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軟件工程師們的努力下，遠程辦公終于不再是空中樓閣，而是有了大規模投入應用的可能。未來，也許絕大多數人都會在家中辦公。Yonatan Zunger 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在文中，作者認為遠程辦公意義深遠，將會塑造未來的整個經濟。
關于經濟的新聞分析中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告訴你一些新的發展對富人而言十分美妙，而對于其他人來說則非常可怕，并且有可能導致文明的衰落。但是對我來說，雖然有些難以啟齒，但我覺得未來可能會有一些真正的好消息——這與遠程辦公的變化有關。
故事開始于上圖，它來自Christopher Groskopf最近的一篇關于遠程辦公的軟件工程師的崛起的文章。他的文章收集了各種數據和圖表，數據顯示，在家中工作正變得越來越受歡迎，這是軟件工程師在工作中最希望的優先事項之一，特別是自2012年以來這一趨勢日益明顯。
但這并不是硅谷最新的技能，而是因為某個因素才導致了以上趨勢：工具有了長足的進步。多年來，遠程辦公對雇員而言意味著被排除在走廊對話之外、只能通過電話會議參加會議，并且與其余工作組只有有限的連接。視頻會議（如果有的話）經常斷線，非常不可靠，讓使用者無法可靠地成為會議的完全參與者。遠程辦公是可能的 ，但它并不能保證給使用者的職業生涯帶來成功。我記得自己曾經在2007年領導一只分散在山景城、克拉科夫（波蘭南部的一座城市）和特拉維夫（以色列的一座港城）的團隊，遠程辦公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在“總部”的隊伍受盡了折磨。
從2012年開始，許多技術發生了變革。谷歌環聊開始提供高質量、高可靠性的視頻會議，所有視頻通話軟件都跟進開始提供這種服務。（今天，幾乎每次我參加的會議都至少有一人通過視頻通話參與，通常都是幾個人這么做）云辦公產品成了大家偏好的在文檔上分享意見、進行群組編輯的方式，即使每個人都在同一棟樓也是如此。Slack這樣的工具成為工作組彼此交談的主要方式。發生的變革就是這么簡單：遠程辦公工具終于變得足夠好，使用它們終于不再是職業“自殺”行為了。
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經廣泛地見證了這一點。一年以前，我在高山上嘗試過遠程辦公一個月。我可以親自參加會議；只要加入視頻通話組就可以了。我可以像在辦公室一樣流暢地與人溝通。盡管我的工作多年來一直沒有把重點放在程序員的個人貢獻方面——我基本上是全職工程主管，我花時間參加技術會議、撰寫文件、仔細安排內部政治以確保項目成功——我可以通過遠程辦公有效地完成上述所有任務。
在接下來的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亞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倫敦和蘇黎世分別開辦了項目；我們不得不改變我們的時間表，以確保每個時區的人都能參加會議，我在飛機上花了一點時間，但我們遇到的問題很少與距離有關。我的團隊中的一個人甚至能管理一個居住在悉尼的個人貢獻者，這個人的身邊沒有其他團隊成員，而且還表現得很好。所有這些在幾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
因此，我現在相信我們正處于遠程辦公不僅僅是一個可行的第二選擇，而且是潛在的例行事務的時間節點。它首先影響軟件工程師，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我們自己構建了這種工具，然后又自己測試它的成果；現在已經達到了對廣大公眾有用的地步。
對未來的預測
考慮到這一點，我一直在思考它對經濟的具體影響。本文的其余部分是我的預測；你應該把它當作對未來的“時事短評”來認真對待，帶著懷疑的態度來看待。
這似乎分成三個階段： 采納階段，在未來10 - 15年，遠程辦公開始滲透到更多的行業中；經濟變化階段 ，也許2025和2035之間。在這個階段地方經濟接收到不同的壓力；和長期階段 ，這些變化開始影響到文化和社會。請注意，這些變化并不是即時的，它們將與世代交替相輔相成；也會有重要的影響。（如果現代社會真能生存這么久的話。聽天由命吧。）
采納階段：現在——2030年
