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交網絡的興盛，我們的時代已經不是零隱私時代，而是負隱私時代，——我們的隱私一方面受到無所不在的窺探，另一方面更多的隱私，卻是我們自己在朋友圈或者微博中拱手相讓，大到地址信息、信用卡號碼，小到你的吃喝拉撒。隱私權“已經沒有了，就消失在你毫無防備地敲打下鍵盤的那一刻。”
看完洛麗·安德魯斯的這本《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做過什么：隱私在社交網絡時代的死亡》，我頗有膽戰心驚的感覺。
在這個扁平化的網絡時代，不管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再小的個體也有自己的品牌”；夫妻雙方可能天天為對方點贊秀恩愛，生活中卻各自坐在沙發角落玩手機；數年未見的朋友相聚一堂，不是相談甚歡，而是抱著手機互相點贊、圈來圈去。視頻如此發達，家書再也不會抵萬金，沒有網絡烽火也連不了三月。
而對于那些大V，他們的網絡生活看上去可能會更有意思一些。隨便發個表情，都能迎來萬千轉發和贊譽。每天一睜眼，數不清的評論和私信潮水般涌來，使他們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個大人物，有皇帝批閱奏章的感覺。
離我們稍為遙遠的是，警察可能正在一邊玩朋友圈，一邊通過社交媒體來搜索犯罪情報；而犯罪分子也可能一邊發微博，一邊通過類似“休假”、“旅游”這樣的關鍵詞來物色作案目標。
而在移動終端的另一端，則是數據整合商和社交網絡運營商的聯盟。數據整合商會通過各種方式采集用戶的檢索信息，然后通過這些信息，將用戶歸入特定的群體中。商家則通過這些信息，通過社交網絡運營平臺，向你提供定向廣告。即便你這次什么都不買，不代表你永遠什么都不買，更不代表你不會順嘴推薦給你的朋友，注意力本身已讓有關產品受到注意，長遠來看商家和平臺都還有錢可賺。
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這確實就是我們日常的網絡生活，甚至就是我們日常的生活。盡管這本書討論的主要是臉書等社交媒體在美國的運作及影響，但就本書討論的問題而言，我們卻一點也不隔膜。
隱私的消亡
這本書的主題之一，是揭示臉書帝國對隱私權無微不至的挑戰。身為法學教授，洛麗·安德魯斯在這本書中，引用的美國各級法院的大量相關判例，為行文提供了鮮活的資料，作者始終也沒忘記從法律的角度尋找出路。
安德魯斯認為，臉書不僅僅是對政府職能的補充，其本身就構成一個擁有獨立經濟體系和管理條例的國度。臉書盡管貴為“國家”，但卻不是民主國家，“它單方面重新定義了社會契約——使原來隱私的變為公開的，原來公開的變為隱私的；第三方想要獲得關于個人的隱私信息易如反掌。”“我的每一個動作都神不知鬼不覺地被記錄了下來，并有數據整合商對它們進行分析，然后將整理好的信息賣給一些公司，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我正想要起訴的那家。對于這一侵犯隱私和安全的行為，我不但被蒙在鼓里，還完全束手無策。”
舉例而言，警察就很容易通過社交媒體，來展開在傳統社會他們無法擅自進行的調查。在傳統社會中，沒有搜查令，警察不能擅闖民宅，但通過社交網絡，警察完全可以從臉書上的一幅家庭合影中，展開監控和偵查。盡管這美其名曰加強執法，但對正常程序的蔑視和對人權的侵犯卻顯而易見。安德魯斯概括說，臉書的運作程序不像憲法，更像計算機說明書，“權利的分配都指向一個方向，facebook手握王牌，公民可行使的權利很少——除非徹底離開這個平臺。” 而美國現行的諸多法律中，更多是借著表達自由的名義保護社交網絡平臺，而不是站在隱私權被剝奪殆盡的用戶一邊。
這在傳統社會里是很難出現的。在傳統社會里，憲法和其他法律會保護我們的隱私權，未經特別嚴苛的程序，我們的信件不會被人拆開，我們的電話也不會被人竊聽。但社交媒體的崛起，讓這些傳統的價值觀都灰飛煙滅，社交媒體后臺的工程師和其他數據挖掘者，可以隨心所欲地觀察我們的一舉一動。在日新月異的大數據時代，每個人都是被分析的對象，不管是政客還是商家，都會拿著顯微鏡來對待他們嘴上的上帝。
法律職業倫理的挑戰
