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成功不僅是要賺很多錢，還要知道如何擺脫它。”
大量證據表明，無論是小額信貸、影響力投資，還是向公司捐助，往往對全球窮人沒有太多積極幫助，反而趨向于以窮人的支出為代價，讓富人變得更富。
技術大亨扎克伯格本來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顯要人物。現在，帶著捐出450億美元的承諾，他將“黑客慈善”發展到一個新高度，自己也升級為許多人眼中的“超人”。但是，如此巨額的善款內含的巨大影響力會否把他變成一個“支票獨裁者”？
扎克伯格開一輛大眾高爾夫，一年只領一美元的象征性薪水。2006年，22歲的他拒絕從Facebook領高薪。2010年，他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普莉希拉·陳搬進他家時，他貼了一張照片，準備送出一些日用品和電器，因為現在他們什么東西“都是雙份的”。他整天穿著的，是灰色T恤和帽衫。
低調的生活給扎克夫婦引來許多敬意，但在其他某些方面，他們又相當高調。比如上周，他們就做出一件引起全球轟動的事。通過致剛出生的女兒M ax的公開信(當然是貼在Facebook上)，兩人宣布將把他們持有Facebook股票的99%捐給慈善事業。這封信充滿使命感，還用了“個人化學習工具”這樣的詞兒，可能不像小M ax期待的那樣甜蜜和粘乎，但沒人能否認它的分量———以目前估值，這家人捐出了至少450億美元。
如果說扎克伯格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人物，現在他則被視為“超人”。蓋茨和巴菲特也曾做出如此慷慨的決定，但他們都是“老人”了，已擁有財富很長時間。扎克伯格才31歲，還會領導Facebook很長時間。他已經塑造了一代人的行為，如今通過這“小小的饋贈”，又為他們樹立了一個無私的榜樣。
因此，毫不意外，扎克伯格得到了熱烈的頌揚。梅琳達·蓋茨和歌手夏奇拉都點了贊。“在分析它之前，首先肯定這是一件極端慷慨的禮物，這一點非常重要。”倫敦經濟學院的馬歇爾慈善與社會創業研究所創始人之一湯姆·休斯-哈萊特說，“我非常激動。”
同樣不出意外的是，也有大批冷嘲熱諷。“簡直是人類史上最蹩腳的使命宣言，”推特上一個帖子說。“扎克伯格把你個人信息的99%捐給了慈善事業。”另外一個表示。
扎克伯克應該正忙著給女兒換尿片，沒時間理會這些批評。尖刻的推特放在一邊不論，很多人會同意，450億美元確實相當大方。但這筆錢不是無條件送出的，撥開詆毀的陰云，一些真正嚴肅的問題需要回答。
自蓋茨基金會成立時起，就有人從超級捐贈上看到了巨大風險，擔心人們會因震驚和感動而變得盲目，忘記思考這種行為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后果。“私人捐贈被披上了一層神圣感，即使是最溫和、平淡的批評也會被視為冒犯。”埃塞克斯大學社會學高級講師林賽·邁克戈伊說，“一般認為不應對這種私人捐款有所限制。但問題在于，巨額捐款對許多決策有重大影響，波及數百萬人的生活，所以需要監管。”
從這個角度看，扎克伯格就不再是一位“超人”，而是“支票獨裁者”。為確定哪個版本更接近真相，我們需要對“硅谷之王”多作了解，也要現代慈善業改變世界的方式多加研究。那些認為扎克伯格純粹利他的人可以在《紐約時報》不久前一篇報道中找到論據。文章說，在與技術界領袖及奧巴馬總統的一次會面中，扎克伯格發現同行過于關注雞毛蒜皮，而不是更宏大的公益議程。他認為技術界應有這方面的追求。同樣投身慈善的美國富豪、R osetrees基金會主席理查德·羅斯說，如此說來扎克伯克充滿動力，但同時在這個新的領域，他會有點打怵。“就像登陸一片陌生土地，不知道需要的東西在哪里，該怎么做，只知道必須探索。”
而扎克伯格在探索的時候，可能會追隨蓋茨這位先驅。給M ax的那封部分遣詞用句映出了蓋茨基金會的影子。但蓋茨不是扎克伯格唯一的榜樣，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硅谷富豪向慈善業捐出大批財產，將所謂的“黑客慈善”發揚光大。去年美國最慷慨的六位慈善家中，有3位都才30多歲，身處技術行業。和扎克伯格一樣，硅谷似乎在成長，或在尋找更宏大的身份象征：當富到連私人飛機都顯得低檔的時候，可能唯一可以彰顯勝利的辦法就是穿著破舊的衣服，把錢都捐出去。“這很棒，引起關注說明他們是人生樣板：在21世紀，成功不僅是要賺很多錢，還要知道如何擺脫它。”肯特大學慈善中心負責人貝絲·布里茲說。“這跟我小時候熟悉的‘有很多很多錢’的富翁形象相距十萬八千里。”
