，投資經濟性思維不足;對于優化城市發展環境，增強城鎮功能和培育智慧產業的智慧頂層設計和實施部署力度不夠;與生態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為本的歷史傳承和生態文明銜接互動不足;堅持信息安全、部門間信息孤島局面改善水平不夠，社會資本參與建設和運營的渠道、機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智慧城市行業協同創新的體系建設處于初級階段，尚未形成具有引領性的智庫體系，并且在公共角度思考、規劃和提供智慧城市知識創新的能力較為薄弱。并且還存在如下突出問題：
第一，行業協同創新嚴重不足，缺乏致力于引領行業變革的主體。智慧城市本身是有效解決信息孤島，需要跨界，因此行業協同勢在必行，但現在以聯盟為代表的行業協同主體實際的創新不夠活躍，真正的行業創新尚未起步。截止2015年3月，我國省級以上的智慧城市聯盟、協會等行業單位超過40個，真正定位在引領行業創新和促進行業協同的機構基本沒有，主要還是通過傳統的模式敏于經營，而芬蘭、日本、美國和德國在這方面做得較扎實和有效，值得深度借鑒。
第二，存在“大而全、難落地、難運營”等，方案宏大作用微弱。智慧城市創建力求“大、全、高、亮”，建大系統、大平臺，最后驗收、運行都會存在困難。“設計”如此多的項目，到底對城市有何用、怎么用?城市既要管理，更要經營，特別是在深度城鎮化和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圍繞智慧城市的財政投入都應當充分考慮經濟效益和社會回報。部分企業積極與地方政府圍繞智慧城市簽定戰略協議，媒體熱烈報道、行業歡欣鼓舞，但是最后落地的項目數量有限、功能單一、效能有限。
第三，方案無法打動城市管理者、無法引起共鳴和助力城市發展。部分方案編制精美、體量厚實、技術性強，但存在“人機對話”之嫌，沒能充分考慮城市發展的未來訴求是什么、城市核心問題是什么、建設智慧城市的綜合收益是什么。把城市當做一個點，科學性較弱。城市是有機體，城市科學是復雜的巨系統，無法讓城市管理者看到方案后“興奮不已”，那很難引起共鳴，缺乏足夠的調研，不把智慧技術直接應用到方案本身，那與傳統的方案相比，本質上講是一樣的。智慧城市已成中國的重大主題，并被多個行業熱推，海量傳播、技術方案、觀點，為“十三五”智慧城市再起航，奠定了市場基礎。新型城鎮化提質增效，特別是面對日益嚴峻的城市問題、病癥和困境，迫切需要智慧城市從業者有更強烈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公眾的思維、情懷和感知。
第四，運營缺乏跨界研究，難以市場化，特別是大數據的應用等。得出了一堆數據，但這些數據怎么用?并沒有考慮清楚。智慧城市建設是帶動住建領域全面創新，并促進經濟社會方方面面實現提質增效的重要保障。
至于下一步怎么做，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著力打造智慧城市。《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設為契機，充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的優勢，加快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提出通過構建智慧城市，來完善城市管理工作的總體要求。2015年，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智慧城市建設。今年兩會，總理進一步指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環境,使人民群眾生活得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還是要圍繞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到2020年建設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的要求。所謂的特色鮮明，至少應包括(1)智慧產業高度發達;(2)政府智慧辦對智慧城市的理解全面到位;(3)城市要有個可圈可點的智慧城市規劃;(4)智慧應用能夠圍繞著惠民、回應城市重大發展的思考。當前，依托智慧化，實現深度城鎮化，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迫切和需要，特別是對中國城市與建筑“疾病”的診斷、自我糾錯能力的實現、城市管理工作的提升。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剛剛起步，只有堅持正確的方向指引、堅持城市工作會議要求、堅持優化提升城鎮發展功能，才能夠保障智慧城市發展朝著科學、有效的路徑，順利前行。
目前，在國家層面超過26個部、委、辦、局和行，在地方超過500個城市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以信息通訊技術和房地產等為龍頭的企業在努力創新;眾多跨界的行業人士在熱議智慧城市，但對智慧城市的定義、目標、對現階段的真形勢、真問題和真任務，還缺乏有效的剖析、理解和陳述。容易陷入粗放地向城市政府等推產業、產品和服務的傳統模式之中。鼓勵創新出售產能本身應當被尊重，但對我國推進智慧城市的政策理解和創新適應嚴重不足。智慧城市本質上是城市開發和運營模式的創新，是實現城市自我糾錯和不斷自主完善的持續性狀態。為此，作為開展了三十余年城市研究的單位，我們時刻在努力把國際上的智慧城市理念與我國的城市建設有機結合，致力于把城市規劃、建筑科學、信息通訊技術和大數據等跨學科創新集成到城市智慧化建設之中，而不是割裂或選擇性規避。
