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來自 The Atlantic（作者 Gillian B. White）以及NewYorker.com（作者：John Cassidy）。這兩篇文章都對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最新的慈善行為（捐出其99%的Facebook股份作慈善）進行了與普通贊揚不同的角度思考。

周二，馬克 扎克伯格宣布了兩個重大的消息。第一條消息是女兒麥克斯出生，第二條消息是夫婦二人決定為了女兒成立一家機構(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陳-扎克伯格行動)，這是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樣，我們希望你成長的世界，好過我們今天的世界。”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上發布的寫給女兒的公開信中寫到。

不可回避，扎克伯格此舉可享避稅的福利

用來資助并運營這一新機構所需要的資本，來自扎克伯格的捐贈，即他名下幾乎所有的 Facebook 股票，預計價值 450 億美元——是他本人身家的一大部分。將這些股票注入一家新機構，批評者認為扎克伯格在試圖將避稅的做法包裝成一種無私的舉動。如果扎克伯格在某個時間點想要拋售他的股票，那么他不得不支付相應的資本收入稅 (capital gains tax)——更別提未來財產繼承的時候也要征稅，而將他的股票注入一個新機構，可以讓他隨意轉移股票，而不需要承擔任何稅賦。

有一點道理。但是如果有人批評說，扎克伯格這么做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好處，那就有點站不住腳了。無論如何扎克伯格都沒有立刻拋售他的股票。真正的問題在于，扎克伯格的股票在被注入這家公司之后會被怎樣處理——有可能被轉售或者再次捐出來。夫婦二人可以選擇將股票捐贈給慈善機構，也可以選擇以貨幣的形式捐款。正是之后的這些做法，才決定了是否要征稅、是否要減稅以及是否要披露信息，無論扎克伯格目前是否想要逃稅，都是如此。

有意見認為，因為夫婦二人的捐贈計劃(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注冊了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而不是非盈利機構，成立這樣一家公司不會讓扎克伯格享受慈善捐助減免稅的優待。但從節稅角度來看，這并沒有帶來太大不同。在《快公司》雜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馬庫斯·巴拉姆（Marcus Baram）指出，慈善性質的有限責任公司正越來越常見。只要資金被捐給慈善目的，那么就可以獲得免稅的待遇。相對于通過傳統慈善組織，通過有限責任公司去進行慈善投資將帶來更好的靈活性。這將影響慈善組織的運作方式，但不會影響美國財政部的收入。

事實上，通過將幾乎全部財富轉移至慈善機構，類似扎克伯格和蓋茨的億萬富翁將很大一筆財富置于了美國國稅局的觸角之外。作為免稅實體，這些慈善組織在出售所獲得股票時不承擔任何納稅義務。這意味著，美國的稅基將會萎縮。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見任何人統計過美國財政部所付出的代價，但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由此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是否應當采取更具綜合性的征稅方式。

運作方式更隱秘，可從事盈利業務

從技術上來說，作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陳-扎克伯格行動”可以進行營利性投資。與之對比，傳統慈善組織必須是嚴格的非盈利機構?；谔岢龅氖姑?，該公司計劃將利潤重新投資至新項目。這意味著扎克伯格更像是有著龐大智囊和社會道德的風險投資家，而不是傳統的慈善人士。

總的來看，和更加傳統的非盈利機構相比，夫婦二人的捐贈計劃將會以更隱秘的方式運作。這一點也導致了一些批評的聲音。“我認為透明度是這里面的一個大問題，還有就是我們如何真正了解扎克伯格以及其他設計這個有限公司架構的人是怎樣去做慈善的，”某慈善行業數據和分析機構負責人這樣認為，“除非他們規定要在網站上公開披露信息，比如在 Facebook 頁面上，否則的話我們只能依靠自愿的信息披露行為，才能完全了解他們用這筆錢在做什么。”

對于該機構的資金運作，扎克伯格在公開信中提了大概的線索。“我們務必要參與到政策制定中，影響議題的辯論。”他這樣寫道。傳統意義上的非盈利機構無法將資金用于政治宣傳，僅能夠用于有限的政策支持。但是一旦將股票注入有限責任公司，扎克伯格夫婦在影響政治問題上受到的限制就更少了，對其他所有領域也是如此。除了可以保證影響政治問題的選擇，采取有限責任公司的架構還意味著扎克伯格夫婦二人的捐贈計劃能夠利用這筆錢從事盈利活動，其中甚至包括投資種植大麻。

愿景隱晦，主張模糊

所有這些做法上的彈性，將直接決定扎克伯格夫婦這一善舉的堅強或軟弱。夫婦二人提出的愿景已經被批評過于隱晦，“提高人類潛力”(advancing human potential) 和其他慈善目標相比是一個太過模糊不清的主張，比如“根除瘧疾”之類。但是對于依靠創業資本快速積累財富的新一批億萬富豪來說，決定如何以及在哪里支出財富的能力才是關鍵。對于其中一些人來說，這種能力意味著繞過法律規定——其中就包括納稅——并可能會導致他們的基金去做一些他們并不認同的事情。

