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數字經濟從過去的選擇題,成為了必答題。
2022年全國兩會剛剛落下帷幕,有關于數字經濟的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再次被引爆。
為什么數字經濟成為全民共識?
從社會發展形態,到生產要素變遷,再到經濟形態演變,每一波浪潮之巔,都是社會、經濟、組織、文化的打破與重組。在這其中,生產要素的改變,支撐生產力不斷提升,與此同時生產關系也愈發復雜多樣。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再到數字社會。社會形態的根本性變革直接決定經濟形態的演變。
當前,我們正處于從信息社會向數字社會發展的階段中。我們看到各行、各業、各領域都是從機械化、電氣化、電算化、信息化向數字化、數據化,數據資產化逐漸演進。
在信息社會中,作為企業信息化時代的拓荒者與領軍者,用友網絡通過ERP管理軟件,以“流程優化,提高效率”為價值輸出。
而在數字社會中,“數據”則成為生產要素的關鍵變量。
僅2021年期間,從《“十四五”規劃綱要》到《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等,數字經濟的頂層設計和藍圖愈發明確和清晰。
2022年伊始,國務院就印發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緊隨其后,2022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數字經濟被首次“單獨成段”寫出。由此不難發現,國家對數字經濟的重視程度已經與創新、制造業旗鼓相當。
至此,發展數字經濟從過去的選擇題,成為了必答題。
國產替代的本質是價值替代
用友網絡高端BG總裁王勇表示,數字化、智能化的關鍵有兩點:管理數字化和業務數字化。過去數十年間,中國的企業管理很多都是學習西方先進經驗,因此管理是通用的。但業務數字化則差異較大,因為業務是中國特色的。
數字社會的初級經濟形態是數字經濟,高級經濟形態是數智經濟。因此,企業數智化轉型就是在管理和業務上,將流程服務、數據服務、智能服務三位一體相融合。在數智化階段,用友通過BIP企業云服務群,以“商業創新,重構發展力”為價值輸出,為企業業務創新和管理變革賦能。
當前,由于疫情、貿易摩擦、地緣關系等多方綜合影響下的全球生態鏈并不穩固。這對企業的生產安全與可持續發展造成極大不確定性。也正因此,信創替代成為行業趨勢之一。
在用友看來,不論是“信創替代”、“國產替代”,其本質都應該是“價值替代”。用友認為,國產化不是簡單用云技術把國外的軟件再做一遍,它不僅僅是在ERP、CRM等產品的直接替換,而是要以新的思路、新的應用將數智化與信創化相結合,形成中國企業真正的價值替代。
用友給出價值替代的含義為,深入洞察企業數智化轉型需求,結合方法論和體系指導,幫助企業在數智化轉型過程中完成國產化軟件的替代,從而實現替代的“軟著陸”。同時,基于各行業的應用場景創造不同層面的價值,從而完成價值替代。這一過程被用友形象的稱之為“給飛行中的飛機更換引擎”。
在此看來,價值替代有兩層意思,其一是從“工具屬性”看,數智化大潮下,國產軟/硬件在技術層面上已經能夠完成甚至超越進口產品的能力;其二,從“經營屬性”看,國產軟/硬件在對業務理解、對中國特色數字化的認知上,產業基因“同源”。在中國,很多自驅力強的互聯網公司已經走在了“價值替代”的前沿。
大型企業數智化的方法論與路徑
在數字化的最前沿,大型企業絕對是主力軍,而在大型企業中,央企又承擔了排頭兵角色。尤其是面對外部日益增加的不確定性,央企所肩負著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以及穩定運營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央企積極推進數字化轉型也是保持自身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因此,研究央企的數字化轉型,對我們分析大型企業數智化具有鮮明的參考價值。
在某報告中曾明確提出:央企數字化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工程,這要求企業必須從戰略層面高度關注和重視,科學識別發展需求,正視自身面臨的競爭環境和轉型壓力,找準自身定位和目標需求,加強數字化統籌協調和戰略規劃,做好頂層架構和路線圖設計,分階段分步驟進行實施。
在央企數字化轉型方法論上,某平臺首次提出了“多比” (D²O²BE²)數字化轉型方法論,其內涵為D(診斷Diagnosis)、 O(目標確定Objectives)、B(標桿與方法選擇Benchmark)、E(試點Experiment)、E (效果評估Evaluation)、O(優化Optimization)、D(推廣Develop)。
與此同時,央企數字化轉型路徑分為三種:原發型數字化轉型、適應型數字化轉型以及瀑布型數字化轉型。
原發性數字化轉型一般出現于具有前瞻視野的企業,這類企業往往從企業的內部出發,先建立組織文化、培養數字化人才,而后再建立數字化風控制度,再向外拓展數字化業務轉型。
適應型數字化轉型一般出現于跟隨者,是由于外部變化導致內部運營出現了一些問題,才產生了轉型需求。這類企業由于缺少系統性思維,專注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后期打通數據孤島時常常會出現一些問題。一些央企采取了兩端型數字化轉型的戰略,三頭并進。這種轉型的方式往往對企業的金融能力以及管控能力有著極大的挑戰。
央企數字化轉型路徑,與用友倡導的“從應對型數字化到變革型數字化”殊途同歸。
原發型數字化其本質就是變革型數字化。數字化的高階形態,即是數智化。
結合當前國有企業IT建設的基礎與數字化轉型的訴求與方向,用友提出,國企數字化轉型應圍繞治理數字化、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三個轉型方向展開,以大數據、通用技術、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基礎設施云及信息安全七類核心技術平臺支撐經營管理一體化、研發設計數字化、生產運營智能化、用戶服務敏捷化、產業協同生態化五大業務能力的構建,并輔以組織、機制、人才、資源四方面的有效保障。
在落地過程中,國資委、平臺公司(含集團公司)和成員企業分工不同,在業務特征和數字化能力提升方向上也不盡相同,應分層建設,各有側重。
用友認為,數智化是企業服務產業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浪潮和機會。
之所以有如此判斷,是因為數智化對應了“新一代企業數字化”5層系統升級——即企業(管理)架構升級、業務架構升級、系統架構升級、數據架構升級、技術架構升級。這種體系化的全局統籌,對企業是一次由內而外、脫胎換骨式的重生。
用友判斷,數智化、國產化、全球化三浪疊加的歷史機遇,是驅動新一輪商業創新的絕佳實踐。隨著企業數智化轉型升級漸入深水區,用友將不斷為大型企業數智化轉型輸出中國力量,提供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