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后，欲哭無淚
10 多年前，一位國家領導人向華為董事長孫亞芳出了個題目：“你能不能用一兩句話描述一下華為成功后的感受？”孫亞芳脫口而出：“欲哭無淚！”
領導人震驚，無語……
華為脫胎于民企，一開始誕生就烙上了舊體制“養子”的烙印，盡管體制在不斷進步，但在夾縫中追隨體制演進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腳印，都充滿了艱辛和苦難，以及未知的風險。任正非反復說：“失敗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從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業一樣，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地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
這絕非危言聳聽。所以，正因為如此，作為商人的任正非，一方面必須冒險—冒險是商人的天賦秉性；另一方面，他又極其謹慎，甚至膽小，生怕撞了什么高壓線，導致企業傾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休止地在冒險與恐懼的心態中來回轉換，壓力之大難以想象。
44 歲之前，任正非一直處在潮流的主航道上，盡管面對著封閉的時代，但他的個性卻是相對舒展的，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和張揚的進取性格，使他在過去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能嶄露頭角：1978 年為全國科學大會代表，1982 年為中共十二大代表……
而改革開放之后，發展經濟成為主旋律，任正非選擇了經商，后來的歷史證明，他又一次沖在了主航道上。但不幸而又有幸的是，他是以“民營”的身份從底層起來。不幸在于，20 多年創業與發展太多坎坷，體制障礙、輿論抨擊、謠言、國內外競爭對手的打壓與圍剿……可以說，華為的成長與壯大，正是不斷地掙脫包圍與突破圍剿的螺旋式上升、發展的過程；有幸在于，恰恰是這樣一個嚴酷的外部環境，逼迫任正非和華為不存任何僥幸與幻想，在迂回曲折中摸索前進，從而既創立了華為獨特的、自成體系的企業管理哲學，又造就了華為的卓越與輝煌。
身份的證明
代價當然是巨大的。任正非給公司高管們推薦過一部電視劇《身份的證明》，其實，這么多年，華為也不斷地向別人證明自己的“身份”。
是的，華為是民營企業，但華為不遜于很多國企對國家的貢獻，20 多年來累計給國家納稅接近3 000 億元人民幣，直接和間接帶動社會就業幾百萬人；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正是華為、中興通訊、大唐電信，以及早期的巨龍等中國通信企業的崛起，為中國的電信建設節省了上萬億甚至更多的投資成本。進而言之，正如歐洲一家知名電信企業的高管所言，華為以價格和技術的破壞性創新，為全球幾十億人帶來了低價和優質的信息技術服務，其潛在意義是無法以數字進行估量的。同時，于中國而言，20多年的充分開放，使信息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力量之一，華為自然也功不可沒。但任正非還得到處訴說：國家給共和國長子（國企）各種資源，給外企那么多優惠政策，能不能對收養的兒子（民企）也好一點呢？顯然，他有太多的苦衷。
而在西方，政客和媒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也從未間斷過對華為的猜忌和攻擊，什么華為擁有軍方背景、國家背景等，競爭對手甚至公然“妖魔化”華為：每年享有中國政府多少億美元的補貼支持。傲慢的西方人不愿意相信：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中國企業在20多年的時間里，竟然打到了他們的家門口，并快速挺進在世界第一的道路上。
華為要把旗幟插在全球每一處角落，自然，任正非和華為又得不斷向世界證明“身份”，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一家商業公司要時刻面對這樣的雙重尷尬與困境：在國際市場，華為被當成“社會主義模式”的代表，其迅猛的發展，給西方帶來壓力；在國內又是民營企業代表，有可能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萌芽”。夾縫中，華為如何長大？
死亡是一個永恒的話題，說到底，組織存在的命理就是如何活得更長久些。過往的20 多年，華為活下來了，華為的許多同行卻倒下了，那些貌似“戰無不勝”的“巨無霸”企業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里，常見的情形是：幾乎毫無征兆地從正午的輝煌急劇地走向沒落。
下一個是誰？華為會不會盛極而衰，重蹈前輩覆轍？當輿論將稱贊的目光投向“世界第一”的華為時，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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