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弱國無外交”，中國已經不是1840年的中國，中國已經進入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今天“強國無弱者”，“一帶一路”的建設展開了我國外交的新局面。7月7日，由企業網D1Net主辦的“2018一帶一路與信息化發展研討會”邀請到外交部駐丹麥、希臘大使甄建國先生，為現場帶來《一帶一路與外交》的主題演講。

以下為現場速記：

【外交部駐丹麥、希臘大使 甄建國】

甄建國：感謝組委會能讓我參加這個會，剛才聽了幾位的發言很受啟發。我講的題目實際上大家談論很多了，“一帶一路”實際上是一個概念，就是一個開放的概念。我想“一帶一路”既是一件新的事情，也不是一件新的事情，我想把“一帶一路”分為三個時期：前“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和現代“一帶一路”三個時期。實際上是這樣的，剛才講的現代技術，下面我還有一個劃分也是這樣的。

在歷史上，我們首先要了解歷史上的，我們最近的使節會議里面也講到了，改革開放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改革和開放，開放在過去的30年、40年里面，我們的發展主要是引進外資和技術，同時發展我們的制造業出口，但是更多的是引進，很少談到我們的技術和投資的出口。大概最大的是坦贊鐵路，坦贊鐵路當時修的時候很困難，我們最困難的時期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記得好像拿出5億人民幣修的這條鐵路，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在那兒就賺錢，一旦給他培養出來的技術人員回去，過一年他就到肯尼亞去了，肯尼亞有一條鐵路，在那邊他的工資高。所以我們一撤回來，這條鐵路就賠錢。大概到最近這十幾年才重新的恢復，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這花了將近30年的時間才體現出這個投資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作用。

實際上在歷史上我們之間的交往，我想舉幾個例子跟大家伙分享。剛才前面講的幾位專家提到了絲綢之路圖上原來是到了羅馬，但是經過了愛琴海，愛琴海底下有一個克里特島，克里特島的標志是一個牛頭。這是當時的米諾斯文化，米諾斯文化就是公元前1700年到2500年時期的文化。希臘的第二個文化時期是公元前1700年到1000年特洛伊戰爭的時候，米諾斯文化是迷宮的牛頭是公元前2000年，到現在是4000年，它的大眼睛里面有一圈紅的石頭，除了其它的寶石之外有一圈紅的石頭。

博物館的館長跟我說，他說據我所知，這個紅色的石頭在希臘是沒有的，他們分析只有在東方有，就是中國的。這也就是說，公元前2000年，我們的歷史學家、我們的一些社會學家，我建議過他們去到希臘西方國家再考證一下，這樣就證明我們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著交往。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是羅馬帝國時期在意大利現在的博物館里面有公元前40、50年的時候，羅馬帝國一個國王的登記儀式，中國那時候是西漢，中國的皇帝派了一個使團代表去參加登記儀式。這是意大利都有了，公元后200年也就是1800年前，意大利曾派一個通商使團到中國來。與此同時，在羅馬帝國時期，有一支部隊打完戰之后銷聲匿跡，就跟我們殷商時期有10萬兵敗的人消失了一樣，有一種說法是通過白令海峽到了美洲。

而現在在我們的甘肅，現在有人這么說，但是沒有做基因的測試。但是有不是當地亞洲基因的人，而是和歐洲的，很有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到過這里。原因是什么呢?公元前334到324年，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跨歐亞非的帝國的時候，最東邊到了一個城市，他走到哪兒都要建亞歷山大城。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有燈塔146米高，當時沒有水泥，大家可以想象這是什么樣的技術，世界七大奇跡之一。亞歷山大的部隊曾經到過最東邊的亞歷山大城，是哪兒呢?就是阿富汗的坎大哈，然后他就回去了。

