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開始將自己定義為“國家企業”。這是今年7月馬云跟知名互聯網觀察家方興東聊天時的言論。于我心有戚戚焉。

阿里IPO后，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稱它為幽怨的民企，有著民企的幽怨。當時我就是因為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匯來形容它。幽怨的民企只是一種姑妄聽之的詞匯。

馬云期望，未來阿里之于中國，就像蘋果之于美國，三星之于韓國，奔馳之于德國，都是一種國家級的競爭，全球人才的競爭。所以今后融了錢，不是急于要拿回來，而是服務全人類。

這表達里，蘊含著很多內容。有國家認同，有自信，有全球化概念的重估，更有一種事業的沖擊力。

馬云就是期望阿里能成為中國這個國家的名片、觀察中國的窗口、中國的符號與形象。當你想到中國時，能很快想到阿里；想到阿里企業的時候，能立刻感受到背后的母國文化與形象。

這句容易理解。不易理解的部分在于，“國家企業”其實不是刻意渲染民族主義情緒，而是新一波全球化熱潮下的回歸。就是說，你必須高度認同自己出生的國家，重塑國家形象。

我稱阿里為“幽怨的民企”，有著“民企的幽怨”，當時引發很大爭議。其實我何嘗不知道阿里的資本背景。

我措辭的矛盾在于，它最早以普通民營企業的身份誕生在中國，依托中國土壤拓展商業邊界，活力四射，后來引入日本軟銀與美國雅虎的資金，雖然阿里確實難以回避外資背景，但后兩者更像財務投資者角色，在企業真正的屬性上，我依然定義它為民企。

阿里的這種多面性，無形中給它帶來很多障礙，讓它難以在許多領域施展手腳。這對于一個建構生態的企業來說是很麻煩的。你看到馬云抽身阿里之外，做了許多投資，為阿里補足短板，其實就是一種曲折的反映。

馬云多年來的批判言論，以及我提到的阿里的“幽怨”，很大程度上，同樣也是本地遭遇一的自然反應。

我也一直想在民企與國企之間尋找一種融合的語言表達通道，但當時沒有找到。

民企與國企的二元結構命名，充滿著一種割裂感。它確實吻合了兩類企業的法人、資本來源差異，但卻人為制造著一種經濟的分裂與矛盾，長久以來，也是一種文化的分裂。民企的自由與多元為它帶來諸多原罪質疑，國企的壟斷給它帶來許多寄生蟲咒罵。

民企是私有制的符號。過去30多年來，甚至追溯到建國后一段，中國官方在公有制、私有制的措辭表達上，可謂費勁心機：一面想表達對于私有經濟的某種寬容，一面又以不容置辯的口氣渲染公有制的偉大前程。最后語詞不但沒有發揮中和作用，反而不斷強化了分裂，寬容成了某種“施舍”。

哪怕你去讀中學政治教材，都能體會到官方話語體系的曖昧：最初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的象征，后來成了資本主義的尾巴。然后它是公有制的“一種補充”，再后來它成了公有制“合理的補充”。直到今日，官方倡導起所謂“混合所有制模式”。而公有制本身還有變異，就是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

這種措辭、詞匯的變異，反映了一個國家從封閉到開放的歷程。最初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然后有了一些膽子，摸著石頭過河。如今，混合所有制即便以公有制為基礎，但也終于給了私有制一個相對體面的稱呼。《物權法》之類就不多說了。

如果有人仔細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史里的語言學現象，一定是有很多樂子，呵呵。

定義阿里為“國家企業”，在這個層面，其實就是中和的措辭。我從中體會到了馬云與阿里對于這個國家發展現狀的一種趨勢認知。

如果上升到馬云所說的國家級競爭，“國家企業”就是對國家主權、經濟發展、母國文化的高度認同。

但容易為人忽視的碰撞甚至矛盾也在這里。你能看到，馬云談到“國家企業”的時候，他是從全球化、全球競爭的角度切入的。這就有了一種視野的沖擊力。

我的體會是，“國家企業”不是一個簡單的命名，而是阿里集團面對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新的戰略訴求。

一方面，縱使未來規模再大，阿里也不敢淡化中國土壤。這里是它的后盾與關鍵驅動力，一個不認同中國市場的阿里，是沒有任何出路的，也不會有真正的投資價值；另一方面，面對全球競爭，阿里需要整合全球文化、人才、資本、技術、線下等各種資源，構建服務全球的生態體系。

這就需要，阿里未來的拓展，必須在海外市場有所傾斜。IPO當天晚餐會上，馬云對著我們一干人馬說，募資的相當部分會落在海外。當時，這句話一度引發爭議，阿里后來還側面做了解釋。其實，從脈絡上說，這跟馬云與方興東聊天時的表達一致。

這就是“國家企業”的一種隱喻特征。我眼中的阿里，已經走出民企的幽怨，開始展現真正的全球化風范。馬云本人也沒有否認阿里的民企屬性，只是他說，阿里不是“普通的民企”。

不過，這只是我的體會，公眾肯定有不同的認知。而且，從語言學角度來說，“國家企業”這個詞匯的表層，并沒有完整表達上面的用心。辭不達意的時候太多了，它是名實矛盾，也是語言與意識及思維的矛盾。

這個詞確實也容易產生誤解。如果傳播不當，很容易被人當成渲染民族主義情緒的靶子。而且，這是一個相對敏感的時刻。過去一年，中國經歷了去IOE化的輿論熱潮，反壟斷打擊了幾家外企的無良行為。而阿里本身，又是一個倡導過“去IOE化”的企業。這就很容易留下一種印象。也許會有人問，此刻定義“國家企業”，阿里是否在抱本地政府大腿？

這就是辭不達意的矛盾了。而阿里證明自身的方式，肯定不能依靠詞匯辨析，只能依靠生態構建的指向，拓展一個全新的全球商業邊界。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國名片的它，才真的有更多價值。

而站在我的立場看，一個敢于直白渲染民族國家形象，渲染自己的出身的人、企業，是值得稱贊的。我很難理解那種越來越不敢說出這些的行為，而這本來是一種最基本的情感。

另外一種行為則值得警惕，就是說，刻意渲染企業的國際化是一種超國家主權的行動。這個訴求，不但會失去文化根基，而且也容易引起某種警惕。中國這么短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固然有許多不堪與不美，但若換個國家，也許更丑陋。馬云定義阿里為“國家企業”，我認為，不但傳遞了他對出身于這個國家的自信與高度認同，而且也是阿里對于“全球化”、“國際化”概念的一種重估。

當然，馬云表達也并非完美。他的欠缺處在于，不應該將阿里與三星、蘋果們對比，固然它們是母國的名片、全球化的成功者，但它們成長的不堪，或許更為嚴重。

三星可是一家國家財閥，攫取著整個韓國許多特殊資源，壓制著中小企業創新，樸槿惠上臺執政的主要思路，就是要打破三星這類壟斷財閥，給中小企業開拓新路；而蘋果成功的全球化，建立在它對產業鏈的壓榨之上，而且，面對母國，它浮在海外的富可敵國的資金，相當部分是通過避稅、不回流美國的結果，它缺乏效率，更多成了回購股票為所謂投資人創造財富的工具。

如果阿里成為三星這類企業，它要想成為中國的名片，反而會自己形成一種阻力，畫地為牢。當公眾開始不斷渲染馬云的首富地位，認為阿里無所不能時，阿里就面臨著三星一樣的命運。而在韓國，三星、現代之類，最大的風險，恰恰就在政治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