建云計算中心、超算中心、購買硬件、布設傳感器等，做法有其必要性，但還不構成充分性。這些物質層面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是智慧城市的硬件，但無法成為系統或核心，是智慧城市建設解決方案的手段之一，但無法表征智慧城市的思維、無法直接體現其思想，更無法直接持續回應城市發展的動態訴求。硬件鋪設的說辭一直在談論，容易讓人詬病，并陷入對智慧城市的迷茫和不信任，發展智慧城市是要“推銷”硬件或服務?甚至一度有被“妖魔化”、“利益化”和“權威化”的傾向，直接制約了行業的健康、有序和扎實發展。
智慧城市，作為較早將該名詞引入國內的行業，住建系統曾經將其概括為：智慧地推進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后續不斷完善創新并在行業層面創新為，建成的智慧城市將實現“五化”，即公共服務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細化、生活環境宜居化、基礎設施智能化和網絡安全長效化。但結合當前現狀，存在某些背離和局部放大，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理念應當在智慧城市領域長期堅持，更要盡量少用新概念來推項目、少務虛多務實、少標新立異多接地氣持續創新。把智慧和城市相結合，如不能正確認識城市、服務城市并提升、優化其功能，那么很難稱之為智慧城市，最多是智慧應用。
廣義上講，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運營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實施是科學、高效、公平和正義的，就是智慧城市。形象地講，一個能夠實現空間和時間上不斷自我感知、自我糾錯、自我學習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自我感知、進行學習，并解決感知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比如城市總體規劃，通常做法是經過有限的資料和實地調研，就開始空間規劃。而現在，可基于海量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對編制出來的規劃進行情景分析和預評估，如發現路網等設置不夠合理，可快速在規劃環節全面優化調整，趨近科學理想化。有效解決傳統調研無法掌握足夠樣本量、無法將跨界大數據成分整合分析、無法量化計算、分析和再現規劃后的可能場景和無法對初步規劃等，做出智慧識錯的缺陷。
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規劃和實施方案需要對城市的生長邊界有嚴格的理解和識別，需要有強烈的空間感，盡量不要把城市視為均勻的點來做系統設計。智慧城市，是要解決信息孤島，逐步促進格局界限的融合，因此，不跨界基本無法創新。當前，尚未能有效跨界，未解決好現有信息煙囪，又有產生新煙囪的苗頭，并方向和著力點存在“橫空出世”之嫌。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是智慧城市實現的核心技術，不是名詞間的迭代，更不是誰更“熱”的遐想。有部分城市管理者認為，智慧城市不重要了，互聯網+更被推崇，甚至提出要建互聯網城市。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本身是技術手段，如不能有機地與實體經濟結合、和城市空間結合，很難產生市場性的GDP和就業機會。無法扎實空間去思考智慧城市并給出解決方案，難以起到實際作用。有些企業將創新的信息化解決方案整合起來，作為智慧城市內核，去“打動”城市政府，而政府越來越智慧、鮮有“斬獲”。
發展智慧城市要實，智慧城市是兼顧理想與現實的統一體，是服務目標與解決問題的協同體。首先是面向現實解決問題：一是有效緩解直至解決“城市病”。依托大數據科學治堵，避免大數據給城市交通“添堵”。科學治理霧霾和緩解城市熱島，杜絕通風廊道，加強污染源和排放存量的有效控制、消減，而不是簡單地把問題投擲到邊界以外。智慧城市為此要積極提供方法和工具，并開發有效的管控平臺。二是通過發展智慧經濟，促進地方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落地。標準化建設智慧城市產業園，多元化設計園區智慧產業和生態圈建設，加快挖掘城市經濟增長新動能、科學制定去產能階梯方案、有效引導產業合理規模和適度發展。通過有效的行政引導激勵跨界創新，催生新的現代服務業、創新傳統產業服務鏈。三是優化、高效化均衡化公共品服務，比如智慧醫療、智慧教育等。
結合已經開展了三批次的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面向“十三五”，應當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和改進城市管理為目標，思考構建，符合中國國情、主體功能區定位、城市群發展特點，特別是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升級版的智慧城市(1)應為新型城鎮化空間骨架建設提供智慧思維。對于促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城市建設目標的實現，具有良好的啟示性和借鑒性。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礎上，鑒于我國新城建設和既有城區改造的規模體量，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如果能夠較好地借鑒和引入國外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和互聯網等技術優勢，提高城鎮功能和解決城市病的進程將勢必加快，中國城市科學發展的能力建設將擁有豐富的經驗基礎;(2)應為智慧產業培育提供營養基質。將智慧城市當作產業形態來打造，將有助于城市創建工作與經濟、社會總體發展目標任務相結合，并依托互聯網+、云存儲和大數據等思維，重構出新的產業組織，催生新的產業方式，建構起智慧城市產業，探索建立智慧城市建設市場化運作的有效機制和操作范式。