他征服了印度，他的一個戰略就是這樣，我不殺你，你只要服我就行，你還當你的印度國王。所以他的部隊到了那兒，他的一個原則是鼓勵通婚，他的戰士實際上離開希臘的時候，一共才有9000希臘人。他就是因為比較能打戰，所以征服了一直到坎大哈這個地區。他鼓勵他的士兵跟當地通婚，他自己還娶了一個波斯帝國的老婆。到了東部這兒我相信也是同樣的政策，這也是就說很可能一部分人跨越了喀喇昆侖山到了中國，只不過他在的部隊沒過來。有人說他的部隊要過來正好碰上秦始皇統一中國，當然這是想象了。

這是最早的古代的交往，就有過這樣的交往。在近代的交往里面，比較有意思的是在1674年，丹麥的國王克里斯欽五世寫了一封信給康熙，他派一個船長在1675年到達了福建，他這封信是要給我們的康熙皇帝的。但是不知道在這兒是交給了誰，也可能是縣太爺，縣太爺800里的加急是不是送到了北京還不知道。現在在故宮博物院我問過一些清史專家，他們沒有看到，也可能沒有查過。但是這封信的原稿現在在丹麥的皇家圖書館里面還有，這就是說1674年300多年以前中國和國外的交往。在這300年到羅馬帝國中間，才有馬可波羅1000多年的歷史。

但是在瑞典的博物館里面，在瑞典歷史上第一個首都的斯德哥爾摩島上發掘出來兩個鏈子，一個是象牙鏈，一個是一條絲綢。博物館館長跟我說，他說這個象牙鏈不是你們中國的，是印度的，他說1000年以前能生產這個絲綢的就你們中國。這也就是說，在1000年以前，這個絲綢已經到了斯德哥爾摩。我就跟他們的文化部長和博物館館長說，我說是因為你們的海盜，當時他們處于海盜時期，你們的海盜是瑞典的海盜通過俄羅斯的內河到達黑海，然后和伊斯坦布爾和絲綢之路交會。我說是你們搶來的、買來的、還是換來的，這很難說，當然這是開一個玩笑。

這也就是說絲綢之路講的是一個開放、講的是一個交流、講的是文化的交流、講的是一個共同促進，我們帶著茶葉、瓷器還有一些我們其它的生活用品到了那邊，把他們的一些東西比如說西紅柿、土豆、辣椒等弄回來了，還有一些其它的?，F在我們在成都附近考古的三星堆，它的雕塑形狀不是典型的漢族形狀，它是一種東西方交流的形式出現在成都，這就說明從歷史上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對東西方文化的發展都起到了促進作用。在這個開放的時期，中國是居于世界的老大，無論是秦始皇、漢朝、唐朝、明朝、甚至是在宋朝的一個時期，到了乾隆老皇帝他是盛世，但是他要關上大門。所以從乾隆之后，中國就閉上了大門。

但是在我們雙方之間還有一個事情，我覺得開放就能促進發展。大家可能都知道詹天佑修的鐵路，我們都是搞信息的、搞IT的，大家知道嗎?從歐洲到中國的第一條海底電纜是誰鋪的?不知道，這是在1871年慈禧太后在的時候，丹麥的公司叫大北電報公司，當時1871年的時候清朝政府不允許鋪海底電纜，他們就偷偷摸摸的從廣州到了上海，通過了法國的租界區建立起來的。但是到了1872年清政府認可了可以鋪海底電纜，1872年從上海一直到海參崴，從海參崴通過俄羅斯整個西伯利亞到了歐洲，這就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第一條電纜，這就是中國和歐洲IT的第一次連接。我覺得我們在跟西方講的時候，多講一些這些事情，說明我們的共同點。

還有一條是丹麥的，當時丹麥的一個工程師和一個法國的工程師，他們根據中文的特點發明了我們說的電報碼是根據四角號碼的。這個號碼是丹麥的工程師和法國的工程師發明的，他們創造了3400個字的號碼、電報碼。也可以看出來，中西之間的合作、文化的交流、科學技術的交流，促進了我們的發展、我們的電報事業、我們的通訊電纜事業。所以現在絲綢之路體現的還是我們要繼續開放，而且要開放得更大，這是習主席最近講話強調的幾個特點。