扎克伯格夫婦二人的捐贈計劃能夠在沒有傳統意義上監管的條件下去做想要做的事情，這一點是私人財富用于公益的中心問題。“很長時間以來的觀點是，如果捐贈者享受了稅收減免，那么就應該做出一些回報。所以一旦做出了捐贈的決定，那么現在就是在公益的范圍內討論。”基金會委員會 (Council on Foundations) 法律事務副總裁蘇桑尼 (Suzanne Friday) 表示，“如果捐贈者沒有享受到這個權益，那么公開披露對他們是否公平呢？”如果在一家傳統意義上的非盈利組織之外進行活動，扎克伯格夫婦同樣有辦法隨意調整該機構的捐贈規模、慈善戰略以及目標愿景，而不需要向任何一家機構或方案給出一個更長期甚至是永久的承諾。

扎克伯格夫婦的捐贈計劃目前還沒有做任何事，所以沒有什么可以用來去評判扎克伯格的 (除了扎克伯格以往慈善行為的問題)。扎克伯格夫婦的捐贈可能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一個善舉，也可能是一次失敗之舉。注冊一家有限責任公司的事實并不意味著任何結果；這家公司聘請誰，最先要做什么事，部署怎樣的戰略，這些才是關鍵。

慈善資本主義崛起，民主被威脅？

去年，創立于2000年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捐出了近4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資金用于對各種疾病的研究，包括艾滋病、瘧疾、小兒麻痹癥和肺結核等。在貧窮國家，這些疾病導致了數百萬人的喪生。現在及今后，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陳的慈善捐贈規模也（會）大到不能忽視。

引起外界關注的并不僅僅是捐款的數額之高，而是大規模慈善活動正在重塑當代的資本主義。盡管資本主義制度仍存在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現象，但這樣慈善舉措正在成為有力的辯護依據。扎克伯格、蓋茨和巴菲特都建立了成功的公司，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財富，但他們也向華爾街的對沖基金經理、俄羅斯的寡頭、歐洲的工業家，以及阿拉伯的石油大亨們等富豪群體發出了明確信號：“你得到的越多，受到的期望就越大。”

在2007年哈佛大學的演講中，蓋茨表示，他去世的母親曾對他說過這樣的話。2010年，蓋茨和巴菲特向“超級富豪俱樂部”提出倡議，希望他們能捐出財富的至少一半。自那時以來，已有超過100名億萬富翁簽訂了“捐款承諾”。其中一些超級捐款者，例如巴菲特，甚至愿意讓他人來管理自己的捐款。（2006年，他決定將大部分財富捐給蓋茨基金會。）不過，更多的億萬富翁成立了自己的慈善機構，以追尋個人的理想。這種現象被稱作“慈善資本主義”。

憑借慈善項目，扎克伯格和蓋茨等人將獲得更大的話語權，以決定政策走向，而這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到的。（正如Vox的馬修·伊格萊西亞斯（Matthew Yglesias）所指出，“陳-扎克伯格行動”注冊為有限責任公司的一大便利在于可以投放政治廣告。）考慮到慈善基金會處于他們個人的掌控之下，因此億萬富翁向慈善基金會的捐款越多，他們積累的影響力就越大。相對而言，普通人的影響力將被削弱。

更具體地說，在捐出450億美元之后，扎克伯格可以決定，社會向哪些項目進行投入，同時忽略另外哪些項目。因此，我們需要問問，扎克伯格此前的慈善捐款是否真的收到了成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扎克伯格的選擇將會影響到數百萬其他人獲得的可能性，而無論他們是否愿意。

扎克伯格在信中談到了減少貧困、促進社會公平，以及確保所有人都有機會發揮自身的潛力。然而，他是從精英階層的角度去解讀這樣的問題。他認為，貧困和公平性的缺失是由于教育體系的失敗，以及技術尚不足夠發達，無法給予人們適當的機會。

這一觀念與其他超級精英非常相像。與普通公眾相比，超級精英們更傾向于削減社會安全基金、食品補貼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同時更贊成對教育的支出。而他們對教育的支持則更傾向于績效獎勵、特許學校和職業訓練，而不是普遍的免費大學教育。與公眾不同，他們反對政府提供生活標準保障，并在必要時扮演雇主的角色。

精英教育有著自身的適用領域，但精英階層的觀念無法確保所有人都過上體面的生活。由于“陳-扎克伯格行動”并非非盈利機構，因此該公司可以游說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該公司不僅會自行推進相關工作，也會嘗試說服他人接受其觀點。

這導致一個更廣泛的問題，慈善家和政治家之間的界線正日趨模糊。隨著“慈善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樣的界線將越來越難以分清。

從各個方面來說，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陳的慈善捐款決定都值得贊賞，而推動這一趨勢的比爾·蓋茨更足以被稱道。但從更高的層面來看，對這類捐款行為的“吹毛求疵”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