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全球化的迅猛推進使得世界越來越“平”了。“接軌”曾是中國在經濟開放中最引人注目的詞匯，幾與“改革”同義。
作為一個客觀事實，中國在經濟領域中的“接軌”更為直觀。以經濟領域中的數據反觀并分析政治領域中的風向，是一項頗具挑戰的任務。現實往往是，我們的分析對象缺少直接的數據。比方說，每年公款吃喝的支出額？“八項規定”施行以來，這項支出的具體下降額？
當然，這些并不是沒有數據。每年財政支出以及每年財政支出中的公務接待數字還是有的。但很少有人會以這些數據去分析公款吃喝的被遏制程度——就算在“八項規定”之前，進入財政賬的公款吃喝，也往往部分體現在別的支出門類（而不是“公務接待”）中。黃仁宇曾指稱中國的失敗源于“在技術上不能實現‘數目字管理’”，今日之中國似乎仍受此制約。“數目字管理”，不是簡單的“數字化管理”。“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絕不是“數目字管理”的內核。
《人民日報》海外版5月28日披露稱，多家白酒上市企業公布2014年第一季度財報，“市值縮水”成為共同現象。財報顯示，高檔白酒的代表五糧液一季度凈利潤12年來首次同比下滑27.79%，一些企業的利潤降幅甚至超過50%。因包含春節等多個重要節日，又是歲末年頭，一季度歷來是公款吃喝的旺季。據此，有學者認為，從這次白酒上市企業一季度營銷下降的情況來看，高檔白酒市場受“八項規定”的影響非常明顯。
幾乎無人否認“八項規定”與高端白酒市場的萎縮存在重要的關聯。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年，我國白酒行業規模以上企業的產量和銷售收入增幅，均創下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白酒上市企業的全年財報則顯示，2013年14家白酒上市企業的市值縮水超過2500億元。與此同時，高端餐飲業業績下滑更為明顯，整個餐飲行業陷入2000年以來除2003年非典時期之外的最低谷。
借助于這些數據，學界和輿論的多數共識傾向于這樣一個判斷：長期為社會詬病的“公款吃喝”，正遭受“史上最強”的打擊。至于“最強”有多強，無人能知。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個相對有說服力的數據：“公款吃喝”下降了多少？“公款吃喝”中酒類、餐飲類又分別下降了多少？在關聯行業動輒數以千億計的市值縮水背后，公款吃喝仍是一筆“糊涂賬”。
公款吃喝幾乎是公開的，但公款吃喝賬卻是秘密的。這是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但存在并非合理。公民有權利要求政府像上市公司披露財報一樣，披露自己的財務狀況，包括每一份支出。由于政府支出的公共性，政府的財政信息公開，理當比上市公司的要求更為嚴格。如果公款吃喝被遏制，公務接待費用大幅下降，公眾有權利知道。這本是好事。而相應地在審計數據中，這些“節約”（其實是未被“浪費”）出來的巨額財政經費，又流向了哪里？是否存在公款吃喝被記入其他類目從而“瞞天過海”的情況？公眾同樣有權知道。
2012年12月4日開始實施的“八項規定”強調厲行勤儉節約，指向狠剎奢靡之風。它在深得民心的同時，能否保持長效也被各方所觀望。多年來未曾遏制的“公款吃喝”和奢靡之風，能否因“八項規定”得以根本性扭轉，顯然并不在如何“表述”，而在如何持之以恒地嚴格執行。依照規定的范圍和標準，每年的公務接待列支本不應太“難”。從理論上說，這些理當是部一清二楚的賬。但對一些基層政府來說，明賬卻難“明”。就算是“八項規定”實施以來的公務接待費用下降情況，要公開起來也不容易。令人擔心的是，若缺乏有效的公眾監督，各種規定難免不異化為內部掌控的“有所收斂，做賬交差”。
這是一個屬于大數據的時代，也許某一天，通過其他領域的大數據也能準確反觀“三公腐敗”。但這并不是一件足以令人期待的事。因為財政領域內的反“三公腐敗”，本應由財政大數據來推動。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