空間戰略層面規劃設計的智慧化，微觀層面的建設用地信息消費接入權限(依托“三網融合”等基礎網絡)等;(3)應為拓展和深化雙邊合作打開新渠道。智慧城市是“三化融合”的產物，是引導產業升級的動力，用互聯網思維、大數據分析和信息消費等檢視傳統產業和行業，引進智慧化手段和方法，改進傳統業態產業效率和服務水平。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著力打造智慧城市。《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設為契機，充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的優勢，加快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提出通過構建智慧城市，來完善城市管理工作的總體要求。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截至2015年底，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1%，深度城鎮化成為重要的趨勢。推進城鎮化的同時面對著實現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解決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環境脆弱、地區差異大等許多問題和矛盾。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的原則，努力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的城鎮發展新格局。這是未來我國城市規劃的目標原則和指導思想，未來城市規劃將更加以走中國特色的健康城鎮化道路為基礎性原則，來探索我國城市規劃的體制改革。城市管理與社會治理相輔相成，學科上較為地獨立發展，而從城市整體管理水平的提升出發，需要加強融合和互動交流。智慧城市應重點從服務當前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社會治理水平出發，從學科的深度來把脈智慧技術應用的設計，為智慧城市建設和運營提供扎實的視角和有效的應用引導。
二、城市管理學沿革與新特征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城市管理學首先在美國起步，逐步形成了六大學派：方法學派、經驗學派、行為學派、社會學派、決策學派、數量學派。城市管理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既要配置城市資源,也要調整城市社會關系。城市管理的基礎理論主要包括：城市營銷理論(經營城市理論)、城市競爭力理論、數字城市理論和生態城市管理理論等。相應的城市管理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新公共管理、城市聯盟、社區自治和精明增長等。
城市管理研究是城市科學研究中近年來迅速發展的新興領域。我國城市管理學誕生于1985年，以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理論著作—《城市管理學原理》為標志。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是要建立一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必然帶來城市的對內對外的全面開放，因此，城市管理成為需要發展與強化的重點城市學科。中國城市管理所面臨的環境形勢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紛繁復雜。政治環境變化、科學技術進步、生活方式改變給全球以及我國的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機會和挑戰。城市管理不僅指對城市基礎設施，也包含了對城市經濟、城市社會和城市環境等方面的綜合管理。與此同時，在全球化進程中，城市的運行方式隨著經濟關系的演變而變化，城市管理必須面對急劇的市場競爭、資本的快速流動、不斷分化的利益群體、緊張的公共財政、公民社會的崛起等重大問題。城市之間的競爭和城市內部眾多行為主體之間的權力關系日益網絡化，面對城市內部越來越突出的各種問題，城市政府如何轉型和定位就成為城市管理的核心問題。城市管理為了處理城市問題，比如社會福利問題、老齡社會問題、獨生子女教育問題、人口結構問題等。2000年5月，聯合國人類住區中心發表了關于《健全的城市管理：規范框架》的宣言草案，旨在發起一個“健全的城市管理全球運動”。該框架引起了全球對城市問題及城市管理的重視，推動了城市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與完善。
城市管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探討可持續城市管理理念、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模式與手段;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探索城市經營模式;強調建立多元主體的城市管理模式;探索數字化城市管理的理論和實踐。
