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概念
“智慧城市”的實質是利用先進的科技、信息技術，實現城市智慧式的管理和運行，進而為城市中的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以達到促進城市的和諧、可持續成長的最終目標。
目前，“智慧城市”的建設在國內外許多地區已經展開，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國內的如智慧上海、智慧雙流；國外如新加坡的“智慧國計劃”、韓國的“U-City計劃”等，其他如美國、瑞典、愛爾蘭、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已開始“智慧城市”建設。2012年12月，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了《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和《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試行）》，旨在規范和推動“智慧城市”的健康發展，“智慧城市”引領了中國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結合當前“互聯網+”在各行各業的廣泛運用，及城鎮化發展、產業結構升級的迫切需要，“智慧城市”必然成為我國未來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
然而，“智慧城市”的發展引領商業銀行小微企業業務進入新的環境形勢，為商業銀行服務小微企業模式帶來了轉變。
前商業銀行服務小微企業遇到的問題
小微企業自身局限帶來的融資困難
小企業往往經營管理、財務制度不規范，資信等級較低。小微企業具有經營規模相對較小、組織結構變動快、形式多樣等特點，由此致使其內部財務制度、財務管理不夠規范和穩定。由于其財務制度不健全、透明度比較低，導致銀行無法對其進行科學、準確的資信調查，難以審核和確定是否給予其信貸支持。
缺乏抵押物、增信不足。小微企業往往資產規模不足，具有“輕資產”的特點，廠房機器不足，缺乏充足的抵押物，而目 前商業銀行風險控制仍遵循傳統方式，以抵質押擔保為主。為了防范小微企業較高的貸款風險，要求提供抵押物作為第二還款來源。一方面，抵押物不足導致銀行調低小微企業的信用等級，進而不予放貸；另一方面，鋼材、棉花以及知識產權等質押物又存在不易見到實物及不易折算價值等問題；最后，抵押貸款與擔保貸款分別要對抵押資產進行評估以及找擔保人，并支付抵押物評估的評估費用及擔保人的擔保費用，手續繁瑣的同時增加了小微企業貸款的費用支出。
小微企業所處產業鏈位置所決定。林毅夫認為，發展中國家企業所要投資的產業常常具有技術成熟、產品市場已經存在、處于世界產業鏈內部等特征。尤其是我國，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一直高達到55%，重工業在工業中占70%。所以我國的工業結構呈現重型結構，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等特點。但根據國家產業指導政策，這些產業的企業往往屬于信貸限制的領域，因而這些小微企業很難獲得貸款，或是貸款利率很高。
信用體制不完善，小微企業信用記錄缺乏
目前我國的征信系統尚不完善，中小企業缺乏信用記錄并且目前國內還沒有建立企業的信用監督制度，加重信息不對稱，而信息不對稱會產生“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銀行自有的評級機構在為中小企業評級時缺少征信數據，社會上又沒有公認的權威評級機構。特別在信用貸款很少的情況下，中小企業以企業財務報表真實性為前提的道德信用尚未建立，銀行貸款審查只能查看有無不動產可以抵押，而無法調查是否有按期還債的信用歷史。
客戶開發力度不足，開發方式過于“粗放化”
商業銀行客戶開發力度不足，有效客戶不足、客戶黏度不足、客戶的開發和維護方式過于粗放。
客戶黏度指當客戶接受某家銀行貸款之后，當再次產生貸款需求的時候，仍然會申請該家銀行的貸款。據統計，我國商業銀行的小微客戶忠誠度相當低，只有30%。許多小微企業客戶僅僅是存在于賬面上非有效客戶。以某商業銀行西北某分行為例，截至2012年6月，該行小微客戶數22665戶，但其中的有貸客戶數僅為3928戶，大部分賬戶成為“僵尸賬戶”。那些被開放的非有效客戶既浪費了銀行系統資源，也推高了人力和財務成本。
另外，客戶的開發和維護方式過于粗放。這一部分表現為商業銀行為積極搶占小微市場，急于求成，片面地追求客戶的開發，但對于客戶開發后的維護和綜合營銷工作不重視。另一部分表現為商業銀行提供小微企業服務的“羊群效應”帶來的同質化。而同質化產品最終只能通過價格來競爭客戶，但同質化產品往往產生完全競爭市場，最終只能以邊際成本獲取利潤。若銀行希望提高利率，那必然“逆向選擇”，選擇高風險的客戶。而只有產品差專業化、戰略異化發展，才能形成壟斷競爭市場，獲取壟斷利潤。對于小企業來說，豐富的產品種類才能充分服務小企業生命周期不同的金融需求。
