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日前在考察山東浪潮集團時，面對參與座談的企業家們當場承諾，今后國家會像支持高鐵、核電一樣支持和加強云計算的發展。看得出，云計算已躍升到與高鐵、核電相同的國家戰略層面，而這一虛擬世界的集群力量所帶給人們的商業想象空間更大。
云計算的定義，目前全球至少有百多種，但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是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的詮釋：一種按使用量付費的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的網絡訪問，進入可配置的計算資源共享池，這些資源能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或與服務供應商很少交互。說得通俗點，云計算就是個依靠大型服務器對大數據的占有與處理，通過互聯網渠道向需求者提供商品與服務的中心，因此，大數據服務器和互聯網構成了云計算的核心支柱。
云計算中的“云”規模很大，這取決于云計算服務器數量和對數據的分析處理能力，如Google云計算已擁有100多萬臺服務器，亞馬遜、IBM、微軟等的“云”均擁有幾十萬臺服務器，即便是部分企業的“云”一般都擁有數百或上千臺服務器。云服務器容錯能力、抗風險能力，是傳統服務器所不能比的。云服務器能賦予用戶前所未有的計算能力，從中感受每秒10萬億次的運算體驗。用戶只需通過電腦、筆記本、手機等接入“云”中心，就可在任意位置獲取應用服務。
云計算中的“云”分為“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三種。“公有云”對所有申請接入的用戶開放，如游戲云、購買云等，而“私有云”端對端地對特定客戶開放，如企業云、政務云等，“混合云”則是半開放化，依客戶需要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提供云服務。基于以上三種云，云計算的商品與服務主要通過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平臺即服務（PaaS）和軟件即服務（SaaS）三種方式進行。IaaS是向用戶提供完善的計算機基礎設施服務，如硬件服務器租借；PaaS是向用戶提供軟件研發的平臺服務，如軟件的個性化定制和商業方案的開發；SaaS是指向用戶提供可租借的基于Web的軟件，來管理企業經營活動，如財務與營銷軟件。在這里，“云”的規模可以動態伸縮，以滿足用戶規模增長的需要。
顯然，云計算串起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其中既有大型計算機設備制造，又有服務器生產與管理；既有數據收集與處理，也有軟件研發與設計；既有網絡工程建造，也有芯片資源開發，既有商業方案供給，也有商業信息安全保護。可以說，云計算代表一國產業發展的未來大勢和核心競爭能力，彰顯了一國產業升級的勢能以及新興產業成長的速度。正是如此，云計算被視為是繼計算機、互聯網之后的第三次IT革命。
更為重要的是，云計算必然顛覆企業的成長模式、管理方式甚至人們的生活方式。對于企業而言，不需像現在這樣購買大量計算機硬件與軟件，同時還要建造自己的數據中心，并派大量人員和花費巨額的成本維護與更新，只要拿出相對較少的成本購買服務就可；就像獲取煤氣、水電那樣方便，由于云計算是通過使計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計算機上的，其計算速度超快，保證了服務資源能迅速交付企業手中，企業決策與管理的效率更高。對于消費者而言，既不需再為購買電腦主機而付費，也不會為電腦零部件損壞而發愁，只需要一臺可視頻解壓的顯示器就能安全暢游于整個網絡世界。在“接入而非擁有”的商業模式下，企業與消費者的成本都大大降低。
受到云計算的吸引，企業正在集群式進入云端。據研究機構Gartner預計，今年全球企業在云服務上的花費將達約126億美元，比2013年上升36%。有需求就有供給。已提前進入云計算的微軟、英特爾、IBM、惠普、亞馬遜等國際知名企業如今笑逐顏開。如比普通服務器性能要高的IBM4路、8路服務器需求在2013年同比增速超過了200%。
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我國云計算市場規模去年已達804億，預計今年為1333.6億，而明、后年的年均增速都在60%以上。但我國云計算已呈現出重建設、輕應用，重硬件供給、輕服務提供的明顯“虛熱”病態，政府與企業都將更多精力集中在數據中心建設上，云計算缺乏真實的需求和應用能力支撐。作為云計算最有商業潛力的PaaS遠還沒有開發出來。因此，政府避免“攤大餅”理念，企業扭轉硬件驅動偏好，雙雙確立應用思維，提高云資源的利用率以及層級性，實現需求與供給的有機對接，才是中國云計算發展的明智方向。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云計算除了提供計算服務外，還必然提供存儲服務，但目前云計算服務主要壟斷在國外私人機構手中，因此，對于政府和企業而言，就存在著國家機密和商業信息的保密與安全問題。為此，中國云計算需要特別在政策上重點支持國產服務器、芯片與軟件的技術和研發，更大力度支持像阿里云、浪潮云等國內云企業的發展。由此，也不難理解中央要求中直機關采購電腦禁裝WIN8系統而鼓勵使用國產操作系統的良苦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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