目前我國專業城市管理人員或城市規劃、城市策劃等管理人員缺口至少達200多萬。隨著我國改革與城鎮化進程加劇，為了解決城市管理中面對的層出不窮的難題，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深入研究城市管理理論和內容，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也會更加的促進城市管理學的繁榮，城市管理學將會迎來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期，城市管理的研究將與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等多學科領域結合緊密，城市管理學的理論體系將會發展完善，包括城市經濟管理，城市社會管理、城市建設管理等多個分支。目前，城市管理學科缺乏獨立完整的理論框架，可以說學科框架基本上是按照研究內容分塊羅列，不成體系，缺乏理論邏輯。從城市管理的相關研究來看，從2001年之后關于城市管理的相關研究開始快速發展起來，到2007年達到峰值。《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為“十三五”時期城市管理工作提供了關鍵性支撐。
三、智慧城市服務城市管理的關鍵路徑建議
根據我國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現狀與未來走向，我國城市管理發展的新需要，智慧城市促進城市管理研究與實踐，可從如下五大重點方向進行考慮設計，以保障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和城市社會的穩定、繁榮。
3.1促進不同空間尺度的城市治理機制的形成與城市空間管理的融合
傳統的城市管理被認為是政府的職責，政府是城市管理唯一的合法主體。起初，這種城市管理主體的單一性與城市功能的單一性相適應。但是隨著城市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經濟全球化、急劇的市場競爭、資本的快速流動、不斷分化的利益群體、緊張的公共財政、公民社會的崛起等。單一的管理主體已無法滿足城市公眾多元化的要求，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漸不能滿足城市市民的需要。城市變化的不僅僅是城市的外觀，城市的運行方式也隨著經濟關系的演變而變化。可以說，幾乎生活的所有方面，舊的秩序正在瓦解或披上新的外衣。這些激烈的變化和挑戰都刺激著人們對當代大城市的思考，構成了傳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變革的背景。
城市治理是在復雜的環境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城市公民共同參與城市管理的方式、過程和機制。它是對傳統城市管理模式的變革與創新，是城市政府統治的現代發展形式。作為一種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更強調主體多元化。主張為了徹底解決城市管理中的問題，不僅要求城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巨大革新，而且要求非政府組織的充分發展和功能的提高，以及市民社會的廣泛參與和公民民主意識的增強。與傳統的城市管理相比，城市治理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代表更廣大公眾的需求，增加城市福利、促進社會公平。因此，探索從傳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升級的路徑是對當代城市管理學科發展提出的強烈訴求。
在逐步建立完善的城市治理體系中，發展不同空間尺度的城市治理機制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現代的城市已經不再是一個相對于農村的概念，必須針對城市區域自身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建立不同空間尺度、不同運作形式的城市治理體制，多維度、多角度解決城市面臨的問題，形成多元化的城市管制機制與模式，促進城市空間管理的融合，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3.2 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物聯網等網格化智慧城市管理體系的全面應用
發展高度信息化的智慧城市對城市的經濟轉型、居民生活方式變革、環境保護和社會管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建立數字化的城市管理體系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電子政務系統、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網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未來城市管理數字化的主要發展方向。
從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GBCP模式)向智慧化城市管理模式升級。將網格化作為基礎，智慧城市管理體系是基于物聯網、傳感、感知世界，基于互聯網、網絡，將信息傳遞到各個部門當中，對數字城市的信息進行展現，向各個應用部門反饋這些信息。通過地理信息系統將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進行模式分析，獲取可視化的位置信息，為智慧城市管理體系提供基礎數據。應用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統，有助于實現管理的有序及社會的和諧，能夠大大降低政府公共服務的成本，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和水平。網格化精細化的城市管理實現了城市管理的流程再造，使城市管理由過去的粗放、被動、分散向高效、敏捷、系統轉變，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建立城市管理長效機制做出有益探索。
