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貿易戰的預熱階段，國內就有觀點稱，中國與美國是相互依存的，中國企業與美國企業處在同一條“鏈”上。中國有很多外資企業，所以，貿易戰不會爆發。現在來看，這種觀點錯了。還有觀點稱，按照美國征稅商品的清單，尋找對應的“K街說客”，去白宮游說，給特朗普政府施壓，希望美國網開一面。在美國制裁中興通訊的時候，更有觀點稱，中國可以拿通用汽車開刀，予以反擊，這樣通用就破產了，直接波及到通用美國公司5萬名員工的就業。
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典型的“自以為是”的觀點。實際上，美國當局不是不清楚對中國征收關稅會影響到在華外資企業(美資企業當然是受影響最嚴重的)，而是不在意。甚至可以說，外資企業也是他們的目標之一。直接打擊中國企業自然是美國征收關稅的題中之意，但為什么要打擊在華外資企業?
曾負責中國事務的美國助理貿易代表雷明(Claire Reade)指出，即使雙方能夠達成某種協議，但美中關系已呈現出質的惡化，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和顧忌在不斷加深，美國對中國的整體戰略已經從接觸轉變為遏制。她說：“我的直覺是，本屆政府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把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根’拔出來，讓它們轉移到中國以外的地方去。”雷明的這句話才是核心，可以把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串聯起來。
“貿易戰”始于特朗普減稅
現任特朗普貿易與制造業政策助理、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在2015年出版的《臥虎》一書中明確指出，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太高。與此同時，中國卻在執行稅收優惠措施，這導致大量美國企業將工廠搬出美國。企業流失，一方面導致工人失業，另一方面導致技術和知識產權的流失。其結果就是，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在不斷下降，而中國卻在新興科技領域——如互聯網科技——實現了趕超。所以，他大力提倡降低企業稅收，吸引在中國的制造業回流美國，這既可以維護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又可以增加美國的就業。所以，特朗普推動的“歷史性”減稅方案，本就是納瓦羅所稱的“經濟戰爭”的一項舉措。
值得注意的是，個人所得稅，而非企業稅，才是美國政府稅收收入的主體。美國政府稅收收入由聯邦稅收、州政府稅收、地方稅收三部分組成。
三級政府稅制相對獨立，稅收收入比重大約維持在6：2：2。2016年，個人所得稅在聯邦稅收收入中的占比為47%，其次是社會保險稅(占比34%)，企業所得稅占比只有9%左右。特朗普稅改最為顯著的內容是，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降到21%。由于企業稅占比較小，大幅降低企業稅，即使稅基不變，對聯邦政府的稅收影響也不大。更何況這項措施對美國本土企業是重大利好，企業收入增加，稅基也會提高。更為重要的是，它對全球企業產生的“黑洞效應”，在邊際上會吸引大量企業流向美國，進一步擴大稅基。美國《財富》雜志近日報道稱，部分在華組裝的美國企業開始撤回美國生產，著名的臺灣芯片企業臺積電也已啟動在美投資擴廠計劃。
另外，根據新的稅法，美國對跨國企業回流美國的現金一次性征收15.5%稅率，非現金或非流動資產為8%，而以前的稅率為35%。這又會對美國的跨國企業盈余資金產生“黑洞效應”，兩者是一體的。
綜合美國經濟分析局和美國稅務總局的統計數據、以及美股上市公司的財報披露，美國企業海外存留的利潤總量約3萬億美元以上。其中，現金與等價物約1.1萬億，這一部分由于流動性好、容易變現，因此相比廠房設備等其他形式存留利潤更可能回流。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最新數據，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企業匯回接近3400億美元股息紅利，二季度約為1700億美元。而在2018年以前，每個季度平均不到500億美元。
加征關稅是往外“逼“企業
如果說減稅是在將全球的企業往美國“吸”，那么對中國商品征收關稅就是將在中國的企業往外“逼”。
毋庸置疑，美國的主要目標是中國。迄今為止，關稅覆蓋面已經達到2500億美元。特朗普在最新的聲明中稱，如果中國繼續反擊，將對剩下的2670億美元商品繼續征收關稅。所以，不出意外，美國將會對進口自中國的所有商品(部分免稅)征收關稅。這將大大提高中國出口商品在美國的價格，降低其在美國的競爭力，使其慢慢失去美國市場。
對于那些以美國為主要銷售來源的企業而言，要么尋找替代市場，要么開發國內市場;第三條路，就是遷往美國。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已經通過FIRMMA法案，強化CIFUS權威，收緊了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所以，第三條路可能只限于在華的外資企業。對于那些找不到替代市場的中國企業，大概率只能破產，或者利潤銳減。而那些在中國生存不下去的外資企業，則會撤離中國。對于特朗普而言，他當然是希望都遷往美國，這就是減稅的目的。但即使不遷往美國，只要能遷出中國，征收關稅的目的也達到了。
特朗普上臺之后，外資巨頭已經在慢慢撤離中國，貿易戰更是加快了外資撤離的步伐。目前來看，韓國和日系企業最為顯著。韓國三星產業鏈大舉遷往越南。2018年才剛剛拉開序幕。世界500強之一的日本日東電工公司，宣布關閉蘇州工廠，撤離中國。除此之外，尼康、松下、夏普、東芝、飛利浦、索尼、霍尼韋爾安防、蘋果、希捷都已經加大撤退的力度。最新報道稱，在華日資企業有意向撤離中國的比例高達60%。
而最令中國自豪的是中國產業鏈的完整齊備性。以蘋果公司為例，全球200多家供應商中，中國占到83家，占比達43%，且裝配工作基本都是在中國完成的。所以有一種說法，蘋果就是家中國公司。所以有觀點稱，蘋果離不開中國。基于同樣的邏輯，其他許多企業也離不開中國。筆者認同，短期內是很難撤離中國，但這個過程會漸進展開，就像當初外資企業來到中國一樣，也是慢慢發生的。現在和將來所做的只是走回頭路，或者在越南、印度等國復制曾經走過的路而已。
選擇中國，還是美國?
