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6月結束的ITU-R WP5D第22次會議上，國際電信聯盟（ITU）確定了5G的名稱、愿景和時間表等關鍵內容。5G，即第五代移動通信標準。
這次會議規劃，國際電聯將征集候選技術，在2019年進行技術評估，繼而選擇關鍵技術，最后制定標準。國際電聯秘書長趙厚麟告訴《財經》記者，全球制定5G技術方案工程巨大，“時間表已經制定，2018年上半年局勢明朗，有望成為國際標準的方案，將在此后繼續完善提高”。
與美國歐洲一樣，中國也是競逐國際5G標準的一支勁旅。華為、中國移動、中興等中國公司在國際5G 標準制定組織日益活躍，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趙厚麟認為，中國會成為5G標準的一個重要主導者。
掌握5G標準主導權對中國有兩大意義。其一，以5G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是“互聯網+”及“中國制造2025”目標中的重點發展行業之一；其二，信息技術是引發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動力，將對制造業升級產生重大影響。
預計5G將在2020年正式商用，未來將成為連接所有行業和生態圈的底層基礎設施。
多位行業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企業需要更大的市場，且需要全球互聯互通，只有被大多數人接受的標準，才有強壯的產業化基礎，中國企業希望和國際公司一起，制定一個全球通用的5G標準，這與國際標準制定組織、中國政府及全球電信巨頭的目標訴求一致。
8月1日，趙厚麟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全球范圍的電信技術不可能拋棄現有的基礎設施而白手起家，取而代之，新的5G需要與3G/4G兼容演進，加上市場其他因素，因此，5G也不太可能用一個技術一統天下，而極有可能繼續容納兩三個不同技術體系，由市場決定今后的發展。”
《中國制造2025》規劃中亦明確強調，政府應統籌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行更加積極的開放戰略，將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結合，拓展新的開放領域和空間，提升國際合作的水平和層次，推動重點產業國際化布局，引導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
標準角逐十年得失
從2G到5G，中國從完全沒有發言權到在國際通信標準組織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反映了中國電信產業發展升級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有幾個關鍵節點，每個節點都伴隨著重大爭議。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GSM通信標準為主宰的2G時代，中國在技術上幾無積累，只有少數科研機構進行零星的跟蹤、研究和模仿。
一位當年代表中國參加國際電聯標準化活動的電信業資深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當時，中國代表在國際電信聯盟的各技術會議上參與不多，學習大于參與。
那時，手機在中國普及率極低，移動通信技術在全球前景也不明確，但中國人口龐大，市場廣闊，在移動通信市場爆發之前，是否參與制定國際通信標準將對市場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1997年，國際電信聯盟向各國發出了3G技術標準的征集函。中國政府有意競逐。多次討論和論證之后，提交標準方案的重任交給了提出TD-SCDMA技術的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即后來的大唐電信。2000年5月的ITU全會上，TD-SCDMA被正式確定為第三代移動通信國際標準之一。
從零開始做移動通信標準，成本高難度大，中國并無把握，因此是否提出獨立標準爭議巨大。但TD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近日對《財經》記者總結說，TD-SCDMA在當時成為國際標準，時機十分合適，一是中國市場規模已呈爆發前兆，“大”中國的優勢，是成功的基礎；二是凡事總有開頭，如果不在3G標準這個當口起步，就得在未來的4G、5G起步，但起步越晚越被動。
1995年中國手機用戶數僅占世界手機用戶總數的約4％，到2000年已近12％，2015年5月，我國移動用戶數12.93億，約占全球手機用戶的20％。