智慧城市管理體系需要能夠對這些信息進行計算、管理，它是一個政府城市運作、管理和服務的平臺，提高政府的信息利用水平和政策制定水平，促進城市信息資源的共享和開發利用。
3.3 智慧技術促進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制度、運行模式、管理方法、執法機制創新
城市管理的價值取向應當該是讓公眾的生活更美好，城市管理模式的導向就應該是公眾滿意。堅持“以人為本”為宗旨，是城市管理的基本要求。面對現階段城市管理出現的各種問題，從城市管理的行政執法制度出發，從運行模式、管理方法、執法機制等多方面出發，要轉變意識，健全法制，明確劃分部門職能，深化體制改革，實現從傳統城市管理向多元化的城市治理轉變。
推進我國城市“新公共管理”理論發展與實踐創新，把效率、效益、效能作為改革的主導目標。強調建造一個提供優質服務并以顧客滿意為導向的政府。“新公共管理”理論所體現出的高效導向推動了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進程，向城市經營引導。城市經營是指城市政府通過市場機制對城市資源加以優化整合，促進城市的發展，提高城市的經濟社會效益。與城市經營模式相匹配，在城市管理制度上我國學者也在對美國的“城市經理制”展開研究。與此同時，“城市經營”將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城市管理研究探索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發展也將有利于提升我國城市運行及管理效率。
3.4 基于智慧技術構建城市管理績效評價體系與公眾滿意評測機制
城市管理工作已經深入城市生活各大領域，城市管理的績效評價能否客觀公正,將對城市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工作的績效水平直接影響城市管理的能力與效率，應當以公眾社會滿意為導向，構建城市管理工作績效評價體系與其方法學，并將公眾滿意程度作為評價的核心方面，使得城市管理工作向堅持以人為本的方向，模糊層次分析法、平衡計分、模糊綜合評價[21]等均可以應用到城市管理績效的考評研究中。
3.5 借鑒國外城市先進應急管理和反恐經驗完善我國城市應急管理體系
城市安全和城市風險管理逐漸成為影響城市自組織體系代謝平衡的關鍵點。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政府和公眾才逐漸認識到城市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對于城市的沖擊影響。此后發生的2003年SARS、2009年H1N1和近年來中國出現的區域性灰霾等為代表的公共衛生事件;2003年美加大規模停電、2011年日本福島核泄漏和2013年中國青島中石化黃濰輸油管線輸油管道破裂事故為代表的公共基礎設施事件;2013年美國紐約、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約60座城市麥當勞、漢堡王等快餐連鎖店外罷工為代表的公共服務事件等，均表明城市安全和城市風險管理必須成為城市管理學研究的重點。借鑒國外城市先進的應急管理經驗，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國的城市應急和反恐能力得到質的提高，高密度住區[23]和地質災害城市的應急對策。由于城市在人口、重要階層和重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高度集聚性，成為城市恐怖主義的攻擊重點，研究和部署城市反恐安全防范成為主動防御的主要路徑。與此同時，通過國際間大城市現狀應急管理體制的比較和基于國情的國內城市的比較，強化公眾參與機制的引入，形成我國不同層次城市的風險管理理論和方法學，構建我國城市應急管理體系。
3.6 以智慧技術應用強化以“公眾參與”等為特征的多元化共治格局的實現
主體多元化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城市多元主體通過參與影響公共決策，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過程。強調城市管理主體的多元化，是要綜合運用國家機制與政府組織、市場機制與營利組織、社會機制與公眾組織三套有利于城市健康發展的城市管理工具，構建一種全民參與的現代城市管理體制。
作為城市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參與式城市治理提出了在城市管理過程中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之間在不同領域里相互合作和互動的關系。參與式城市治理框架的建立，有助于城市管理事務的有效解決，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助于城市的健康發展。全過程參與機制的建立有利于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合作，為社會相關利益群體表達意志提供了穩定的制度平臺，有利于充分實現政府與社會的溝通，增強社會對城市的認同感，能夠為城市的健康和諧發展奠定穩固的社會基礎。
四、城市社會學沿革與新特征
