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同加州槍擊案相似，在一起有關紐約布魯克林的販毒案中，也涉及到FBI要求蘋果解鎖嫌犯的iPhone。本周一，對于此案，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官JamesOrenstein拒絕了美國檢察官對蘋果公司的請求，稱蘋果不需要按政府要求提供協助。Orenstein說，審視案情與雙方的爭議點后，總結沒有任何因素可迫使違背蘋果公司自己的意愿，協助政府部門辦案。而加州槍擊案中蘋果和FBI的官司，也將于3月22日開庭審理。

Orenstein法官的判決，為加州槍擊案提供了一種思路。這兩起事件顯示出，蘋果與FBI之間的沖突，遠非個案，它是加密與安全這一長期矛盾的升級版，折射出了在網絡時代，諸如“國家權力是否已經大到可以侵犯個人權利的程度”?“政府當局究竟有多大權限去破壞公民和企業在保護私有權方面所做的努力?”等這些問題仍舊存在，并且已經發展到了智能終端上。下面這篇文章，來自《經濟學人》的一篇報道，由IT時代網編譯，文章不僅對此事件進行了深入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也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和思考。從而對這些問題，形成自己的觀點和答案。以下是報道全文：

　　聯邦調查局同蘋果之間的官司，是關于加密和安全的長期醞釀的沖突的升級。

“當我們看到美國政府的表現有點過火的時候，我們認為有必要站出來說話。”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在2月16日解釋了他為什么認為蘋果應該拒絕執行聯邦調查局有關訪問SyedFarook手機的請求。(SyedFarook及其妻TashfeenMalik均為伊斯蘭教信徒，去年12月份在加利福尼亞制造了槍殺14人的恐怖襲擊案，二人當場被警方擊斃)庫克先生說，聯邦調查局(FBI)的請求“令人不寒而栗”。

自從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泄露事件將隱私和數據安全問題帶入公眾視線以來，美國的IT企業均已加入與美國政府的戰斗中。其實問題的核心自有大眾傳播以來就存在了：政府當局究竟有多大權限去破壞公民和企業在保護私有權方面所做的努力?

表面上看，讓庫克先生選擇Farook案件作為他不會逾越的底線，這讓人感到困惑。手機是政府財產(Farook是政府雇員)，因為手機里邊可能存在有關恐怖分子動機及其聯系人等信息，所以FBI需要找人幫忙解鎖手機。難道還有比這更恰當的理由嗎?但對于蘋果以及主張信息安全的蘋果擁護者來說，這個理由是不合理的。因為這遠非一起個案，他們懷疑聯邦調查局的案件都經過精心挑選，目的是制定一個法律上的先例，為警方和和間諜訪問個人電腦大開方便之門，而這樣做也會逐漸削弱所有人的信息安全。

隱廊

默認情況下，蘋果手機的密碼只有短短4位數字，不單容易記憶，也意味著只有10,000種可能的組合。可以簡單地去嘗試各種組合，直到猜對為止，這個過程被稱為“暴力破解”。

但是，手機的其他功能也會使暴力破解受阻。密碼試錯六次，用戶就需要等待一分鐘才能進行第七次嘗試。而等待時間很快就延長到一個小時。因此，暴力破解一個四位數的iPhone密碼將耗費將近5000小時-也就是不眠不休近七個月。然而，如果不是因為十次嘗試失敗后，iPhone就會被清空的話，這也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重要的是，與加密技術不同的是，這兩種技術限制是可以規避的。這是因為它們是由手機的操作系統iOS強制執行的，而操作系統是可以改變的。蘋果定期更新，增加新功能和修復bug。聯邦調查局要的正是這種更新，來定制需要解鎖的手機功能，以便可以刪除多余的安全功能，最終能很快進行暴力破解。

理論上，聯邦調查局完全可以自己編寫更新軟件。但即使編寫出來，如果沒有蘋果的幫助他們也不能使用。因為，正是為了應對這種攻擊，iPhone手機只接受經過特殊的加密簽名證書確認后的更新，而此證書來自于蘋果。換句話說，只有蘋果才擁有這一長串隨機生成的數字。

聯邦調查局堅稱訪問請求是一次性的，一旦軟件完成它的使命，蘋果就可以將其刪除。但許多安全專家對此表示懷疑：他們不相信訪問Farook的手機是聯邦調查局的唯一動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計算機安全研究員尼古拉斯·韋弗認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不會在手機上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他指出，Farook和他的妻子費勁心機地銷毀其他兩部手機和一臺筆記本電腦，而唯獨把雇主的這部iPhone保留下來。(另一方面，Farook確實禁用了手機的在線備份功能，否則，聯邦調查局在案發前幾個禮拜就有機會獲得這些數據。)