商業銀行產業選取指標不合理，導致優質客戶不足
小微企業因自身資金規模不強、創新能力較弱，較容易進入一些勞動密集型、品種多、批量小、規模經濟要求較低的、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技術壁壘較低的行業。商業銀行在選取小微企業服務行業時，往往以某行業中小微企業的市場規模等作為衡量指標，最終選擇的業務發展重點多為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然而事實上，較高進入壁壘行業中小企業經營效益總體上明顯高于較低進入壁壘行業的中小企業。在開展產業鏈金融時，商業銀行更應考慮這種行業內的小企業。
商業銀行貸款定價能力不強
商業銀行目前針對小微企業貸款的定價能力欠缺。一是由于商業銀行歷來對大企業客戶倚重，小企業客戶積累普遍缺乏，造成用于小企業貸款定價的歷史數據以及優秀的定價管理人才不足；二是商業銀行缺乏相對可續合理的定價模型；三是定價權往往集中在評審部門，缺乏與其他相關部門的緊密配合，也就很難保障定價管理的規范合理性；四是受政策“軟約束”制約，政府層面不斷發布文件，要求商業銀行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
“智慧城市”為商業銀行小微企業信貸帶來的改變
面對“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大多數小微企業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感。2015年5月5日工信部發布的《2015年小微企業經營健康指數》報告指出，目前小微企業的健康指數依然偏低，抗風險能力依然偏弱，小微企業信息化需求強烈。大數據時代，小微企業資金供需雙方之間信息不對稱和風險管理上的激勵不相容的難題出現了可行解。然而，“小微企業已不缺乏互聯網思維，而是缺乏高效對接和應用互聯網的接口。”
提升客戶信息“質”“量”，改變信貸方式
小微企業信貸中，需要對企業資料進行核實，同時需要核實的環節和資料種類繁雜。大數據的運用可以一定程度緩解銀企間信息不對稱。但數據的可得性是大數據得以應用的前提，也就是說獲取數據信息的高成本扼住了小微企業融資咽喉；另外，數據的真實性同樣具有關鍵意義。
在“智慧城市”互聯互通生態環境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數據（客戶信息）開放數量及真實性獲得改善。一方面，“智慧城市”推動小微企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運用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等創新應用和方法，升級、重構企業的管理方式、運營方式和商業模式，提升了小微企業的經營效率。而“智慧小微”規范、完善了企業財務信息和信用記錄，證明企業信用等級和償還能力的數據可獲得性及獲取效率得以提高，提升了小微企業在銀行信貸中的評級及申貸成功率。另一方面，政府、企業、金融機構等機構間網絡終端連接，信息聯通、及時共享。這種基于終端融合、網絡融合、平臺融合和服務融合的大數據挖掘的系統處理與實時監控顯著縮短了業務流程，提升了信貸業務效率，加強了信息的交叉驗證，不僅具有符合小微企業貸款需求“短、頻、快”特點的靈活性，而且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可從信貸申請到貸后風險監控全流程予以控制，降低欺詐風險及信用風險。
另外，信息結構的改變，直接驅動風險控制理念發生根本性變化。小微企業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較高，傳統信貸風險防控手段往往通過要求提供抵押擔保降低信貸來降低違約損失率。而“智慧城市”依托的互聯網技術可以匯集小微企業的大數據，商業銀行依據大數據構建風控模型。由于互聯網具有大量獲取多類信息并低成本的將不同類型信息進行轉換的特點，原本依靠集中考察“硬信息”（資產負債表等）來進行授信與風控的商業銀行，現在變為重點考察“軟信息”（經營和交易數據、單據等）。
推進業務，提供一批優質客戶
建設“智慧城市”需要綜合運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改進“智慧城市”建設基礎條件，構建區域性大型信息基礎設施。比如在天津打造“智慧城市”的過程中，大力推動三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融合所需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需求帶動供給，產生一大批圍繞通信、網絡等技術公司及相關產業的小微企業。