作為城市科學和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它以人類聚居都市這一社會現象作為研究對象，應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城市社會生活、社會關系、社會問題以及城市規模、社會結構、社區組織、城市社會發展規律等問題。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必須和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法學等結合。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R. Park)是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他于1916年出版的《城市：對都市環境中人類行為之考察的建議》，以及1925-1926年他和伯吉斯-麥肯齊(P. Macerge)合編的《都市》和《都市社會》等著作，奠定了西方城市社會學的基礎。1982年由美國威奇塔大學的約翰W巴杜(JohnWBardo)和約翰J哈特曼(JohnJHartman)合寫的《城市社會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美國城市社會學的基本觀點。中心商務區(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概念最早就是由城市社會學的美國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Burgess于1923年提出。
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后，中國社會學家在眾多的理論中選擇了以芝加哥學派的理論為指導，以“社區研究”方法實踐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目標。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與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是社會學中國化進程中代表著作。
我國上世紀80年代，廣州市的城市社會問題首先得到系統的研究(頌揚1982)，中外城市社會學界學術交流增多，于光遠同志在上海市社會學學會1981年年會上，呼吁我國要開展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工作，他指出“城市是一個經濟、文化、政治中心。它對整個國家，至少對整個地區是一個中心，它的發展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光搞城市建設不夠，還有社會問題。你到郊區去，第一個問題不是生活不便而是教育水平不高，沒有好的學校，總之搞城市計劃光搞建設不考慮社會問題不”。1983年，上海市社會學會成立了城市社會學研究組，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市社會學。
李強等人結合對北京城市生活的調查，從城市社會學的理論不斷探索總結。以為我國城市社會學領域較為有影響的七個理論流派(1)傳統城市生態學派：重于“生態”，將城市社會視為一個生命網;(2)社會文化生態學派：突出文化、價值觀的重要作用;(3)新正統生態派：更突出生態因素，文化現象并不在人類生態領域之外;(4)城市規劃界的生態城市思想：城市與自然相平衡;(5)城市社會活動形式理論：對比城市和農村在社會關系、人際交往等方面的差異;(6)城市政治經濟學派：強調政治經濟因素對于城市的重要影響和作用;(7)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同心圓、扇形和多核心模型。
當前，我國城市社會學的應重點考慮：(1)城市的社會歷史，包括城市的興起與發展，城市的社會職能，城市發展的社會規律等;(2)城市的社會結構，包括城市的區位結構、人口結構、職業結構和組織結構等;(3)城市的社會功能，包括城市的政治功能、生產功能、文化教育功能、生活功能等;(4)城市的社會問題，包括城市的住宅問題、交通問題、環境問題、人口問題、就業問題、犯罪問題;(5)城市的社會管理，包括制定科學的發展計劃以及各方面的合理制度等。
五、智慧城市服務社會治理的關鍵路徑建議
根據我國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現狀與未來走向，面向我國城市社會發展的新需要，智慧城市服務城市社會學應從以下五方面予以思考定位，以保障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和城市社會的穩定、繁榮。
5.1基于智慧技術研究社會轉型期城市社會問題防范與解決，促進社會穩定
通過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城市發展的歷史、現狀進行研究，探索中國城市發展的未來，避免重復其他早發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犯過的種種錯誤，解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使我國城市走上理性化發展的道路，有助于實現城市的穩定。
5.2基于智慧技術構建外來(流動)人口城市社會認同融入理論及其實現路徑
城市社會印象是外來人員對城市認同感的體現。城鎮化進程中和城鄉發展的一體化，使得人口的流動性顯著增強。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居民素質、文化底蘊、生態環境等四個方面，籍貫、城市居住時間、職業身份、性別影響著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國外學者于上世紀80年代就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嘗試研究控制城市增長和維持生活質量的路徑。從城市社會學和認同心理學理論來看。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關系到城市社會的穩定、和諧與發展，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注。
