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評論 1982年，26歲的常小兵從南京郵電大學電信工程系畢業，被分配到安徽省六安地區郵電局擔任技術員，由此開啟了他33年的電信生涯。
在那個政企不分的年代，像常小兵這種根正苗紅的科班生，很容易得到領導們的賞識。常小兵也開始一步步的發跡起來，一直做到南京市電信局副局長。
1996年，常小兵迎來了自己職業生涯中的第一次大轉折，在當年6月份出任了中國郵電部電信總局副局長。在郵電部嬗變為信息產業部之后，又轉任信產部電信管理局副局長；2000年，常小兵從副局長升任為局長。常小兵在這個崗位上只待了兩個月，但這是個關鍵性的晉升，為他奠定了日后轉戰運營商的高起點。
2000年4月份，常小兵正式出任中國電信集團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和郵電部的老人，也是常小兵的伯樂---周德強搭檔。其實從兩個人的履歷來看，常小兵和周德強有很多交集，甚至從南京郵電大學的校友可以算起。
2004年，周德強因為年齡關系要退休了。中國電信一把手的位置有誰來做，當時業內有很多猜測，作為排名第一的副總經理，常小兵會順利上位嗎？但內部的安排，肯定要給更高層面的戰略謀劃讓路。在2004年，決策層對三大電信運營商高層進行了大調整：張立貴和周德強退休，王曉初從移動去了電信，常小兵從電信去了聯通，王建宙則從聯通去了移動。
這次調整也給后來這三個電信業大佬的走向埋下了伏筆。對于常小兵來說，雖說掌握了聯通的帥印，可以按照自己的施政理念來一展拳腳，但卻面臨著一個難以拿捏的攤子。
與根正苗紅的中國電信和沖勁十足的中國移動不同，聯通成立的背景非常復雜，它柔弱的身軀在當時根本就無法承擔眾多的利益訴求。這些訴求有的來自于最高決策層，寄望打破壟斷；有的來自于眼紅的中央部委，寄望多收三五斗；有的來自普通老百姓，希望能降低資費；也有些來自于一些權力掮客，希望能夠撈一把。也正是在這些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常小兵走馬上任了，這位熟知中國電信以及中國電信行業的技術官僚，能幫助聯通走出困境嗎？
現在來看，聯通在三家運營商中的確競爭力不是很強，固網不如電信，移動網不如移動，甚至很多時候都是在亦步亦趨，但這能說明是常小兵無能嗎？恐怕很難下這樣的結論。因為常小兵所領導的中國聯通并不僅僅是和中國移動、中國電信進行市場競爭，更多的還是服從國家戰略的整體考慮，不斷地犧牲自己。這從最初的GSM/CDMA雙網互搏就可見一斑。
當然，讓聯通在運營GSM基礎之上，再增加一張CDMA網絡的決策，并非是聯通甚至信產部能夠決定的。但雙網運營的確是給聯通帶來了很大壓力，在那個野蠻生長的年代，網絡覆蓋就意味著用戶數，聯通的投資能力本來就不行，CDMA又切走了一大塊。如果歷史可以重來，聯通不上CDMA，集中精力繼續擴展GSM網絡，也不會導致后來的積貧積弱。
在常小兵主政聯通之后，做出了一個非常正確的決策，那就是縮減CDMA網絡投資，而不再是同時出擊。CDMA對于聯通僅僅是一個補充，因為它的產業鏈成本實在是太高了，而且無法提供與GSM差異化的服務能力。一直到08年電信業重組，C網也只有2800萬用戶。
俗說話，否極泰來。從2004年到2008年，對于常小兵而言，是非常困難的四年，但聯通挺了過來，迎來了新一輪的電信重組。這次電信重組的基調，主要出于減少央企數量，打造全業務運營，塑造均衡的市場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聯通和網通走到了一起。
但與移動收容鐵通，電信接受CDMA不同的是，聯通和網通規模體量與人員相差無幾，甚至網通的經營狀況還好于聯通，如何融合是個大問題，特別是對于高層的人事安排。后來，聯通系在融合中逐漸占得上風，原網通一把手張春江去中國移動擔任黨委書記，但沒過多久就哐當入獄；原網通的二號人物左迅生也由于年齡關系，在新聯通中過渡了一下也告老還鄉。
還記得在新聯通的成立大會上，常小兵在演講中是躊躇滿志、紅光滿面，但有些人卻是不太自然頗顯尷尬。常小兵這個時候的確是很興奮，因為這個新聯通籌備組組長的身份，已經明確了他將繼續出任聯通一把手，但此時的一把手與前四年的一把手卻有著很大不同。