只有這樣的一條繼續開放，但是現在的開放和我們1978年三中全會的開放性質有所不同。那時候中國一窮二白，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50美元，西方國家說你是發展中國家，250美元太窮了，可以給你無息貸款，丹麥是第一個提供無息貸款的。通過了一些技術的交流，可能在座的誰喝過北京的白牌啤酒，沒有，年紀大的可能知道。北京原來國宴上只提供大瓶的啤酒，是白色的牌子，標志寫著北京啤酒。當時他的產品合格率6%，丹麥嘉士伯公司，當然他后來落后于美國和荷蘭的公司，在東部沒有占領先機了。他幫助我們第一個是縮短了發酵期，從40天變成28天，減少了用水，從28噸變成14噸，把成品率從6%反過來變成94%，這個技術就是改革開放之后第一個過來的。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除了建了寶鋼，在全國建立了13個大型化肥廠，中國的化肥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建立起來的。但是如果要生產化肥，必須有一種催化劑，當時西方國家全部都制裁，只有一家丹麥公司Topsoe，他說我給你們建一個廠，就是生產催化劑的，從而使中國13個化肥廠正式投入生產。這些都是開放的結果，他們也有開放的程度問題，丹麥是西方盟國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當時杜魯門還親自寫信給丹麥首相，施加壓力，不許他承認我們。但是他們比較開放，堅持了跟中國的合作，然后歐洲其他國家逐步的發展起來了。

所以開放是中國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今后我們還是要這樣做，引進外資、引進資金仍然是我們的政策，只不過這個檔次變了。過去我們低檔次的加工業也要引進，但是今后我們所需要的是高質量的、高檔次的技術。當然投資是錢，投資也要向這個方面轉化。同時我們還可以共同合作，一起走出去。大家伙剛才沒有講到，往往是我們要跟歐洲一些國家一起去搞項目的時候，可能遇到的問題會少一些。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可能花錢要多一點，但是成功率可能要高一點。

實際上我覺得“一帶一路”最重要的是人有一個開放的思想，比方說你講的云技術和聯想講的云技術，它必須有人認識到這個問題、愿意做這個事情，各級的領導、公司的領導、工信部的領導、甚至是中央的領導都有這樣開放的思想，你的云技術才能在中國推廣，所以關鍵還是一個“人”的問題。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人不開放，先進的省市也不行。

我們當時蘇州無錫的一個市長，這是什么時候呢?2003、2004年，丹麥當時在大貝爾特海峽建了一座大橋，沒建成之前他是世界第一，建成的時候日本的大橋超過他了。這座大橋實際上是蘇聯垮臺冷戰結束才得以建的，因為橫跨波羅的海，等于是把波羅的海封上了。要是現在肯定建不成，普京肯定會反對，但是已經建成了，他不能說你把這個橋炸了。

當時為了解決投資，橋體都是米字鋼的、都刷了漆，你在海上含鹽的蒸汽、水不斷的腐蝕，你每5到8年就要刷一次漆。你刷漆必須要處理把老的漆刮下來，然后再刷上新的漆。但是在這樣高的橋上，而且是在底下要刷，工程難度很大，花錢也很多。除掉這些漆的時候，對海水造成污染。他們為了這個問題增加了10億的投資，從120年的存在橋梁的壽命延長到140年，他把這個橋體變成了一個室內的項目。他的室內外面等于把米字鋼這一塊都封起來了，封起來他用什么樣的鋼板呢?大家知道我們的自來水水管有一種是含鉛的，它不生銹，就是這種。所以外面你不用涂，但是他把里面恒濕恒溫增加了10億人民幣。

