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改革二十年前起步，六家運營商粉墨登場，拉開競爭戰局。轉瞬間六家又合并為三家，在國家任務的指揮棒下，電信運營商亦步亦趨、內耗嚴重。
沒有競爭，“大象”永遠在原地喘氣。最終拆除“花園的圍墻”的卻是互聯網公司，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讓錯過變革良機的運營商不得不退守“管道”的身份。三家運營商猶如三國混戰，你方降價，我方也降，沒有最狠，只有更狠，KPI指標逼苦了苦逼的運營商員工兄弟們。網優圈介紹20年電信改革來運營商的三部曲。
2014年11月，阿里巴巴發布首個上市業績報告，一舉超過中國移動，成為美股市值最高的中國企業。
2009年至2013年，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家運營商的市值沒有發生過太大變化，但騰訊、百度的市值卻分別增長了9倍以上。
“花園的圍墻被拆除了，電信運營商在移動互聯網應用服務環節的中心地位也結束了。”中國移動原掌門人王建宙在退休后出版的新書中寫道。
早在2003年運營商一家獨大的時代，闞凱力就曾撰文指出電信產業的核心不應該是運營商，而是應用提供商：“新浪網這些應用提供商應該成為電信業的‘上帝’。只要‘上帝’一天‘牛’不起來，還在那里‘寄人籬下’，我們的價值鏈就一天不可能構筑起來。”
年屆七十的闞凱力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美國的留學生，在斯坦福大學電機系攻讀碩士、博士；曾在郵電部經濟技術發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前后十幾年。2000年任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任院長后，因屢次直言抨擊電信業，被業內和媒體稱為“闞大炮”。
運營商們真正感受到這一變化，是從看到了AppStore開始。王建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這之前也有移動互聯網，但你每做一個動作，運營商都知道。AppStore起來以后，用戶完成整個交易，跟運營商一點關系都沒有。這個事震動很大，甚至超過了蘋果手機本身的震動，它是一種經營方式的改變。”
互聯網應用風生水起，運營商們并非后知后覺，實際上，以中國移動為例，就曾有數次機會介入互聯網領域，但大多都擦肩而過：
2007年，中國移動推出“飛信”，以免費群發短信，快速俘獲了大批用戶。然而隨著2011年微信的出現，飛信迅速沒落；中國移動也曾多次考慮在互聯網公司持有股份，始終卻沒有實現。
2009年，新浪CEO曹國偉跟王建宙說，要做中國的Twitter。中國移動希望合作，然而在一連串冗長的可行性分析之后，新浪已經把微博做起來了，不再需要中國移動的援手。
在受到蘋果AppStore的刺激后，中國移動也推出了自己的應用商場，稱作MM（MobileMarket），但乏人問津。
周鴻祎說，運營商做互聯網是“鯊魚上樹”；馬云也曾在中國移動的內部演講中坦言，“我喜歡在別人的地盤打架。至于你們想搞互聯網，恐怕機制不行，年齡也不行了”；2007年王建宙在清華演講，放話要找“互聯網瘋子”，并轉送臉譜網（Facebook）CEO馬克·扎克伯格贈送的衣服，然而這件衣服至今仍未找到主人。
分分合合
1949年以來，中國的電信業屢次分拆合并，構成了當下三家獨大的局面。移動、聯通、電信的競爭核心在于網絡。2G、3G、4G時代，因為三家網絡選擇的各不相同，演化出了不同時期的迥異“戰局”。
在那些年里，電信系統里發生了什么？
1994年，中國聯通成立，這支由電子部、鐵道部和電力部“雜牌軍”組成的新公司，是打破新中國成立以來郵電部壟斷電信業的第一股力量。
可惜這股力量十分弱小。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數網競爭——中國電信業的改革和開放》一書中回顧：聯通成立4年后，份額僅占全國手機市場的5%，總規模大約只有中國電信的1%。
“聯通的對手說是中國電信，實際上中國電信就是一塊牌子，背后是郵電部。他跟裁判踢球，不是輸定了嗎？”闞凱力說，那些年里郵電部對聯通的策略是圍追堵截，管卡壓。
