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在《愛彌兒》中悲嘆：“城市是坑害人類的深淵。”但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則歌頌：“城市是誕生奇跡之所，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與最美好的希望。”
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兩種論調或許各有不少擁躉，因為中國正同時經歷“城市化”和“城市病”。如何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解決城市病，如何實現新一代信息技術和城市發展的深度融合，從而令城市更環保、宜居、智能，這對21世紀的中國城市發展至關重要。
在德國，人們在著力解決類似問題：信息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結合的“智能城市”已逐步成為一項全國性戰略。筆者在走訪德國魯爾老工業基地、港口城市漢堡和首都柏林之際，就智能城市話題和眾多企業和專家進行了交流。
在訪問前，我出于“中國特色”的慣性思維，認為德國存在智能城市的總體戰略，以及關于城市智能化轉型的系統性理論和實踐框架。但訪問結束時，我才意識到，智能城市在德國的發展呈現明顯的分散化、多元化和模糊化的特點，這幾乎顛覆了我對德國城市發展的全部想象。
首先，和英國和法國不同的是，德國的人口分布相當分散，并且不存在一個主導型的超大城市(如倫敦和巴黎)。德國人口密度最大的萊茵河/魯爾區大城市區(科隆、杜塞爾多夫、多特蒙德)人口也僅為570萬，首都柏林所在的大城市區人口為420萬，第三大的斯圖加特大城市區人口僅260萬。
德國已經完成城市化進程，但8100萬人口中的僅有16%生活在人口超過50萬的城市。這意味著德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中小型城市(事實上，中小型城市也是未來中國城鎮化的主要發展方向)。這樣的城市發展特點意味著，德國所面臨的城市問題主要不是“大城市病”。
而無數中小城市所面臨的城市發展問題又千差萬別，這導致了德國智能城市發展的特點是：并不存在一個主導型的焦點城市，也不存在一種由樣板城市開發，然后可以復制到其他城市的標準化解決方案;而是無數中小型城市“八仙過海”，根據自己的特點和問題“各顯神通”。
其次，分散化格局帶來多元化路徑，即不同地區城市會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不同發展策略。在德國老工業基地魯爾區的博特羅普市，市長柏恩德·蒂施樂介紹說，該市智能城市發展的重點是改善環境和能源轉型，在重回青山綠水的同時，為一千多即將失業的煤礦工人提供新的工作機會。
在德國最大的港口城市漢堡，智能城市的發展重點是城市交通的智能化改造以及智能電網建設。其原因是持續增長的人口正加劇漢堡“城市病”，而綠色能源占比較高，則令漢堡比其他德國城市更早面臨電網升級壓力。
據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智能城市專家海寧·埃勒曼介紹，即便在德國智能城市發展中最為常見的能源轉型課題上，不同地區的策略也完全不同。
在博特羅普市所在魯爾工業區，解決思路是去中心化的可再生能源供給;而在漢堡附近地區，重點是如何通過彈性需求回饋系統和跨區交易機制來充分利用過剩風能;在重工業云集的西南部斯圖加特地區，難點是搭建互聯的蜂窩狀地區能源系統，并重點解決光伏發電的整合問題。
在智能城市建設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不同城市在選擇各自發展策略和路徑時，首先要針對自己的問題，同時還要尊重城市發展的特點和現狀，畢竟城市發展是“改良”而非“革命”。
再次，分散的格局、多元的路徑，其結果導致智能城市這一戰略概念的模糊性。什么是智能城市?是否存在明確定義?這是我在走訪時最關心的問題，但正如埃勒曼所說，德國并沒有國家層面關于智能城市的統一規劃和戰略，甚至連明確定義都沒有。
德國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能城市，正如他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工業4.0一樣。造成概念模糊的重要原因是，概念是對自發產生的復雜動態現象的總結歸納，因此概念本身也在不斷演化。
在柏林自由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中歐區域經濟合作項目負責人史欣看來，德國的很多發展戰略，包括智能城市、工業4.0等，都是自下而上、從地方和企業發端。只有當自發創新形成趨勢后，政府才開始介入，總結概念并加以推廣。
埃勒曼還告訴我，德國這種自下而上的發展路徑也和德國城市間的競爭有關。從歷史上看，德國歷史上的長期分裂，使得德國城市間的競爭異常激烈，這種競爭傳統一直延續至今。正如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縣域競爭(張五常語)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一樣。
這意味著在城市的智能化轉型過程中，微觀創新比宏觀規劃起著更直接的作用。這種自下而上的發展，發生方向偏差、投資過熱、政策尋租、補貼套利等問題的可能性更小，卻可以提供持續性的發展動力，因為這種動力來自最基礎的市場機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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