由于通信產業鏈的特性，早期的TD-SCDMA產業鏈孱弱，從終端、系統、芯片，到儀表、測試，整個產業鏈只有中國廠商與少數韓國企業（當時韓國企業也處于產業起步的階段）參與，用戶從終端到網絡體驗都不如意。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通過TD-SCDMA的產業化，建立起了以中國企業為主體的移動通信TDD技術產業鏈，由于沒有國際巨頭參與，中國市場為本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促進、提升了本土企業的產業化能力。在逐步成熟的產業鏈支撐下，中國市場爆發了巨大潛能——到2014年中，TD-SCDMA網絡用戶達2.5億，約占中國3G用戶的二分之一，超額完成了在中國市場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標。
2007年，中國沖擊4G標準。中國移動聯合幾家國際運營商，將大唐移動等國內廠商提出的TDD演進方案，融合進LTE（Long Term Evolution，長期演進）國際標準，形成TD-LTE標準。
此時，中國移動在艱難中啟動和發展的TD-SCDMA網，為其牽頭提交TD-LTE進入4G國際標準提供了堅實基礎。
相對于TD-SCDMA，TD-LTE有三大特點：1.同時得到了國內外主流廠商和海外運營商的支持，產業鏈更強壯，國際市場空間更廣闊；2.技術性能很有競爭力，總體與FDDLTE相當，且性能提升潛力更大；3.與其他國際第四代移動技術標準基本實現了同步發展。
TD-LTE產業鏈也有很大進步。楊驊對《財經》記者分析說，“TD-SCMA時代，我們到處游說國際設備廠商參與到產業鏈中來而得不到支持；但TD-LTE時代，由于看到TD-SCDMA的成功，以愛立信、高通為代表的所有FDD技術廠商都積極投入TD-LTE的產品研發，與FDD-LTE幾乎同步推出了相應的產品，制定了相應的市場推進策略，誰都怕失去進入TDD市場的機會。”
TDIA（TD產業聯盟）截至今年6月的統計數據顯示，TD-LTE分布在全球37個國家和地區的63家商用網絡，基站數占據了全球4G基站總數的一半，承載了33.76％的4G用戶，擁有1000多款終端的支持。
從3G時代的TD-SCDMA開始，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企業（大部分是中國企業）投入了大量資金和精力用于這項技術的研發和商用探索，其中一部分技術專利也被納入到TD-LTE之中。時至今日，整個TD已形成從國家、運營商到設備商的整體產業鏈。
中國移動運營了TD-SCDMA和TD-LTE兩代技術標準。中國移動研究院副院長黃宇紅總結說，國際通信標準的制定和參與應該遵循四個原則：創新的專利化、專利的標準化、標準的產業化、產業的國際化。
她認為，TD-SCDMA完成了專利和標準化和產業化的突破；TD-LTE在標準的專利化和產業化方面跨上了一個新臺階，以及部分產業的國際化；5G標準需要在國際化上走得更遠，只有這樣，才能讓標準競逐的價值最大化。
5G產業鏈挑戰
多元融合環境之下的5G產業整合問題，是標準制定之外的另一焦點。
在過去十年間，華為、中國移動和中興等中國公司連續加入ITU、3GPP、IEEE、IETF、ETSI、OMA、TMF和FSAN等多個國際標準組織，并擁有越來越強的話語權。
中國移動的一位國際標準制定專家告訴《財經》記者，話語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中國公司向這些國際組織提交的文稿數量、中國人在這些組織擔任重要職務的數量、在這些組織中基礎專利的保有量。
華為向《財經》記者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14年9月底，華為累計向3GPP提交15360篇LTE/EPC提案，占全球總數的25％，位居全球第一。
較大的話語權保證了中國企業在5G標準制定中的地位。但5G技術面臨著與此前數代國際標準不同的產業環境——全球市場在融合，通信行業和其他行業，尤其工業制造業也在融合，其后續的產業化程度將直接受制于通信行業和其他行業對這兩大融合趨勢的理解和順應程度。
趙厚麟告訴《財經》記者，國際電信聯盟以推動一個單一的5G標準為目標，但市場發展既快又大，5G標準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標準，背后還有政治和經濟上的博弈。“最后如果無法達成共識，也有可能形成多個標準。”
對中國企業來說，更大的難題是，無論多個標準還是一個標準，中國企業需要加強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話語權。
在一個內部會議上，有與會領導問楊驊，為什么中國的通信標準實現國際突破了，但芯片進口量依然這么大，都超過石油了？
解決高端芯片自主研發的產業現狀，是5G時代中國電子信息行業最大的瓶頸。楊驊向《財經》記者表示，中國信息通信產業對高精尖技術創新積累還不深厚，更多精力放在規模化生產的產品技術開發上，具備了一定的技術能力，但核心技術的積累不足，關鍵器件的研發尚有差距，仍未掌握產業的主導權。
統計數據顯示，僅2014年，中國用在進口芯片上的外匯就超過了2100億美元，成為單一產品進口最大的用匯領域，甚至超過了整個石油進口所使用的外匯。
按照《中國制造2025》規劃，國家希望通過實施工業強基工程，努力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實現自主保障，到2025年，這一比例要達到70％。
