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智慧城市（智慧國）建設啟動較早的地區，新加坡目前智慧城市的排名世界靠前。

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中國區司長莊慶維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新加坡的最新規劃已經在朝著物聯網的方向發展，他認為，建設智慧城市最重要是能做得深做得透，不能停留在表面，政府應制定一些政策和標準來拉動企業的參與。

《21世紀》：中國近幾年地方智慧城市建設非?；馃?，不少地方也都出臺了智慧城市的行動計劃等政策，你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設？

莊慶維：中國目前很多城市智慧城市都發展得很快。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對智慧城市極為重視，政府的投入力度也很大。在技術方面，可以說中國跟新加坡沒有什么太大的差距，甚至在很多技術領域，中國都有更為創新性的想法，所以新加坡在這些領域也需要向中國學習。

我們認為，“智慧城市”只是一個口號，而不是一個終點，智慧城市建設主要還是要看怎么利用政府的政策和資源，通過技術的手段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從新加坡的經驗來看，新加坡打造“智慧國”也并非最近幾年的事情，新加坡從2006年就推出了智慧國的相關規劃，去年年底，我們又推出了“Smart Nation2025”的規劃。從規劃的角度來看，雖然具體的技術方面有一些重點跟之前會不一樣，但是我們最終還是以市民為主，達到發展產業、打造更高效的政府、創造更舒適的居住環境這三個目標。

《21世紀》：你認為智慧城市建設中比較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莊慶維：有一點我們一直沒有改變的是，新加坡對數據的重視。

在1990年時我們就打造了全球第一個電子貿易窗口，打通政府部門信息壁壘，這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在堅持，這個系統一直在演變，從政府部門信息的互聯互通，一直在深化。現在不止是政府，我們也把將相關的企業帶進這個系統，特別是跟貿易相關的企業，如進出口企業、物流企業、運輸企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這樣一家一家、一個產業鏈一個產業鏈拉進來，通過政府補貼，讓這些貿易企業有信息化的水平，打造一個深度鏈接的這樣一個生態系統。

正是基于這個原因，盡管新加坡生產成本很高，但很多跨國企業要到新加坡設立總部，新加坡的辦事效率是其他國家達不到的。我們在每個領域都打造了互聯互通的平臺，從政府與政府之間，到政府與企業之間，到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互聯互通，2020年新加坡的一個方向是政府跟傳感器的互聯互通，即物聯網。

舉個例子，新加坡已經實現個人所得稅申報的自動化，非常方便，這項業務就是基于大數據的技術上實現的。在未來的5到10年里，這個工作還將深化，將傳感器的數據連接起來。我們的理念就是做深做透。

《21世紀》：在重視數據的同時如何去防范數據開放所帶來的風險，新加坡的經驗是什么？

莊慶維：是的，我們也遇到過安全問題，政府中的匿名數據不牽涉到個人的數據是可以開放的，但牽涉到個人的數據開放的前提，是多個數據來源整合在一起時不會導致個人信息泄露。

怎么做到呢，在開放數據的前提下，要有個人信息保護法來限制企業手機儲存利用分析使用數據，待企業的數據使用自律性培養起來的時候，未來可以逐步放寬對相關數據的公開，因為真正的價值存在于這些數據之中，所以我們在2012年就發布了《個人信息保護法》。目的就是有法律保障，才能逐步進行數據公開，沒有數據保護法去公開數據，市民甚至企業會對公開數據產生抗拒或者失去信心，對未來公開數據的發展帶來很大的阻力，個人信息保護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需要推出的政策。

《21世紀》：你怎么看待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政府角色的變化？

莊慶維：我覺得需要有一個很好的協調政府部門之間信息需求的機制。新加坡有一個CIO的結構，我所在的部門IDA，職責類似于中國的工信部，我們也是充當了政府CIO的角色，新加坡所有部門的CIO都是由我們部門外派出去的，所有部門的IT項目都由我們統一規劃、統一招標。統一準備需求，這樣的體制可以更好地協調各個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需求，確保和減少重復建設，提高資源共享。

《21世紀》：你對中國智慧城市的建議是什么？

莊慶維：我認為建設智慧城市最重要是能做得深做得透，不能停留在表面。比如，打造貿易網很容易，但是打造互聯互通的生態系統是需要時間的，需要很多企業配合來統一標準，需要政府的力量來拉動企業的參與。政府應制定一些政策和標準來拉動企業的參與，但這些工作需要后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