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太陽升……”西長安街的電報大樓，悠揚的報時樂曲和鐘聲依舊，這座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地標建筑，記錄了中國通信業的誕生、成長。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里是市民通過電報、長途電話等通信手段與外界溝通的主要場所，嘀嘀嗒嗒的發報聲曾經響徹一層的營業廳。但如今，電報早已淡出人們的生活，長途電話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微信語音聊天所取代。

告別進口品牌的市場壟斷，華為、OPPO、小米已沖入全球手機銷售前五;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通信企業也相繼躋身世界500強的前150位。

1G落后、2G跟隨、3G突破、4G同步……改革開放帶來的蓬勃活力，讓中國通信業從落后走向現代，持續追趕世界先進水平。更大的變化還將發生。在稻香湖、金融街、國貿等地，三大運營商的首批5G基站已經悄然矗立，萬物互聯的移動通信新時代正呼嘯而來。

海量電報傳遞人生悲喜

改革開放初期，能讓老百姓與外界快速溝通的最重要通信手段，非電報莫屬。當時中國現代通信事業的代表，正是坐落于西長安街11號的北京電報大樓。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職工工資普遍只有一兩百元，發電報一個字收費一毛三分五，但是地址和姓名也計費，一封電報要兩元左右，這對當時的百姓來說算是高消費了，但也是剛需。

“從1981年開始，北京市民每年發出的電報，都有3000多萬封，電波能瞬間穿越時空情連兩端，成為那個年代最便捷、最普及的通信手段。”北京通信電信博物館負責人劉海波說。

參與電報大樓設計施工的副總工程師高星忠回憶，“1990年北京電報業務達到頂峰，超過了4440萬封。最高峰時，這里一天收、發、轉的電報總量就要超過10萬封。那時你站在大廈一樓，就能聽到樓上報務室里傳出的打字聲，報務員每天連喝口水的工夫都很難擠出來。”

在報務室里，幾十架莫爾斯電報機的鍵盤噼噼啪啪地響著，收發電報紙條超過5萬米以上的老報務員，基本不用看著電碼本去還原詞句，只要聽著電報機不同的嗒嗒聲，就能把電文譯出來。

自電報大樓投入使用的那一天起，這座建筑就始終是徹夜燈火通明，成了老北京最早一家“24小時不打烊”的營業場所。老北京人都對電報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深更半夜送電報摩托車的突突聲，能把整條胡同睡夢中的人驚醒，因為電報內容往往不是大喜，就是大悲。

老報務員賈師傅告訴記者，那時“母病速歸”和“今晚接站”一類的急電占比最多。讓很多老報務員印象深刻的事兒，是一位最高法的工作人員帶著單位的介紹信和公章，匆匆忙忙到營業廳給地方法院執行庭發特急電報，電文只有4個字——“刀下留人”。這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電報傳遞的信息可以作為文字證據，有著法律效力。

從打電話難到智能手機普及

1904年在東單二條胡同里占用八間馬廄誕生的北京電話局，直到上世紀70年代，都沒有太多的改觀。

“那時從北京打往鞍山鋼鐵公司，北京這邊先撥113掛號，再等待北京長途臺、沈陽長途臺、鞍山長途臺、鋼鐵公司逐個叫通，最后北京長途臺話務員回撥給北京用戶，雙方才能通話。”劉海波回憶說，“早上掛號，晚上才接通是司空見慣的常事。”

1980年11月，北京市電信局等部門聯合發出通知，確定北京電話初裝費為住宅400元，普通市民終于可以安上私家電話了!

“我們家1993年裝電話趕上了最貴的5000元初裝費，足足排隊等了半年多才裝上。”在北京通信電信博物館參觀的市民周先生看到展示的固話初裝費資料，依然“耿耿于懷”。“不過當時真是興奮，我和我媽兩個人抬著一大盆電線跟著安裝師傅去拉線，左鄰右舍一問知道我們家裝電話了，那個羨慕呀，感覺特‘拉風’。”

從1978年全市只有7萬部電話，到1986年達到16萬部，再到1992年逼近50萬部，1994年突破百萬大關，電話在北京市的普及速度就像火箭升空一樣迅猛，市民們再也不為打電話發愁了。

盡管固話在京城炙手可熱，但有一樣通信工具的風頭還曾蓋過電話，這就是俗稱BP機的無線尋呼機。

BP機開啟了個人即時通訊的時代，但是必須配合電話使用的痼疾，也成了它最終的“敗筆”。1988年，北京公眾蜂窩移動電話業務正式向社會放號，通信業真正跨世紀的革命性產品來了，這就是“大哥大”。當時一部“大哥大”要2萬多元，入網費6000元，通話還要雙向收費。那一年，北京的“大哥大”用戶一共只發展了825戶。

如今，功能比當年“大哥大”強很多的智能手機，價格門檻低至千元，全國用戶已經超過15億戶，國產品牌的占有率更是高達7成以上，而現代人也因此步入了手機不離手的“刷屏”時代。

網絡時代成就跨越式發展

英國作家斯坦迪奇曾寫過一部著作《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講述的正是電報網與互聯網的共性——互聯互通、即時聯絡。從某種意義上講，電報確實相當于互聯網的前世。

1993年，一條神奇的線路連通中美，中國人迎來了最高效的長距離即時通訊技術。

北京聯通網管中心網絡分析調度經理楊利剛，親身參與了中美間第一條64K互聯網專線的鋪設。在三元橋國際通信局的樓頂，畢業剛兩年的楊利剛和幾位同伴在凜冬的寒風中邊摸索邊施工，吃住在工地干了兩個多月，終于架設好了可以匹配美方信號的線路和微波天線、衛星天線。他告訴記者，自己當時并未料到這條互聯網國際專線，未來會讓國人的工作與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

海外媒體曾評價，互聯網開通的意義，完全不亞于詹天佑修建了中國第一條鐵路。

1996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白頤路口豎起了一塊碩大的廣告牌，上面寫著：“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而那里就是瀛海威的網絡科教館。家住海淀區車公莊的孫鵬，每每見到這塊廣告牌，就能勾起他對神秘網絡一探究竟的欲望。很快，他到電報大樓注冊了賬號，成了國內第一批網民。至今他還珍藏著一張當年買的100元163充值上網卡，黃紅相間的卡片右上角還印著“北京電報局”的字樣。

瀛海威時空、263首都在線、億唐、e國、8848……孫鵬這批網民伴隨著這些網站與服務商的更迭，學會了上網瀏覽新聞和搜索資料，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電子郵箱，通過網絡買到了第一件商品。而正是借助于這樣的顛覆性變化，中國誕生了阿里、百度、騰訊等一大批互聯網應用的巨頭公司。

“這些年互聯網提速比高鐵還要猛，當年我參建的第一條互聯網專線帶寬只有區區64K，后來最早的ADSL寬帶也只有128K，可是去年千兆寬帶就已經飛入尋常百姓家，5G網絡的大門也將被敲開。”楊利剛感慨地說，中國通信業必將迎來新的跨越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