但實現這一目標何其之難。中國每年生產全球77％的手機，自主芯片卻不到3％。而5G最大的應用特點就是對機器通信場景的支撐，這對芯片有更高的要求。此外，未來的終端需求是多樣化、多材料、多種傳感模式的，5G標準將引領產業需求，第一步解決的是產業鏈的搭建問題，下一步要精耕細作產業鏈。
黃宇紅認為，政府和行業還需營造產業氛圍，在國際上引導統一的頻譜劃分，降低企業自身的研發成本；對核心元器件、通信芯片等薄弱環節進行技術攻關，亦刻不容緩。
黃宇紅說，5G的發展應該上升到更高的國家戰略高度，可以用“5G+”這個概念來表達5G將是“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長遠發展的一個核心基礎使能。
標準創新體系應平臺化運作
2014財年，華為和中興分別在研發投入上高達400億元和90億元，占比達14.2％和11％，遠高于行業平均水平。《中國制造2025》規劃中顯示，國家希望規模以上制造業研發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在2025年達到1.68％。
華為輪值主席胡厚崑告訴《財經》記者，華為全球17萬多名員工中有將近一半是研發人員，從創立之初，華為就把至少年銷售收入的10％投入研發。2014年報數據顯示，華為年營收、利潤已經追平全球電信業巨頭愛立信。
工信部部長苗圩今年5月在《中國制造2025，邁向制造強國之路》一文中強調，我國在相當一些領域與世界前沿科技的差距都處于歷史最小時期，已經有能力并行跟進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實現制造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但問題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如果無法深度融合，將不能有效促進制造模式、生產組織方式和產業形態的深刻變革。5G技術標準亟須其他行業的深度參與和協同。
從今年開始，胡厚崑開始在多個場合呼吁：加速5G發展，需要建立正式的跨行業溝通平臺，加強跨行業的對話和理解，對5G未來需求、應用場景和技術標準進行討論。
胡厚崑認為，通信行業內部圍繞5G的技術創新進展很快，但通信行業與垂直行業之間的合作，情況并不樂觀。胡厚崑稱，雖然通信行業在5G發展中會與其他行業溝通，了解需求，但這種溝通并不活躍；而其他行業對5G技術發展現狀并不了解，甚至對5G在自己領域的應用前景缺乏興趣。
事實上，國際通信巨頭愛立信三年前就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目前，愛立信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和汽車、礦山、城市管理部門等垂直行業聯合創新研發的機制。與此相伴，愛立信從組織架構到研發市場戰略都在發生巨變。
中國公司也開始重視。胡厚崑呼吁，通信行業傳統的“煙囪式”創新模式已無法順應物聯網潮流，適應5G平臺式的技術發展要求，加大與垂直行業的合作力度，通過跨行業聯合創新，讓5G關鍵技術和標準充分反映各行業的需求。
黃宇紅告訴《財經》記者，5G創新體系需要圍繞三個方面重構：其一，從單一領域的創新變為跨領域多主體的協同創新；其二，創新流程從線性鏈式向協同并行轉變；其三，創新模式由單一的技術創新向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相結合轉變。
但一位長期參與ITU標準制定會議的中國電信行業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盡管ITU內部也在探討如何吸引更多其他行業的公司參與到5G標準的制定中來，但響應的公司還是太少。
原因有二：一是垂直行業尚未意識到5G協同研發對未來轉型發展的重要性；二是每個行業的語言不通，溝通方式不同，目前并沒有一個順暢的平臺或渠道來促成深度合作。
上述行業人士向《財經》記者打比方：“好比一個不懂英文的中國人和不懂中文的美國人需要坐在一起研究一個深奧的科學課題。”
今年初，中國移動成立了5G聯合創新中心，目的就是要在國際標準制定機構之外，搭建一個多方都能理解和互通的平臺。
現實挑戰是，國際通信標準制定的游戲規則依然以傳統電信運營商和大型通信設備公司來推動，新興行業公司猶如散兵游勇，但沒有強大的財力、技術實力以及參與標準制定的決心，就很難將聲音反饋到主流渠道中。
一些投資者和分析師還表示，上述所有的目標和解決方案都在以電信行業為主導力量的標準制定框架內設想。但在網絡架構日益開放、扁平化的今天，其他行業的巨頭也同樣希望以自身為主導來設計物聯網解決方案。
這就帶來一些問題：如果很多非電信行業的公司在電信標準框架之外做成功了，或者形成了自己的標準，電信行業還能不能在一個統一開放的標準框架之下融入到新的產業革命之中？如果能，5G時代將百花齊放，大放異彩，如果不能，5G標準形成后的產業化之路，就要艱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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