從經濟層面來看，企業選址，考慮的是未來的成本-收益對比，只要撤離中國的收益大于機會成本，那么它們就會選擇離開。那么，曾經吸引外資來華建廠的成本優勢是否仍然存在?
隨著改革開放和城市化的推進，中國勞動力成本已經大大提升，美國與中國勞動力成本差距已經縮小到2.57倍。按照65歲以上人口比例超過10%來算，中國自2011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年齡人口(15-64)占比在2010年達到頂峰(74.5%)之后便一直在下降。所以，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還將繼續上升，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還將繼續消退。
對許多企業而言，更為顯著的還不是勞動力成本，而是土地成本和稅收。據社科院劉煜輝教授的數據，中國土地成本是美國的9倍。據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的測算，中國企業的綜合稅率接近40%，所以他將其稱為“死亡稅率”。
關于中美企業稅收負擔的比較，國內爭論比較多，大多是因為統計口徑和稅收體制的差異導致的。對這個問題有切身感受的，仍然是企業自身。玻璃大王曹德旺將企業搬至美國，受到輿論廣泛關注。在接受采訪時，他曾表示：“中國制造業綜合稅負跟美國比的話，高35%”。這就是企業的真實感受。隨即，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公開表示，中國宏觀稅負水平總體較低，并引述IMF統計口徑稱，2012——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爭論的背后，是中美稅收體制的差異，即“流轉稅”與“所得稅”的差異。中國企業的稅收，主要發生在中間環節，所以又被稱為“間接稅”，而美國主要是“所得稅”。所以，宏觀統計口徑大大低估了中國企業的稅負。
有趣的是，美國在切切實實地減稅，中國卻在一如既往地喊著整體上不增加稅負，或者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更明顯的降費。只是從結果上來看，稅收增速年年超過GDP增速，超過居民收入增速，超過企業利潤增速。根據稅務總局的數據，今年上半年稅收收入81607億元，同比增長15.3%。其中，個人所得稅收入8127億，同比增速20.3%，已經超過2014年全年的收入。而上半年的GDP同比增速只有6.8%。
反擊美國是遠遠不夠的
主導美國經貿政策的是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總統貿易與制造業助手納瓦羅、商務部長羅斯和財政部長姆努欽。前三者為強硬的鷹派，姆努欽的態度稍緩和。他們一致認定中國通過不合理的手段，掏空了美國的制造業，導致大量制造業就業崗位流向中國。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還竊取了美國的知識產權和技術。對納瓦羅而言，制造業是美國的根基，是美國軍事實力的后備力量。身為“制造工廠”的中國，給美國帶來了極大的威脅。所以，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就是要徹底逆轉這個過程，讓企業撤出中國，從而達到遏制中國、維護亞太和平和美國全球地位的目的。
我們認為，反擊美國是應該的，但這遠遠不夠。一方面，最為重要的自然是鞏固國內經濟基礎。從最新的政策來看，決策層仍然在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和基建投資。但我們認為，調動企業，特別是企業主體中民營企業的活力，才應該是政策的落腳點。而只有切切實實地降低企業稅負，才是正確的舉措;另一方面，還應該加強與其他經濟體的經貿聯系，降低貿易壁壘，擴大開放。
企業，主要是制造業，既包括中國本土的制造業，也包括外資在華企業，才是中國經濟韌性的來源。能否消化本輪貿易戰的負面影響，關鍵在于能否保住和留住企業，這關系到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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