我就跟這些市長說，這個技術絕對是這樣的，它是懸浮橋，兩邊有兩個大的水泥墩子牽著，每個水泥墩子40萬噸。但是在水面以下幾米和水上，它的水泥用的鋼筋是不銹鋼的鋼筋。他不相信，我說有人嘗試了，你用不銹鋼的鋼筋下去干什么呀?我那天去參觀，我就下去了，我就看他們施工。人家鋸下來的，我拿在手里一看確實是白花花的不銹鋼。這樣的一個思維，我就跟這個市長說了，你們想象不到市長跟我說什么。他說延長了10年，100年以后的事我能管嗎?他說我現在這10億上哪兒找去?這就說明他的思想，盡管是在蘇州無錫，這是中國最開放的地方，但是他的思想仍然是有限的。從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來講，你這10億想辦法也要拿來，蘇通大橋就是在他們那個地區建的。所以最關鍵的還是一個人，要有一個開放思想。

走出去我覺得要分三步走，第一個是選擇國家的時候，我們選擇國家要因地制宜。剛才我們幾位講的這些項目，有前工業化國家，非洲的大部分國家很土，工業化都沒實現，就像我們解放以前的那種狀況。還有一種是正在實行工業化的國家，好比方像黎巴嫩、馬來西亞等國家正在實現工業化的時期。還有一些是后工業化時期的，后工業化時期的有哪些呢?就是歐洲國家，我們的絲綢之路是包括歐洲的，大多數寫的是到了羅馬，我覺得波蘭已經說了，我是絲綢之路的最西端，但是像瑞典的丹麥說，哪能說你是最西端呢?都到了斯德哥爾摩了，那個絲綢帶就說明了絲綢之路到了這兒。

因此有三類國家，我們要選擇合適的國家，用不同的政策、用不同的方式搞不同的項目，投資也不一樣。像你在坦贊鐵路干什么，你說我給你投一個阿里云的或者是亞馬遜云的項目，他現在不懂，也沒有人才，也沒有條件，而且也沒有錢。但是你說我這個項目要跟歐美合作，那就可以，哪怕是跟拉美合作也都可以。

所以“一帶一路”要選擇合適的對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搞不同的項目，只有這樣選擇了國家之后，要先易后難，別去想我一下子在這個國家搞1、20萬噸的煉油廠，那是不可能的。要先易，容易的國家、容易接受的項目，對我們也比較友好，這樣就好。后難，有一些項目非常好，這個國家態度不定，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談判，談判既要打通政府關系，也要打通地方關系，還要打通人民的關系，這里面的做法就不一樣。剛才大家提到馬來西亞的項目，當然是他的內政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個人在想，因為我在國外待了很長時間，如果這個項目在初期談判的時候，跟在野黨和執政黨都談一談，是不是可能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也可能這個項目一下子談不成，還要拖好幾年，但是總比你簽了項目，有一定投資了，換一個人上來就砍掉了，剛才說了20億沒了，總比這個要好。所以要選擇合適的對象，但是我說的開放的思想非常重要，也不是說我們每一位開放的企業最公認的成功的老板他在開始就是有開放的思想的。我不點名，就是中國最成功的老板。

當時在希臘，他控制著整個希臘，這家公司是希臘的唯一一家500強，他是最大的工業企業，他有10家廠子，其中有一家廠子，剩下9家我都看了，那一家我跟他說，我說我不去看。他說你也別看，你來看太麻煩，因為什么呢?你要看這個東西，我要跟我們的國防部打報告，跟我們的外交部打報告，還要跟美國的國防部打報告，因為“愛國者”-3導彈的主控部分是在這個廠子生產的，歐洲用的，他能給你看嗎?但是他的民用通訊包括設施希臘就是他的，土耳其一半，保加利亞是他的，馬其頓是他的，阿爾巴尼亞是他的，羅馬尼亞有一半。