不管出于什么動機，這些新時代的慈善家不滿足于傳統慈善家的利他形象。在發表于《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中，扎克伯格曾經的導師肖恩·帕克稱，傳統慈善業“基本過時”———只會送出一些捐款，以自己的名字為某棟建筑命名。他描述了一種新的慈善之路：不怕失敗，靈活，懷疑舊智慧———就像他們在技術行業所做的變革一樣。
當如此規模的捐款所懷的構想又如此新穎，結果可能走偏也就不意外了。扎克伯格已經嘗到滋味：2010年在奧普拉脫口秀中，他宣布捐出1億美元，用于改革新澤西紐瓦克市的學校。他和一起上節目的時任紐瓦克市長科里·布克表示，他們將在5年之內，把表現糟糕的紐瓦克公立學校(閱讀達標的孩子不到40%)變成“希望之地”，措施包括關閉失敗的學區學校、重新評估教師合同、解雇不合格教師、給優秀教師發獎金等。
但問題是，奧普拉的觀眾比紐瓦克居民更早知道這個消息。之后進行的改革基本上沒有教師或家長的參與，引來激烈抨擊，最終導致布克敗選，市議員拉斯·巴拉卡當選新市長，他承諾就此停止改革。而在3000英里外的地方，扎克伯格讀著紐瓦克居民對他的聲討，說他只是一個漠不關心的億萬富翁。
當然，花在紐瓦克的錢也不是毫無產出：表現較好的特許學校得到擴張，新合同提高了教師責任心，行政管理有所改善。但60%的紐瓦克孩子就讀的學區公校陷入財政危機，在州標準測試中的成績下降，因為很多孩子轉去了特許學校。在節目中，扎克伯格說希望紐瓦克成為改造失敗城市學校的典范。而如今，很多慈善人士把它作為失敗案例，研究如何跟要幫助的社群打交道。
不過，事實證明，扎克伯格是一位認真的學生。這次宣布捐款消息時，他們夫婦列出了“陳扎克伯格倡議”(C hanZuckerberg Initiative)行事的六條原則，其中一、二兩條明顯吸取了紐瓦克的教訓。第一條呼吁進行長期投資———25年，甚至100年，肯定不是紐瓦克時期設定的5年，因為“短期思維不足以解決巨大的時代挑戰”；第二條是“直接與服務的人群接觸。如果不理解他們群體的需要和愿望就不能幫到他們。”
這對夫婦選擇把普莉希拉的姓放在新慈善機構的前面，是很有趣的決定。陳本身出自草根，在馬薩諸塞州的昆西長大，是一個中越移民家庭的長女。她媽媽為養家打兩份工，陳則是家里的翻譯。她深信教育改變人生，曾多次提到，公立學校的老師鼓勵她努力學習，在她通往哈佛的路上立下汗馬功勞。而她正是在那里遇上扎克伯格。大學時期，陳在波士頓一個針對低收入兒童的課外項目做志愿者。畢業之后，她在加州做過一個小學的科學老師，后來又讀了醫學院。成為兒科醫生后，經常接觸到社保醫院那些家庭狀況較差的病人，相信在極端貧窮中長大的孩子會受到身心傷害，需要額外的支持，而這些支持是現在主流的教育改革議程提供不了的。有鑒于此，她之前宣布將與一個社區衛生中心合作，開辦一所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學校，在孩子很小的時候———甚至是出生前———就為他們及其家庭提供醫療和心理健康服務，全部免費。雖然近幾年，在針對低收入學生的學校中，引入類似服務的做法日益流行，但這個學校的特殊之處在于一開始就納入服務，而不是事后補救。“很多孩子早在入學之前就面對種種挑戰，比如貧窮、忽視、家庭不穩定和很差的周邊環境，這些挑戰讓他們遠遠落后。”學校網站寫道，“創傷性的童年體驗會影響孩子維持身體健康、促進大腦發展的能力。研究表明，處于不利童年環境的孩子里，五分之一有發育不良和教育落后的巨大風險。”
這個項目顯然跟紐瓦克項目完全不同。去年陳在參加今日秀時提到此事時說，他們已經看到了解受助社群的想法和需要是多么重要。
多傾聽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細讀扎克伯克夫妻的致女兒書，你會看到關注受助人需要不是唯一的創新。“陳扎克伯克倡議”將采用有限責任公司結構，這意味著它可以投資營利性企業，也可以將錢用于政治行動。信中強調，這一點很關鍵。“我們必須參與政策和游說，”它對可能感到迷惑的小M ax說，“很多機構不愿這樣做，但必須有運動來支持進步，這樣才有可持續性。”
