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限建令”傳言，讓正如火如荼的大數據熱平添變數。 　　

2014年4月8日，一則消息開始在坊間不脛而走。 　　

消息稱，北京將不再審批數據中心（IDC）建設新項目，北京市經信委將同河北省工信廳初定4月15日發布相關事宜。 　　

雖然直到本刊截稿，此事仍未有最終進展，但據多位業內人士透露，此事并非空穴來風，只是靴子為何遲遲未能落地，目前仍未有確切消息。 　　

盡管如此，由于將對各地遏制大建數據中心帶來的高耗能和圈地熱產生影響，這一消息已經引發各方關注。 　　

防范過熱 　　

在此之前，防范數據中心過熱的風聲已經不絕于耳。 　　

“當下，大量數據中心建設項目在陸續上馬，若不及時加以總體管理，這必然將會使產能過剩之日提前到來。”IDC聯盟秘書長鄭宏此前表示。 　　

在3月底的數據中心產業大會上，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楊國勛、中國信息協會副會長何翠芹都也都專門對產能過剩前景表示擔憂，楊國勛甚至直言，“現在有大型的數據中心已經有一些產能過剩了。” 　　

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目前全國數據中心正處在一個建設高峰期，各地申請數據中心的牌照總量也在不斷增加。 　　

在此之前，中國推進“三網融合”、“寬帶中國”、“信息消費”等戰略政策的推動，以及新一代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產業的迅速突破，都促使海量數據快速生成，全國各地對數據中心的需求量與日俱增。 　　

而根據機構預測，到2016年中國數據中心市場規模將突破1000億元人民幣，占全球數據中心市場的1/3，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中心市場。 　　

但與此同時，數據中心屬于高耗能的大戶，卻集中在中心城市，這已對各地形成巨大的承載壓力。 　　

中國各地不同類型的數據中心總體耗電量已占全社會用電量的1.5%，幾乎接近三峽大壩全年的發電量，而電力成本占數據中心日常運營成本的50%以上。 　　

與此同時，各地正在不斷加碼的數據中心建設，也投入動輒數百億甚至數千億元資金，支援服務器總量超過百萬臺。 　　

對此，多位業界專家指出，目前全國數據中心的建設實際已出現過熱跡象，甚至正在產生新的泡沫，這可能導致圈地和資本操作、套利行為等，并將導致數據中心建設在不久后出現嚴重的產能過?，F象。 　　

北京風向標 　　

在這樣的大形勢下，如果北京停批數據中心新建項目，將成為數據中心布局調整的重要風向標。 　　

據業內知情人士透露，京冀已就新數據中心資源配置達成一致，新建數據中心項目將由河北進行承接。 　　

據機構統計，目前北京IDC規模型公共機房數量64個，是河北、天津兩地總和的4倍，北京IDC市場甚至獨占全國市場份額的38%。 　　

IDC項目耗能較高，而北京的資源承受能力卻有限。據國家電網北京電力公司數據，北京每年約有上百萬千瓦的電力缺口，此外，北京的土地也較河北更加昂貴。 　　

這意味著，未來大北京的數據中心項目需要整體合理規劃。北京停批新項目將有利于京津冀一體化中，對未來新建數據中心的規劃布局和綜合設計考量。 　　

整體大環境背景和政策的變化調整，促使北京將停批數據中心新建項目。而相對于全國的數據中心布局和選擇，這種政策與規劃變化調整下的利益劃分和資源匹配問題解決思路，也有可能在更多中心城市復制。 　　

此外，根據工信部計劃，到2015年末，通信網絡包括數據中心在內全面應用節能減排技術，實現單位電信業務總量綜合能耗，較2010年底下降10%。 　　

業界亦有人士認為，這也是北京的數據中心產業轉移的另一個關鍵原因。 　　

目前，北京擁有規模型數據中心數量在全國居首，并且遙遙領先于全國各省份的分布數量，結合能耗目標的要求，北京數據中心布局也到達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北京數據中心的產業轉移，也有可能成為大趨勢的拐點，提前尋找到實現各方資源優化配置的路徑，成為產業轉移發展的方向探索。 　　

提前產業轉移探路 　　

從國外經驗來看，雖然數據中心的市場需求增長加速，但無論控制產能過剩，還是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都需要對數據中心進行合理規劃。 　　

以美國為例，在經歷互聯網、云計算等幾輪狂飆突進式的高峰與理性的低潮期后，2011年，美國政府宣布，從20112015年，美國計劃關閉約800個數據中心，其中2012年關閉數據中心數量為373個。 　　

而在國內，2013年年初，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等5部門曾聯合同發布《關于數據中心建設布局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表示，我國將加強數據中心標準化工作，針對已建數據中心，鼓勵企業利用云計算、綠色節能等先進技術進行整合、改造和升級。 　　

其中，《指導意見》提出，鼓勵改造升級已建數據中心，并減少政府自建數據中心數量，引導企事業單位逐步將相關應用向專業機構提供的云服務上遷移。同時，對新建數據中心作出規模標準與等級劃分等，要求重點考慮氣候環境、能源供給等要素。

多位專業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表示，新的轉型升級勢在必然，但政策調整后的規劃是否進行有效實施，市場存在的諸多變量和各方資源如何有效協調，還都有待更合理的規劃布局及制度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