我當時和他們有三四人跟當地的老總說，我說你回去，讓你們的老大趕緊來。老大不來，我就促進這家企業，他自己又是董事長，他帶著董事會和副總經理六個人，整個集團全體領導班子到中國來，到北京我們一個最大的國有企業大唐。瞧不起人家，自己私下也不開放，人家來了一個世界500強的整個董事會來，你怎么也要讓一個副總來看看吧，你的董事長不出來，讓一個二級公司國際貿易公司的還是一個副總，這個副總的特點是什么呢?他回去跟我說了，他說一不懂業務、二不懂外文，根本無法溝通。所以訪問完他回來，他說別的結果沒有，沒有結果，但是有一個結果，我永遠不和大唐合作。你說多可憐，我坐在那兒就聽著臉都有點不好意思，大唐這么大的企業。

但是另一家大企業同樣也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也是一個二級公司，也是一個二級公司的副總。但是這個副總一懂業務、精通業務，二外文特別好，把這個老頭談得非常高興，他說我跟他合作。大家要知道，中國現在的體育彩票系統就是他的，引進他的技術。所以我就不點名了，大概你們猜也能猜到是誰。到后來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現在去了100多人在那兒，非常成功。我說你要早一個7、8年去，現在不是就更好了嗎。這說明人是有一個認識過程的。

我們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今天在這兒沒有國資委的人吧?我參加過一個研討會，當時國資委的人，我就給他提了一個建議，我說你是國資委的，你看到一個現象沒有，中國在世界500強里面排出去的除了銀行，真正實體經濟企業都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有名的，我說為什么沒有一個真正的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包括任正非也不是國有企業的企業家，為什么?我說你一個企業家領導一個國際公司，你總不能只讓他干3、4年吧，為了反腐讓他干3、4年，他屁股還沒有坐熱就走了，他能制定一個長遠的規劃嗎?我就說，你們要研究一下這個體制問題。

但是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有能干的，我剛才和那位同志也談到了，中國的中遠魏家福。他成功到什么程度?國際的航運業只要開重要的會議都要請他去，而且要聽他的發言，他是有話語權的。中國船級社雖然不是大企業，但是他開放市場，李科浚老總在國際的船級社開會，他是國際船級社輪值主席當了兩任，制定海上航行標準的他都有話語權。所以我們要有這樣的大量的民營企業家、國有企業家，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走出去我覺得可能會取得結果。無論你是到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甚至是到貧窮國家，你就能夠做得比較好。

另外我給大家講一個笑話，大家都知道全球化和多極化的概念是什么時候開始討論得比較熱鬧嗎?90年代后期，90年代后期的三大變化：經濟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極化、合作的區域化，當時歐盟、東南亞、東盟區域化，然后中國就崛起。全球化、多極化不是美國的發明，但是全球化是整個西方國家開始積極主張的，因為他們主打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他認為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國家的發展，所以他們是積極的宣傳。出乎他們的預料，金磚國家也發展了，中國發展得更快，再加上現在上海合作組織起來也發展很快，所以美國現在總統說全球化對我不利，他現在提出反對全球化、逆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已經勢不可擋，誰也擋不住了，因為這些國家都發展了，你不能讓人家退回去，能夠退到西方國家經濟的發展、包括北歐，北歐福利社會的發展他們都是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到了高峰，但是開始走下坡路。為什么?70年代初有第一次石油危機，當時從7個美元/桶漲到十幾個美元，使得整個國家經濟危機，在荷蘭那兒是馬車拉著汽車走，當時都是這樣的。這些國家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他的能源基礎是建立在石油輸出國組織，就是中東的石油。大家可能不知道，當時中東的石油多少錢一桶呢?你們知道嗎?60年代2個美元/桶，2個美元你買不回來一桶自來水。