1999年，時任信息產業部（原郵電部）副部長的楊賢足調任中國聯通，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法定代表人“一肩挑”。同時調任聯通的，還有時任信息產業部綜合規劃司司長王建宙。
新班子上任后，馬上就召開專家座談會，討論上2G的CDMA移動通信網絡的問題。當時，聯通已有2G網絡GSM。為什么有了還要建，“左手打右手”？
當年參加專家座談會的闞凱力說，上CDMA是聯通自己要求的，不是國家任務。“為什么要上？因為他們太清楚了，郵電部對聯通圍追堵截，搞的種種制度，使得聯通的GSM網絡支離破碎。修舊網，比建新網的費用還高。”
新書中，王建宙回顧了推動CMDA的艱難：談判難、買專利難、手機制造難、國際漫游難、銷售更難。然而，即便聯通為CDMA做了這么多，最終GSM網絡仍然是其營業收入的支柱、利潤的主要來源。
國家計委和郵電部門關于分配CDMA手機牌照的內耗，拖了這個新生公司的后腿。
2004年，移動、聯通、電信三位董事長輪換，王建宙任中國移動董事長，王曉初任中國電信董事長，常小兵任中國聯通董事長。
闞凱力說，“這件事，從表面上看是中央組織部的人事調動，實際上背后推手是國資委。”2003年成立的國資委，管人、管事、管資產，“它跨行業管理，完全不懂電信，要對手下的電信公司統一考核，末位淘汰”。
當時，六大運營商并存（移動、聯通、電信、網通、鐵通、衛通），因為新的考核制度，展開了激烈的價格競爭。移動和聯通作為僅有的經營移動通訊的公司，競爭尤其激烈。
“但是國資委的目的是‘保值增值，做大做強’，它非常反對競爭，說電信運營商打價格戰是‘國有資產流失’。于是國資委就天真地認為，換換一把手，就能停止價格戰。”闞凱力從這個角度解釋了此番人事轉盤大挪移的原因。
國家任務攪黃企業利益
2001年，中國電信“南北拆分”，形成了移動、聯通、電信、網通、鐵通、衛通的“5+1”格局。2008年，電信業再度重組：移動與鐵通合并；電信購入聯通的CDMA網絡；聯通與網通合并。最終回到三分天下的格局。
當時的市場已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移動“大象快跑”，一家獨大；聯通掙扎在兩網互搏當中；電信和網通只能經營固定電話業務，在飽和的市場下增長慘淡；鐵通、衛通的勢力更是遠不敵前面四家。
“爛土豆分堆兒，怎么分都還是爛土豆。”闞凱力認為這樣的重組方案僅僅是表面光鮮：重組后，移動不將鐵通納入上市公司結構中，鐵通依舊是窮光蛋；電信花了兩千多億拿到了CDMA網絡，實際只有2800萬的用戶；聯通與網通合并后，兩套班子、部門重疊的冗員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他認為這一方案并未觸及根本問題：國企的基本體制沒變；國資委行政命令一刀切的考核制度沒變。
幾乎與這輪重組同時，電信業迎來了3G時代。2000年起，在歐美和香港就實行了3G牌照拍賣制度，歐洲市價一度飆升至1100億美元。國內，2009年，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郵電部、信息產業部）向三家運營商發放牌照。闞凱力解釋，國外拍賣的是有限的頻率資源，而國內給國企的頻率是無償使用的。
三家運營商拿到的牌照各不相同，導致3G戰局中起點各異：聯通分到全球應用最廣的WCDMA，電信分到美國標準CDMA2000，唯有中國移動拿到的是國內“自主研發”的TD-SCDMA。
書中，王建宙描述接過這張牌照時，“心中充滿了沉甸甸的責任感”。因為這張戴著“自主研發”帽子的3G牌照全球只有中國移動在用，技術最不成熟，市場前景最為叵測。
闞凱力則否認TD-SCDMA網絡國內自主研發的身份，稱其為“皇帝的新衣”：
據闞介紹，TD-SCDMA實際上來源于德國西門子公司。在歐洲爭奪3G標準時，西門子敗了，TD技術全盤“報廢”，于是就“順水人情”送給了中國，由大唐電信集團（前信息產業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接手，這個研究院被稱為“硬院”。闞凱力所在的信息產業部電信科學研究院被稱為“軟院”，他說3G研發需要數百人的多年勞動，“硬院”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
直到2008年，3G牌照的發放箭在弦上。聯通和電信，合力保舉“老大哥”中國移動上馬TD網絡。