5.3基于大數據平臺研究城市權力空間結構與居民社會關系響應機制與調控方法
社會的現代性的發生和發展，需要經過無數個單元的社會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本身呈現了一種現代性的實際進程。空間是社會的產物，空間與社會相互交織、相互塑造。空間形態演變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動因，與此同時，流動人口對社會空間轉型的影響。新都市社會學可能成為空間概念與城市社會學結合后，產生的新興研究焦點。
5.4基于智慧技術研究城市用地性質的社會學評估與不同穩態的社會城市用地結構
城市化中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問題：城市中沒有經濟社會價值的區域，存在“零價值區”、“負價值區”、“城市失用地”和城市“孤島”，為了提高城市用地的社會學價值，應當綜合考慮從社會學角度評估城市用地，并構建基于穩態社會理論的城市用地結構，使土地城鎮化與社會穩態協調同步。
5.5 基于智慧技術建立與城市化進程相適應的城市社會現代性及其衰敗預警機制
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發展存在著“解構”與“結構”的雙重嬗變，通過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分析就能看出典型的“系統解構”和“系統結構”的雙重不適應問題。城市化在改變著中國，以往的社會存在被“解構”的同時，亦表現為某些落后的社會傳統和新社會存在被“結構化”和“固化”的現象，某些新的社會要素雖然以新的面貌出現，但卻是傳統落后文化的翻版，一出現則成為社會進步的桎梏。當代中國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雖然不完全與城市化進程有關，但是，卻與城市缺乏現代性的建構有關。社會發展階段性目的之一必然包涵社會現代性的建構。
六、“十三五”智慧城市提質增效的八個關鍵路徑
伴隨深度城鎮化發展的需要，結合經濟新常態的特征，特別是尊重城市發展的規律，城市管理和社會治理，必將成為我國城鎮化中后期的重要領域。智慧城市的建設應當從服務城鎮化的規律出發，做好技術研發定位、需求設計和應用實踐，如此才能夠為新型智慧城市的實現提供有效模式參考。面向“十三五”，從八大策略出發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升級版智慧城市群。考慮在不同建筑氣候區、不同城市(群)規模(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不同片區類型(新城建設、舊城更新)和不同城市區位(內陸、濱水、交通樞紐)等，開展智慧應用技術研發和試點示范。
6.1行業智庫先行，建立長效機制，牽引交流合作
在智慧城市領域，與歐盟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智慧城市行業智庫尚未形成。智慧城市作為融合了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創新體，從理論基礎、技術研發和創新實踐都處于萌芽階段，不是單項技術、管理和政策創新，而是系統性、多學科和綜合性的集成解決方案。加強知識創新傳播，有助于加快與城市發展節奏與需求的對接，形成有效的“問題-目標-對策-方案-驗證”閉環回路。智慧城市行業主體應加快促進行業間的交流，提高頻度、廣度、深度和熱度;圍繞智慧城市探索形成新的機制和模式，依托行業交流的內涵建設，服務于公私部門間智慧城市資源的對接。
6.2智慧產城融合，形成規模效應，構建經濟引擎
結合我國新城進程中的教訓，城區或園區的開發務必要有產業的導入，即便是居住型的片區開發，也需要扭轉傳統房地產開發項目的粗放思路，要從城市運營和服務出發，構建樓宇體系下的生態智慧服務產業體系。智慧城市建設應當注重智慧產業的開發和導入，在新城開發和舊城更新中，堅持產城融合的理念和實踐思維。部分試點城市對智慧產業的思考和開發較為有限，強調構建數據庫、平臺、網絡等較多，但從城市規劃、城市經營和城市經濟等角度著眼不足。智慧城市的構建，應定位為智慧型戰略新型產業的培育和有機生長綠色低碳城市形態的合體。依托自主創新示范區、高新區、經開區、軟件園、服務外包園、職教城、新城(區)和內城重點商圈、居住區和城市更新單元等，設計與智慧城市需求相適應的產業定位，編制有效的智慧城市產業專項規劃和招商導則。將智慧城市作為經濟引擎來打造，才可能避免智慧城市創建流于表面、成效不足和缺乏市場活力。
當前地方智慧城市實踐，多從城市尺度和單項應用展開，部分信息化程度高和起步早的城市已經初見成效，智慧城市的數據消費具有潛在市場，但仍然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投入或政府融資平臺。縮小空間尺度、模塊化、單元化、精品化和系統化構建智慧城市生態體系，有利于實現城市運營高度的智慧化和數據的廣泛交集、互動，特別是高價值量的信息消費。因此，將智慧城市建設納入到城市總體規劃，并從城市經濟角度將其作為開發模式應用到城市重點地區的規劃建設，將更加有助于智慧城市實踐出新模式、新解決方案，并產生傳統開發模式無法達到的成效。集合有限的財政資金，有效引導社會資本的參與，依靠規模經濟來打造智慧城市建設亮點，再帶動城市整體智慧化建設模式的展開。
6.3多元金融組合，配套政策激勵，夯實合作根基
自國家施行智慧城市試點示范以來，公私合營(PPP)模式下的智慧城市合作模式已經在地方展開(上海、寧夏銀川、重慶永川、安徽淮南、安徽淮北、山東諸城等)。從全市整體創建來分析，結合創建任務要求，總投資在幾十億元到上百億元。與城市地方財政收入相比，特別是在地方債務風險控制的背景下，地方城市創建智慧城市的資金保障存在短板。智慧城市建設包括公共性產品和盈利性產品，政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