另外，“智慧城市”建設項目中，有效合理引入公私合營模式。經濟步入新常態，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長降低，意味著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政府需積極探討公私合營模式，有效引導社會資金投資。引入公私合營過程中，不但需要大型企業（如中興、華為）的合作，還將引入一大批優秀的小微企業，尤其是高科技、創新型小微企業。這些小微企業產生于某一專業化市場，具有獨特或自助技術，所處行業規模并不一定很大但技術壁壘較高，屬于技術密集型。這種獨特的“長尾”行業為商業銀行提供了優質客戶。
針對目前商業銀行服務小微企業普遍采用的供應鏈金融模式，大型企業將提高自身效率，與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對接的程度，終端連接，信息共享程度提高，對于依賴核心企業的上下游小企業的供應鏈融資模式，由于“1”與“N”之間的信息透明度提升，核心企業提供擔保的比例降低，保證了核心企業的授信額度，擴大上下游小微企業融資可得性。
完善信用體系
增加了互聯網金融征信機構。互聯網企業尤其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數量，通過第三方支付、電子商務、P2P、網絡眾籌和網絡小貸等機構間接獲取的數據的通道增加。同時，我國阿里小貸征信等互聯網征信機構基本依托互聯網金融企業產生，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會提高互聯網征信機構的供給。
提高所有征信機構信息質量。雖然大數據有助于實現企業的信用評級，防范企業財務數據造假，推動評級結果動態演進，可以幫助商業銀行有效解決小微企業信用評級中遇到的問題，但由于統籌的復雜性，作為公共數據的征信信息的歸集聯網與公開共享工作應由政府機構來主導實施。大數據時代里公共數據應該被作為公共資源向公眾開放，只有如此才能讓數據中所蘊含的潛在價值得到最大限度的開發與利用。美國在這方面已先人一步，截至2011年底，美國聯邦政府數據開放門戶網站Data.Gov共開放原始數據3721項、地理數據386429項。
目前我國潛在的大數據資源非常豐富，覆蓋廣泛，遍布電信、金融、社保、房地產、醫療、征信體系等部門，及電子商務平臺、社交網站等商務、交友媒介。但現階段我國評估小微企業信用至關重要的社會征信體系仍區域割裂、透明度較低，所披露的數據局部化、碎片化。打破小微企業與金融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格局，需要綜合多方面的社會信息來支撐。
“智慧城市”中，一方面企業終端連通，比如，銀川通過建設企業注冊電子信息交換平臺，實現工商、質監、國稅、地稅和公安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作為個人的企業主的消費生活信息業逐步通過終端連通，不但完善了企業信用，而且增加了企業主信用。這對于更倚重于征信“雙軌制”的小微企業來說至關重要。
以“稅銀合作”為例，目前商業銀行依據小微企業納稅信息提供融資的產品多有嘗試，比如交通銀行的“稅融通”、建設銀行的“稅易貸”等，但由于稅務信息平臺缺乏及數據安全性所限，一直局限于區域試點而未能成為全國推行的模式。至2015年，國家稅務總局和銀監會發布通知，各地稅務機關、銀監會派出機構和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在第三季度內建立稅銀合作機制，這從國家層面明確了稅銀聯動的融資模式。在政務連通的基礎上，稅務、海關、公安等信息將集成互通，依法納稅與信用融資之間良性循環的“稅銀聯動”不但得到全面推廣，而且通過與其他政府部門及時共享企業違約信息，如通過將其海關等辦理出入境及進出口檢查與違約信息掛鉤，可以增加小微企業及小微企業主的違約成本，降低欺詐風險。
優化風險定價
信貸的本質是風險管理，而利率是風險的價格體現。如何厘定恰當的利率是各家銀行關注的重點。在利率非完全市場化與抵押擔保品欠缺的情況下，采用傳統信貸技術從事小微金融，需付出的邊際成本與服務大企業相差不大，銀行定價過高，容易“擠出”小微企業客戶；定價過低，不符合銀行風控理念也無法通過現有風控模型檢驗。
未來“智慧城市”將連通企業經營的各個部門，所有數據都可以上載云終端，包括融資紀錄、信用記錄等可以全部共享，信息透明度的增加為商業銀行構建定價模型的基礎經驗數據，準確測算成本。同時，“智慧城市”依托的技術進步為優化商業銀行服務小微企業的利率定價提供了可能。
項目基金：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防范新形勢下銀行信貸風險（09BJY105）”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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