闞凱力回憶，當時各家電信運營商一致不看好TD-SCDMA。在中國電信斥資兩千余億元購買聯通的CMDA網絡時，他問一位在中國電信當老總的老同學，“你們中國電信這回虧了吧？”結果對方說，“只要TD不落在我們家，我們就是賺了！”
聯通的CMDA、移動的TD-SCDMA恰巧都是王建宙在任期間鋪設的網絡，他也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跟聯通的CDMA比，這次更困難了。至少CDMA全世界還有很多運營商在用，TD-SCDMA就只有我們一家在用。”
他說，“這個任務交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知道很艱巨，但也不可能推，就理所當然地接受了。”
怎么向上市公司的投資人交代？中國移動想出的辦法是，由母公司出資建造，上市公司租用，以減少風險。
直到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三家運營商下發了4G牌照，中國移動才等來了新的轉機。
這次牌照統一發為TD-LTE制式。即使對技術上明顯不合理的聯通和電信，也是如此。
王建宙說，發放的是TD牌照，但到今天為止允許另外兩家公司做一些FDD的實驗。在被問及這是否是國家政策對中國移動的“照顧”時，王建宙笑言，“這個我不好評價，你們去評價。”
闞凱力認為，中國移動急推4G是為了扔掉TD-SCDMA網絡，而主管部門發放TD-LTE牌照則是當年3G錯誤決策的“遮羞布”。
他說，4G的兩種制式明顯是FDD更好，同樣的基站，它的網絡覆蓋面積要比TD大出30%左右。
11月18日，騰訊科技報道，工信部預計于12月中旬發放FDD牌照。唯有那時，三大運營商的4G之戰才算真正打響。
“野蠻人”入場
在運營商獨大的年頭里，曾經霸占全球市場40%的諾基亞CEO都要繞著中國移動轉，問怎樣服務才能更好。然而2007年，蘋果橫空出世，中國驕傲的運營商們遇到了第一位“野蠻人”。
蘋果要求分享運營商的收入，這成為了中國運營商們與蘋果合作的第一層障礙。一年后，分成困局打破，遇到了第二個問題：無線網絡的不兼容。
2003年5月，中國發布自主創新的無線局域網WAPI，并宣布從2004年6月1日起在國內強制執行，并宣稱為了防范網絡安全問題，禁用WiFi。
此舉引發了美國市場的強烈反彈，經兩國協商，最終宣布無限期推遲WAPI的強制實施。2009年，WiFi禁令才悄然解除。
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市場幾乎是唯一一個禁止手機WiFi功能的大國市場。在如今WiFi被戲稱為馬斯洛理論的“第一需求”時，很多人難以想象它曾在中國市場被禁用。
無線網絡問題解決后，恰逢3G時代到來，因為蘋果不肯生產符合中國移動TD-SCDMA這個全球只有一家運營商使用的手機，雙方的談判進入焦灼狀態。
這輪談判歷時5年，在王建宙2012年退休時，中國移動仍未與蘋果簽約。直到2013年推出的iPhone5S/5C，才有了符合中國移動制式的蘋果手機。
蘋果與中國移動的“七年抗戰”，有其自身的霸氣，也先后遇到了“中國特色”與“中國移動特色”。
2011年，微信橫空出世，迅速俘獲了大批受眾，運營商的短信和通話業務立刻受損。與禁用WiFi的手法相似，2013年2月，工信部部長也曾放話，運營商要向微信收費，兩個月后，這場風波悄然息止，此后再也沒有運營商向移動應用的強硬反擊。
2014年11月11日，騰訊推出“微信電話本”。
闞凱力認為此舉意義重大。號碼攜帶是打破運營商壟斷的法寶。此前，換運營商就要換手機號，用戶自己的聯系人網絡就被打破一次，因此號碼是運營商對消費者的最大捆綁。
微信電話本出來以后，第一聯系方式變成了微信號，只要微信號不變，換哪家運營商的號碼都可以找到機主，手機號碼的硬束縛被打破。
實際上，2012年3月，闞凱力就曾經給“部里”（工信部）寫過利用“虛擬號”推動號碼攜帶的建議書：“結果建議書被主管領導當場駁回：這樣一來運營商日子怎么過？！”
后來，闞凱力把這份建議書直接發到了騰訊總部。
2001年，中國移動用戶破1億，用了12年的時間，擴展為7.5億。然而，微信2011年1月推出，僅僅用了2年半的時間，用戶就已經超過了4億。
不久之前，“管道”還是運營商們不甘心承認的身份，如今卻很快變成了捍衛自身價值的唯一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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