安德魯斯也聚焦于“社交網絡和司法體系”。社交網絡時代，司法人員卻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安德魯斯舉例說，你在受審的時候，法官可能在忙著發推特；檢察員和某位陪審員可能是臉書好友，甚至還發生了性關系；陪審員可能會把你的案子發到她的臉書上，或者通過你的臉書信息及其他檢索結果，決定判決……如此種種，都很有可能發生。安德魯斯援引的2008年數據顯示，40%以上的法官會用社交網絡，而律師中這一比例則高達56%。
陪審員的情形也沒好到哪里去，甚至更差。正常情況下，他們需要通過證據來判斷真相，將犯罪分子送入監獄，還被告清白；如果審判可能受到當地媒體干擾，法官可以易地而審。但在社交網絡中，這些常態都不存在了。安德魯斯援引的很多例子中，曾有一位陪審員在臉書上發布“我不知道該怎樣選擇，所以我來做個調查”，然后他的“好友”則極力表示應該定罪；這位陪審員因此被撤銷資格，當事人得以無罪開釋。可是如果同樣的行為，沒被辯方律師抓住辮子，結局則顯而易見。
安德魯斯還曾指出，盡管法庭明文禁止，但陪審員對社交網絡的使用，依然導致多起誤判，——他們習慣在搜索引擎中檢索律師的信息，找到被告以前做過的壞事，評估證人的可信度，甚至通過谷歌地圖前往犯罪現場。在這種情況下，聰明的控、辯雙方，自然都可能在網上制造點“猛料”，來動搖陪審員的判斷。這些行為，顯然損壞了被告的公平受審權，畢竟辯方律師沒有機會糾正陪審員的錯誤信息，更沒法對陪審員進行盤問。在安德魯斯援引的案例中，大部分有違規行為的陪審員，都被撤銷了資格，但肯定不乏漏網之魚，甚至有案例中，陪審員在休庭時發推特陳述案件，而被辯方律師抓住把柄；在另一案件中，被控貪污的市長受審時，他和其中五位陪審員是“好友”；法官在調查中，發現其中一位陪審員甚至在臉書上發消息，要求“法官滾一邊去”。
涉及社交網絡，美國各地對陪審員的規制越來越嚴苛。但問題是，作為當事人，碰上這么新潮的陪審員，你該怎么辦？
社交網絡憲法：可能嗎？如何做？
對于年輕的臉書世界來說，最初年輕人們來到這里，是沖著結社自由、言論自由以及展現自我成長的機會而來。在我看來，這與當初五月花號上的人們前往新大陸并無二致。新世界應該有怎樣的秩序規則？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的憲法在這里能否繼續適用？……諸多問題，本該有個樂觀的回答。但實際上，隨著臉書在商業領域的迅速擴張，它帶給我們便利的同時，也日益殘暴、傲慢、專橫。正如書中所引，互聯網最初就像是一個理想的民主工具，但太強調個性，卻讓公共領域經過種種算法的處理和分類后，被故意設計得面目全非，不再適用于對話。
與傳統世界差別更明顯的是，傳統的民主國家里，個人當然被視為獨立的個體；但是在社交媒體構成的網絡帝國里，該權利完全被顛覆，個人常常被打上各種標簽，被視為集體的一部分。在你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你可能就被人為地重新劃分了階級，信用卡公司可能會據此調低你的信用額度，銀行在貸款時可能更為謹慎。安德魯斯揭示，密集搜集人們的電子身份會導致心理風險、金融風險、歧視風險和社會風險，但在這種情況下，“有關數字監聽的法律幾乎起不到保護作用，僅存的少得可憐的幾條法規也只能應付電話等早期科技，……即使在有法可依的時候，法律也可能被那些將科技發展置于個人權益之上或為執行方便而破例行事，同時無意中為數據整合商們提供了漏洞的法官們所褻瀆。”
在該書的最后，安德魯斯列出了一部社交網絡憲法應該保護的一些基本權利，包括聯網權、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場所和信息隱私權、思想、感情和情緒的隱私權、肖像的控制權、公平受審權、受到公正陪審的權利、正當法律程序權和被通知權、不受歧視的自由、結社自由等。安德魯斯將聯網權放在社交網絡憲法之首，頗值得留意。她的出發點即是中東國家諸如埃及、利比亞等國的網絡封鎖。通過追溯言論自由的理論淵源及其普世價值，作者將之擺在首位無可厚非。
其實，對這個從不在網絡上購買任何物品的“網盲”安德魯斯來說，這部社交網絡憲法，至少在現在看來是一廂情愿的，甚至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也許聽起來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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