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日本通信企業在資本市場遭遇了重大的打擊，市場老大NTT Docomo盤初跌幅擴大至10%，老二KDDI電信跌15%，創2008年10月以來最大盤中跌幅。而引致這一次“災難”的是，NTT Docomo在日前發布聲明稱，日本總務省要求的運營商降費行為將從下個財年起影響公司盈利。

在今年8月的時候，日本總務省宣稱，考慮到日本國內三大運營商的盈利水平過高，導致用戶的家庭通信成本在家庭支出中占比過高，不利于刺激國民在其他經濟領域的支出，因此，政府正在尋求迫使運營商削減資費，同時要求停止將智能手機的購機費用與通信服務捆綁在一起的做法。

而日本政府的這個舉措是實屬無奈之舉，從今年初開始，日本家庭支出持續下滑，主要原因是消費者在公用事業、汽車、國內旅游和娛樂等方面支出減少。另外，服務業活動放緩，這無疑加大了日本經濟在本季度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所以日本政府此次向電信運營商開刀，也是一次迫于無奈的自救行為，畢竟日本政府正承受著沉重的穩定經濟態勢的壓力。那日本國內通信運營商是否無辜躺槍呢?其實也談不上，因為日本電信運營商的“貪婪”程度實在有點過分了。

從日本三大主流運營商2017年盈利情況來看，NTT Docomo凈利潤82億美元，SoftBand凈利潤94億美元(當然，軟銀除電信業務外還有很多其他業務，比如從阿里巴巴上的分紅收益)，KDDI凈利潤51億美元。三大主流運營商加起來利潤總額超過227億美元，這個數字就這樣看似乎沒什么感覺，但結合日本人口1.2億來計算，這意味著每個日本人全年為電信運營商貢獻了超過180美元(近1300元人民幣)的利潤，注意，是利潤。

另一個角度，日本一個家庭平均每月花在通信服務上的費用大概在2萬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幣1300元，占日本家庭月均總支出的4.2%，無論是絕對值還是占比來看，都是偏高。與美國對比，美國通信服務市場是出了名的競爭激烈，所以運營商的利潤率會相對較低，相對應的，用戶為此付出的費用也會相對較低，據統計，美國人均通信支出占人均消費性支出的比例是2.64%左右，遠遠落后于日本。

從日本政府對待電信運營商的態度上，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國內通信行業的現狀，在過去兩三年里，政府多次敦促國內三大運營商“讓利于民”，落實提速降費，而國內運營商也有計劃、分步驟地開展這項工作，當前已經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果——國內手機流量資費從2012年的0.21元/MB到2017年的0.025/MB，降幅超過88%;寬帶上網資費從2012年的13.8元/Mbps到2017年的0.51元/Mbps，降幅超過96%。

通行行業在某種程度上算得上是新興產業，全球通信市場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間才迅速發展壯大，推動了很多“巨無霸”型的通信運營商巨頭的形成，這些巨頭推動了大量的技術革新和應用，徹底改變世界，而與此同時，這些巨頭也積攢了大量財富，在過去很多年間，通信運營商都是“巨額利潤”的代名詞，十年前，以中國移動為代表運營商成為社會趨之若鶩的工作崗位。

由于通信運營商在某種程度上也推動了國家的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所以各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對它們的“暴利”行為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終于，隨著多國政府對于通信市場的約束，電信運營商的“暴利時代”算是走到了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