所以歐洲歐美國家都是在這個基礎上解決了他們的能源問題，他們的資源哪兒來呢?非洲的樹砍光了，東南亞的樹也砍了，還有一些其它的資源，比如說礦。當然美國和歐洲國家批我們現在也是搞民主化，我們跟他的性質不一樣，他也是在那兒開放，他同時制定了一整套的經濟政策和政治要求，你必須要搞民主。沙特現在還是國王專制，他也不推翻它，它就是為他的服務需要。所以在這個基礎上，他的發展和我們的發展就是不一樣的。

我跟大家伙分享兩個特別好的故事，在過去的兩個月里面，我有一次參加了一個研討會，美國的一家咨詢公司的老總來了，他把中國的所有老總和亞太地區的老總叫到一起吃一頓飯。我就跟他說，這個人是誰呢?奧巴馬政府財政部的副部長，那天晚上吃飯6、7個他們的人，還有包括美國的貿易代表，原來的貿易代表，現在還在北京。還有原來的大使館工作人員，我們幾個中國人就坐在那兒聽。平常的時候吃一頓飯大家伙閑聊，你什么時候來的、你們企業怎么樣等等。不，就聽他們6、7個人在那兒批特朗普，一直在那兒批。

上上個星期，我們中國的中小企業搞了一個世界中小企業會，我們發改委還支持的。誰去了呢?白宮的全球化事務主任，按道理說他上臺發言就批特朗普，我就覺得怪，再加上他的兩黨政治，我們不說。這說明什么問題呢?說明全球化這個東西不是一個人能反就能反掉的，但是也可能會出現反復。世界經濟我們現在習主席也講到了，其中有一條，我們既要看到世界多極化推進的大勢，又要重視大國關系深入調整的態勢。深入調整就是他要調整，你看他罵德國總理，又給他們施加、讓他們增加國防開支、限制征歐洲的車稅等等。還有一個是既要把握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大勢，在未來經濟全球化還要發展，又要重視世界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的動向。這種深刻演變會導致一些國家產生一些問題。

當然我下面的看法，也不一定大家都能接受。大家想一想，二戰結束之后，美國召集了聯合國十幾個國家的軍隊，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十幾個國家的軍隊，跟中國軍隊在朝鮮打了一場戰，結果被打敗了。二戰結束之后，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然后又出來一些東歐的社會國家。在這時候美國出現了什么，大家伙還記得嗎?就是麥卡錫主義，出現了麥卡錫主義。而且他是在1956年還是1964年才把黑白人的種族歧視去掉了，在那時候也是非常厲害的，他出現了這么一個反動，當時是反共、反社會主義。

連斯諾這樣的一個美國人寫過報道紅軍的，就是《紅星照耀中國》，都在美國生活不下去了，到了瑞士，最后死在了瑞士。你可以看出，當然性質不一樣，我不是說現在特朗普就是麥卡錫主義，但是說明當時世界形勢發生巨變之后，一些國家就會產生一些不同的反應。我們講到了要重視國際安全挑戰錯綜復雜的局面，現在都是有這種可能的。他從特朗普的講話里面感覺到美元地位受損失了、貿易地位受損失了、安全地位受損失了，所以他現在幾個方面都要改變。有人問說，中美會打戰嗎，或者朝鮮和美國會打戰嗎?我就問，我說你認為金三炮是瘋子嗎?外國人說不是瘋子，看樣子他能采取現在的政策還是有動腦筋的。我說特朗普是瘋子嗎?他說他也不是瘋子，我說我的答案有了，用不著我說，如果兩個人不是瘋子，那就是在玩邊緣政策。

但是我們要把握住，我們是搞信息的，我們是搞“一帶一路”，不能老宣傳“一帶一路”是中國的發展戰略，要為我們中國的戰略服務，你叫喚這個干什么?實際上內部考慮可以是這個，中國下一步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一帶一路”，你沒必要到處這么宣揚，你到其他國家去說我們干嘛為你的外交戰略服務，人家馬上就會提一個，我們是合作，干嘛我為你的戰略服務，他就產生一種質疑。你說我們這是一個倡議，合作、共贏、共享，這個他聽得挺高興。何況在這些國家里面，總有一些反對中國的人、親美的人，他利用一切機會來攻擊你，你干嘛還把可以避免的東西交給他讓他去反對呢?