和網通成功合并，大大夯實了聯通的家底，網通在北方固網寬帶市場上的積累，可以源源不斷的給新聯通輸出現金流；而出售CDMA網絡給中國電信，不但獲得了1100億元的現金，而且還甩掉了包袱；而且聯通與網通合并之后，也具備了真正的全業務運營能力。
但常小兵忽略了一點，集團公司的人事安排貌似可以容易搞定，但基層的整合卻是困難至極，不斷的內耗正在消磨著這家企業的銳氣。以常小兵為首的新聯通管理層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那就要集權，搞大集中，聯通也的確是這么做。借著WCDMA商用的機會，聯通提出了六統一，但這也引起了很多地方公司的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集團公司是在閉門造車。
集權還是分散，肯定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各有各的好處和道理。但這個時候的聯通是在從一個成功走向另外一個成功。通過設立網絡公司以及改革終端公司，中國聯通借助WCDMA強壯的產業鏈力量，在網絡、終端、業務各個層面都迎來了一個新局面，常小兵功不可沒。
如果沿著這條軌跡一直走下去，常小兵也將會收獲無數的掌聲和鮮花，就像是他的前任王建宙一樣。王建宙主政聯通的時候，也沒有多少驚艷的成績，反倒是去了中移之后一發不可收。
但時移世易，在很多因素的影響下，我國政府向中國移動提前發放了TD-LTE試商用牌照，并且準許中國移動構建實驗網，但有誰見過幾十個萬基站的實驗網呢！監管層低估了中國移動的實力，在憋了幾年之后，中國移動爆發了，在其強力投入之后，TDL產業鏈也成熟了。
這的確是一個怪相。從2G時代的GSM，到3G時代的WCDMA，再到4G時代的LTEFDD，中國聯通一直都在采用全球產業鏈的主流制式。但到了2014年，當外面已經飄起雪花之時，中國聯通還在光著腳跳舞。有人說，中國聯通自己錯失了4G機遇，在4G面前猶豫不決，但如果是你站在常小兵的角度上，你會選擇在大規模的3G投資剛剛進入規模收獲期就要上4G，就要把中國聯通綁到中國移動的資本戰車上，和這個資本巨無霸對決嗎？
這里你不要說中國電信的王曉初怎么著怎么著，電信在這方面是因禍得福，他拿到了CDMA牌照，但這注定是一個沒有未來的出路。電信很早就停止了大規模的CDMA建設和擴容，就在等著FDD牌照的發放，甚至可以偷偷摸摸的先建設。在一旦獲發牌照之后，他就可以把積蓄了幾年的力量瞬間釋放出來，給聯通造成了很大壓力。
所以說，聯通當時的選擇并沒有錯，繼續投資WCDMA也是全球UMTS運營商的普遍選擇。誰會想得到，在3G市場滲透率不足30%的情況下，政府就能匆匆忙忙的發放4G牌照。可以說，正是決策層的積極作為，造成了聯通在4G市場初期的困局。
這種困擾和壓抑一直到2015年8月份，電信業再次迎來了新一輪的高管調整，常小兵回到了他闊別已久的中國電信，王曉初來到了中國聯通。有人認為這是調虎離山，為繼續調查聯通腐敗案件奠定基礎；也有人認為這是為了電信和聯通的合并鋪路，各種言論莫衷一是。
從2004年一直到2015年，常小兵一直在擔任聯通的一把手，很多人說形成了一個“常式聯通”，這也很正常，對于每一個企業領導者來說，都希望能夠遺留下自己的政治遺產。在“常式聯通”中可能有些不和諧的音符，可能有些害群之馬，但這些絕非常小兵刻意為之，能夠主政一個千億級的國企11年，能夠經受住監管部門的錯位缺位越位，讓聯通這艘巨輪繼續前行，常小兵的確非常不容易。
當然，常小兵觸犯了黨紀國法，肯定會受到應有的制裁。但我們也不能全盤否定常小兵的過去，作為一個在電信行業中摸爬滾打30余年的老兵，他的貢獻也不容抹殺。還記得常小兵之前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曾經說過，他小時候的愿景是當兵，但后來的因緣際會讓他扎進了這個電信行業。但是，就算是成功的當了兵，誰又會知道會不會吹響這個《集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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