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轉型已經箭在弦上，國資委旗下諸多中央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被社會各界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年的“國進民退”，讓社會各界對央企的未來充滿了爭論、甚至是狐疑。央企真的可以履行現代企業制度下的社會責任么？或者說，轉型升級后的中國社會，央企到底應該履行怎樣的社會責任呢？
正是帶著這些困擾已久的問題，我有幸在2014年8月初，參加了國資委主辦的、對中國電信新疆業務的調研，走訪了很多一線的央企職工，以及其他基層的公務員?？梢哉f這次調研收獲很大，引發了我很多對現代化社會治理的系統性思考，匯總成本文，希望對央企未來的社會責任定位能有些貢獻。
首先要闡明的，是這次新疆調研的局限性。眾所周知，新疆的“暴恐”問題積累雖然由來已久，近期的頻繁發生卻也讓很多人始料不及。今年內，我已經兩次赴南疆調研，多少算是對這些問題有了點兒直觀的認識——要想徹底解決新疆的民族問題，把各民族關系引上“和諧發展”的良性循環軌道，絕不是簡簡單單依靠高壓政策能夠解決的，更需要長期“潤物細無聲”般的紓解。
今年入春以來，很多民營企業紛紛撤離南疆，當地實體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反過來加劇了很多貧困地區的社會矛盾。重振南疆經濟，是化解基層“非宗教”沖突的基礎。值此危機時刻，央企加大對南疆的投資，就如雪中送炭般珍貴。因此，站在當下的時間節點、站在新疆談央企的社會責任，雖然具有時效性，但也難免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可以說局限性。
就拿我們這次調研的第一站——新疆電化教育館為例，中國電信作為央企，在過去幾年里，已經完成了全疆6000多所農村中小學和幼兒園的互聯網連接、500多個“新疆遠程教育網”直播聽課點的連接和培訓工作，可以說做了大量的工作。要知道，新疆幅員遼闊，疆土面積占全國的六分之一，對于一個電信企業來講，服務如此廣闊領域的技術、設備支持，包括更為艱難的培訓工作，沒有一點兒“肯吃苦、甘付出”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隨著調研的深入，我們在城市醫療、農村警務、社區管理的更多領域，深入接觸到了更多一線的中國電信員工和新疆自治區的基層公務員（照片：深入七五事件核心地帶，訪問當地居委會和派出所，2014年8月1日），所能感受的是他們日復一日的勤勉工作，其背后支撐他們的是一種久違的真誠和奉獻精神。如果要讓我去找一個更合適的字眼兒來形容，也許借用魯迅先生筆下那種“中國脊梁”，可能更為貼切！
隨著網絡化時代的到來，如今很多輕浮之輩往往把“愛國”掛在嘴邊，動不動就拋出幾句豪言壯語，以博取泛濫的同情和支持；可每每到祖國需要出人、出錢、出力的關鍵時刻，這些“愛國”青年往往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雖然是現代民主社會初期的正常階段、嘩眾取寵的投機政客終將被歷史淘汰，但也是這個時代央企履行社會責任，不可不考慮的時代背景。
由此，我不禁聯想到奮戰在南疆一線的很多漢族干部，他們和北疆的央企職工、公務員一樣，拿著會被內地“愛國”青年“鄙視”的低工資，頂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默默地替祖國鎮守者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最西端，靠的不也是一股責任心么？這不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是我們的中國夢么？
可見，新時代央企的社會責任絕不是幾句空洞的口號，而是“潤物細無聲”般的細節把握，是一種“家國天下”的道德標準。隨著調研的深入，我們最后拜訪了經濟基礎可以說是新疆最好的石油城市——克拉瑪依。在克拉瑪依，我們走訪了哈薩克族為主要居民的新農村，走訪了多民族混居的現代化社區，看到了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后，更加成熟的城市治理樣本，也接觸了更多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對現代化國家治理下的中央企業社會責任有了更多的感觸。
在我看來，新時代的中央企業社會責任履行，離不開全社會公民意識的樹立。如果說，過去三十年我們通過改革開放，解決了十三億人的溫飽問題，經濟總量排名全球第二，國民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那么未來三十年中國所有追求的，將從經濟指標的全面靚麗，轉變為現代社會的全面發展。