所以說，我們“一帶一路”要低調，要大力發展、就要低調，不要叫喚得太多，要多做實事少嚷嚷，實際上是為我們中國的下一步經濟服務。我們的戰略大家伙心知肚明，一看在那個地方嚷嚷，有人在網上說中美必有一戰，就算打也沒有你這么嚷嚷的呀。哪有兩個國家打之前說我們兩打一戰，沒有這么說過，往往是我們兩好好和平共處。當時德國占領丹麥就是我們簽和平友好條約，沒過一個星期，三天就把丹麥炸了，往往都是這種情況。蘇聯和德國希特勒也簽了互補清算條約，沒過幾天二戰就發生了。所以我們沒必要這么嚷嚷，世界形勢的發展有很多不是你嚷嚷嚷嚷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最重要的是干好我們自己的事，我們自己把發展搞好，把我們的內部矛盾解決了。

當然也不是說今天說，明天中國問題都解決了，大家想一想，改革開放之前不是也一大堆問題嗎?改革開放就解決了一些問題，也沒有全解決。現在我們中國發展到世界的經濟體量是第二、貿易是第一了，也沒有整天在那兒說我是老大，那不是跟美國一樣了嗎，美國走到哪兒你得聽我的。所以我們的信息，我不是說要在技術層面發表評論，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傳達一個正確的信息、有助于“一帶一路”發展的信息，特別是要介紹這些國家。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有人到冰島去投資，大家都知道吧?有一個姓黃的老板到那兒去非要買一塊地，又要建什么。我當時就說，我搞了一輩子北歐，我說你知不知道美國原來在那兒有空軍基地，盡管他撤了，但是他的雷達系統還在。而且冰島仍然是美國的反導系統的重要一戰，他能讓一個企業到那兒又建旅館、又建樓、又干什么?他說你里面要弄一點無線電設備，等于上我的防線后面來了，我說他肯定搞不成，果然。你有錢，他們既沒有到經貿部，也沒有到外交部，我們搞了一輩子的，最起碼可以給你出一個主意，你有錢你買一個旅館去，你買一個現成的旅館改造改造，逐步的再擴大。你想去買幾百畝地，那不行，做不到這一條。

因此在格陵蘭自治政府的總理跟我說，我們近海有石油了，你建議你們國內中石油、中石化來到這兒勘察石油吧，我說好好好。但是我回來我連國內都沒有報，我根本沒跟中石油、中石化、中國政府報告，因為什么?他讓我們去勘探的地方往北3、400公里是圖勒軍事基地，圖勒是美國的軍事基地，是他針對蘇聯的反導系統的一個核心戰，他能讓你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建一個石油鉆井平臺在他的后頭嗎?不可能吧，你即便是去了，美國也要通過各種途徑把你給滅掉。所以我們要了解各個國家的情況，知道哪些允許、哪些不允許、哪些政策對我們有利。你到格陵蘭可以搞一個文化中心，你可以派一個京劇團去，這樣問題都不大，逐步的搞起來，我們也可以幫助他出口到中國來，這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的主張，“一帶一路”就是一個開放，對中國還有一個是要改革，不改革沒法進一步開放。同時我們要做好功課，了解好國外每個國家的情況、民情情況、當地的具體情況，然后選擇比較合適的項目。特別是要選擇合適的合作對象，這些思想我跟外企也是這么說的，丹麥企業有500多家，我說你到中國來，第一要選擇合適的項目，第二要選擇合適的伙伴，第三要找到合適的地方。這個地方我有的時候開玩笑，我說你還要看看這個市長和書記是最后一年了還是剛上任的，我主張你去找市長剛上任的地方去。最后一任他拍拍屁股要走了，你這個項目算了，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不行了。

我今天就講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