這聽上去是挺有意義，但也引起了警覺。邁克戈伊說，這意味著扎克伯格可以擺脫傳統慈善基金會所受的種種束縛，讓人擔心他個人對政策的影響不受控制。“假如科赫兄弟(美國億萬富豪———譯注)捐出450億美元，用在監控美國每位穆斯林上，那人們肯定馬上要跳起來。”
事實上，因為有限責任公司這種結構，“陳扎克伯克倡議”還算不算慈善機構，也在媒體上引起了爭議。《紐約時報》記者杰西·艾森格寫道，扎克伯格只是“把錢從一個口袋換到了另外一個口袋里”。之所以稱之為“慈善”，不過是因為當有錢人說要把99%的財產捐出來，其中應該有一部分會用于公益。而知名財經記者費利克斯·薩爾曼則認為，這是一種全新、激進的運動，即“慈善資本主義”。他向扎克伯格致敬：“扎克伯格不會滿足于小型、可見的干涉，比如讓饑餓的人吃飽，給窮人錢。因為那樣不成氣候。那樣的活動可以改善世界，但不能改變世界。”他堅持說，扎克伯格想要的是大變，把錢給窮人無法達成這一目標。
英國《衛報》評論說，薩爾曼說扎克伯格和其他技術企業家往往討厭直接幫助窮人。這是對的，但他認為“慈善資本主義”是全新事物則是誤會。近些年有三股潮流是慈善向慈善資本主義轉化的典型：小額信貸的崛起、“影響力投資”的增長，還有新式投資機構的興起———比如扎克伯格的有限責任公司。它們以營利組織面目出現，這樣就可以向逐利的受益人提供金融資助和投資，而不必像非營利機構那樣，受公開、透明等要求的束縛。甚至連蓋茨的基金會(雖然它是傳統的私營基金，而非有限責任公司)近幾年也從捐款轉向營利企業，比如2014年向萬事達公司提供1100萬不償付款項，幫助該公司擴展在內羅畢的業務。而大量證據表明，無論是小額信貸、影響力投資，還是向公司捐助，往往對全球窮人沒有多少積極幫助，反而趨向于以窮人的支出為代價，讓富人變得更富。最好的例子就是小額信貸。多項研究表明，小額信貸對減少貧困的作用很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英國國際發展署發布了2011年一項研究，認為小額信貸對窮人而言宛如“沙中城堡”。但小額信貸在發展中地區減貧的失敗并沒有影響到那些在營利基礎上提供貸款的公司的盈利，投資者的收益率總是超過標準普爾500指數。被重新包裝為“普惠金融”后，小額信貸作為促發展工具，繼續受到世界銀行、蓋茨基金會等機構的支持。經濟學家米爾福德·貝特曼稱小額信貸是“僵尸政策”，“一個已經僵死和腐爛的主意，卻從未停止試圖從墳 墓 中 爬 出 。”影 響 力 投資———相信通過投資于公益項目可以獲得金融收益———是另外一個激進的潮流，但是可見收益基本上遠遠落后于宣傳。“社會企業聯盟”前CEO凱文·林奇曾是“影響力投資”的信徒，認為它可以把營利機構與非營利組織聯系起來，為公益目標努力，但他很快改變了想法，現在則擔心“影響力投資的幻想會把美元從慈善業中帶走。”《衛報》由此提出，人們不應被新奇的表象迷惑，把好生意與公益嫁接到一起這種想法既不具備革命性，之前也有人做過，只是尋求新資本供應的又一版本。
有些人決定不去多想。“世上沒有什么事，只會產生好結果，沒有一絲副作用。”理查德·羅斯說：“人們喜歡他，他有專業知識和技術，他拿出這么多錢，必然會產生一些好的結果。也許這種行為還可以激勵別人，成千上萬的人身家在1000萬到10億美元之間，如果其中拿出其中一小部分出來做慈善，也會產生巨大影響。”
歸根到底，這場爭議可能源于慈善的自我矛盾：利用以自利方法獲取的私人財富去完成利他的、公共的目標。一方面，這是富豪們的錢，他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批評他們沒把善款用對地方顯得很荒謬，就像指責人家買的游艇不對一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個人扮演了本應由政府扮演的角色，可能我們得把這巨大的饋贈看作藝術品：它帶著創作者不可磨滅的印記，但終究屬于世界，因此要經受世界的詮釋和審視。
目前而言，這樣的爭議還沒有實際意義。基本上可以說扎克伯格想拿這筆錢干什么都行，他之前做的慈善也讓人有足夠的理由樂觀。至于這一次，他能否管理好自己的饋贈，不讓政治染指，接下來又將如何改變世界，還沒有多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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