韋弗博士等人認為，聯邦調查局特別推動此案，是因為從公共關系的角度，蘋果并不愿意給外界造成拒絕合作的印象。韋弗等人擔心，蘋果一旦同意建立這樣的系統，將來就不能拒絕類似的請求。這種擔心并不是多余的，早先司法部曾要求蘋果配合調查至少9起類似的案件。(其中七起案件，蘋果表示拒絕配合)有人擔心，聯邦調查局甚至可能要求蘋果開始通過無線電發送破壞性代碼給具體的犯罪嫌疑人，并使用它所能利用的技術來分發更新程序。

狹義來看，這可能不是一件壞事。聯邦調查局也辯稱很多次，加密可能會妨礙合法的調查，造成重要線索的遺漏。但是，安全研究人員指出，對好人有用的東西同樣對壞人有用。只要破壞性操作系統設法成功“脫籠”一次，每一臺iPhone的安全就都會面臨挑戰。一家慈善機構-開發加密審計項目負責人肯尼思·懷特認為，目前所權衡的不是安全與隱私，而是每個人的信息安全與警方調查具體案件的能力。畢竟每額外增加一個訪問權限，泄漏的風險就會增加：辯護律師可以要求查看;法院指定的專家可能被要求檢查它能否按照預期計劃地工作，等等。

反對同FBI合作的第二個觀點認為，除了美國政府，蘋果還需要應對其他國家的政府。懷特先生說，為了一個美國而在安全問題上妥協讓步，將不可避免地鼓勵其他國家作出同樣的，甚至范圍更廣的訪問請求。一次妥協讓步，未來蘋果會感到力不從心。而在較少關注公民自由和法治的國家，這可能帶來嚴重的后果。

判決

所有爭論都將在3月22日蘋果公司和FBI對簿公堂的時候預演。然而，任何判決結果都將不會是最終的定論。大多數觀察家預言本案將最終被訴至最高法院。在此期間，包括蘋果公司在內的眾多IT企業，正在積極采取措施同一切正在使用中的客戶設備相脫離，故意制造無力滿足政府訪問請求的局面。

新款iPhone手機添加了一個新裝置叫做“SecureEnclave”。這是手機內的一個獨立計算機，主要功能是守衛設備訪問的入口。破解這項功能需要開發一款能夠瓦解“SecureEnclave”功能的額外的定制軟件。這是可行的，因為蘋果已經保留了修改“SecureEnclave”的能力，以便它可以及時發布更新和修正bug。但事情完全可以不用這樣麻煩。蘋果公司已經考慮去掉這項功能，這將直接挫敗政府的訪問請求。

即使是這樣，意志堅定的警察依然有多重選擇。利用昂貴的設備和海量的高超技能，稍微揣摩一下晶體管和芯片的物理布線，完全有可能恢復硬件加密密鑰。這個過程被稱為“開帽”(第一步是清除芯片的塑料保護蓋)，這是情報機構和一些專用的實驗室的東西，但是存在破壞芯片卻徒勞無獲的風險。然而，如果警察認為訪問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其他選擇的話，他們完全有可能這么做。

即便如此，確保手機被解鎖并不能解決當局的所有問題。在美國之外的許多國家，存在大量的可用于智能手機的加密通訊應用程序，遠超出美國政府的管轄范圍。最先進的是一項被稱為“前向保密”的技術，它采用一次性的加密密鑰。即使有人設法拿到轉換器的永久密匙，信息依然能保持加密狀態。(有一款被成為“電報”的應用程序，是俄羅斯游牧農民帕維爾·杜羅夫所開發，2月24日宣布已經達到1億用戶的規模)

這一切聽起來好似軍備競賽，確實。硅谷文化有對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和民間自由主義的有力連勝的傳承。有一種觀點認為，斯諾登先生所揭露的事實證明了在濫用監督權力這點上，美國政府不能被信任。當然，這里面也摻雜了商業因素。例如，蘋果公司一直都將隱私和安全作為公司產品的重要賣點。

另外，網絡安全擁躉者感到憤憤不平的是，警察和政客們似乎并沒有理解他們認同的一個基本觀點：為了配合警方破案而降低安全性將不可避免地削弱每個人的信息安全。“他們不斷尋求'曼哈頓計劃'來解決這個問題，”懷特先生說，“但是，這就像是尋求曼哈頓計劃解決如何用零來除的問題。”(顧名思義，嘗試用零去除本身就很愚蠢)。

這是一起特殊案件，還需留給法院來裁決。但蘋果和聯邦調查局之間的官司提出了非常大的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還需民選政客的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