老實講，社會觀念和全民文化素質的提高，要比經濟建設難多了！現在很多文化人老想“開歷史的倒車”，一看到諸如“摔倒老人不敢扶”等道德低下的社會現象，就忙不迭地搬出老祖宗那一套道德教化的儒家思想，仿佛一回到封建倫理，就萬事皆順了。
這當然是萬萬不行的！要知道，中國自古的道德教化核心是一種“皇權為大”的忠君思想，所謂“三綱五常”說到底也是為皇權服務的。在這一點上，中央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意識和服務理念轉變，就顯得尤為重要。封建社會的晚清末期，洋務運動也催生了不少類似今天的“央企”，其服務對象就是那個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和皇親國戚；其最終失敗的原因，也正是沒有把全社會公民意識和現代國家意識，作為企業發展的靈魂！
恕我直言，如果我們秉著這種現代化國家治理的基本原則，去審視今天很多央企的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和表述，恐怕都是不合格的。很多中央企業領導者，只是空泛地把諸如國家、道德等概念進行累加，并沒有把社會治理作為一種企業精神，貫徹到企業的決策流程中。歸根到底，這些央企領導還是把企業當做政府來經營，看重的是自己的烏紗帽，而非通過央企發展帶動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與一百年前的滿清不同，今天的國有企業不是某個人所有的，更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而是全體國民共同所有的。遙想封建社會的官辦企業，其對壟斷資源的掠奪是貪婪的，并沒有考慮到諸如工人健康、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思想根源是封建奴才們對皇帝主子的單向尊重，而對普通勞苦大眾的人性蔑視。因此，對普通公民、對社會大眾群體的人性尊重，追求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必須成為當代央企履行社會責任的首要出發點。
有了對人性的基本尊重，很多具體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央企的宣傳策略也將更加深入人心。計劃經濟時代，中央集權的宣傳工具更多的是呼喚一種集體意識，試圖統一廣大群眾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的信息涌入民眾的大腦，社會多樣性就如五彩斑斕的萬花筒，80后、90后的創新思維，讓我們的宣傳工具一時間失去了“威力”！
其實，國資委和中央企業的領導者，大可不必為這種沖擊感到憂慮。畢竟普羅大眾追求的都是幸福的生活，而信息交換的現代化便利，也讓新一代的國家公民，能更容易理解那些奮斗在一線的普通公務員和央企職工。央企領導者要做的，則是考慮如何把全民福祉與企業的各級負責人考核相掛鉤；如何把社會責任這個大題目，做到每一個經營細節中；如何通過現代化的宣傳手段，與社會各界進行廣泛的溝通，接受媒體和公眾的監督——國外管這個叫PR（Public Relationship，公共關系）管理。
這次中國電信的新疆調研，就是一個成功的PR案例。中國電信并沒有長篇大論地宣傳如何在新疆“即便賠錢也要如何如何”，而是把很多新疆的具體問題和那些在一線的問題解決者，擺在了媒體面前，也就是擺在了全國公眾面前，讓民眾換位思考，最終實現相互理解——巧妙地做了一次企業形象的樹立，這無疑是值得其他央企借鑒的。
當然，正如本文伊始指出的，新疆在現階段有其特殊性，但是也有其代表性。中國自古就存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是和我們“大一統”的國家治理模式傳統相一致的，進而形成了延續五千年的博弈和矛盾。從前些年的“西部大開發”，到本屆政府著力打造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西部經濟的現代化一直是國家的重要戰略，也是中央企業大有可為的主戰場！
我認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僅僅是“西部大開發”的延續，更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東防西擴”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其中央企的作用不可小覷。如果說，對人性的尊重和對全民福祉細節的把握，是中央企業“潤物細無聲”的社會責任出發點；那么，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中流砥柱”般的貢獻，必將成就中央企業“氣吞山河”的民族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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