遠程辦公的工具鏈尚未完成（特別是缺少可靠的分布式白板），但到2017年，遠程辦公已經能適用于一系列工作。但是，企業不會一夜之間改變行為。即使它們可以接受遠程辦公，一旦公司決定這樣做，轉變也往往需要五年左右。它也需要改變所有工作細節。
此外，不是所有公司或行業都將同時開始。毫不奇怪，遠程辦公已經從兩個方面開始：在最高端（例如軟件工程），遠程辦公是吸引頂尖人才的因素，而在極低端（例如電話營銷），遠程辦公讓雇主免去支付有形工作場所的費用。
（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新技術在一開始都將被用于壓榨工人和窮人，但是這個故事更有可能有一個好結局，見下文）
特別注重“人與人直接接觸”的產業可能會更慢地采用遠程辦公。說實話，這些都并不是真正特別需要接觸到真人的行業，比如幼兒保育；在這些領域，老年人對文化的控制更強，他們希望維持事情一成不變。這將很可能在后期階段持續下去，直到不再關心既定規范的新一代開始掌控企業。現在的企業老板看到這一切一定會大發雷霆。但最終，所有可以采用遠程辦公的企業都更可能采取遠程辦公，因為它給工人更多的靈活性并削減了雇主的成本。
經濟變化：2025——2040年
有趣的是，這創造了一個新的分離行業的經濟軸線，就像20世紀初的“藍領”和“白領”：位置依賴（LD）型和位置無關（LI）型工作。位置依賴型工作通常涉及經營特定的實體工廠（工廠制造、農業、運行數據中心、零售店工作）或與人（兒童保健、醫藥）進行物理接觸。這些位置相關的工作將由于行業采用，以及由于行業變化可能導致零件的位置依賴性降低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正如零售業發生過的變化一樣。
有趣的是，這意味著地方經濟的一些重大和潛在積極的變化。
到了2035年，X世代正在退休，千禧一代和Z世代成為辦公室的高管，而Z后代——今天的小孩，我們姑且在文中把他們命名為A世代——正在大量進入勞動力隊伍。位置依賴型工作正隨著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緩慢接受遠程辦公逐漸轉變為與位置無關的工作；余下的位置依賴型工作要么與實體工作場所有關，要么與人有關。
然而，基于工作場所的位置依賴型工作的數量可能要小得多。這些正是過去幾十年來最有效自動化的工作；一個現代化的工廠或造船廠需要少數高技能工人，而不是大量的低技術工人。到2035年，大多數其他工廠管理工作，從倉庫管理到農業都將是如此。所以即使這些“因為工作場所產生的位置依賴”的工作將被局部化，也不會成為大多數地方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們不會雇傭很多人。
（順便說一下，多年來從美國搬到中國的工作也已經開始離開中國，其中許多沒有搬到馬來西亞或東南亞其他地方，而是直接消失了，變成由機器代勞、離岸外包僅僅是自動化的前身。）
這意味著可能引發當地基礎設施（社會的和物質的）崩潰，并最終使得地方更不適合公司著陸。位置無關主導的經濟可能會有較少的地理學意義上的局部災難。
與位置無關型工作對比。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作變成位置無關型工作，這些類型的工作將在所有的技能等級成為工作主體。這些工作與位置依賴型工作相比，存在一個有趣的經濟差異：在絕大多數地方，任何單一的雇主將不可能成為占優勢的本地雇主。位置無關型公司不會在一個地方大量招工，而是會在很多地方進行少量招工。
現在考慮第三類，涉及到人的位置依賴型工作。這些工作永遠都是位置依賴工作；你不能用視頻會議換尿布或管理靜脈滴注。他們的經濟因素取決于當地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反過來又決定了當地的人口密度和地方整體的經濟健康。但是，如果位置無關型工作崛起意味著地方經濟健康變數降低，那就同時意味著這些“位置無關”型工作大多在經濟上與人口密度有關，因為人口密度控制著供求關系，所以他們在經濟上更為穩定。
對于一些工作，很難說出它們會登上哪個類別，但三分法似乎還是有效的。例如，零售業在1990年是徹底的位置依賴型工作，但是大多著重于庫存的行業（如書籍），已經轉向了位置無關型。甚至服裝行業 ，曾經完全基于客戶上門試衣，隨著航運物流的改善，也逐漸適用于網上購買。雜貨很可能是最后一個改變的，因為它們體積龐大，而且經常需要制冷。但由于這類零售的需求完全是本土化的（原因相同！），雜貨店的工作與當地人口有關，與其說是依賴工作場所，倒不如說它是依賴于人員所在的位置。一般來說，由于消費者必須是本地消費者，所以仍然存在的任何位置依賴型工作和依賴人員的位置的工作沒有區別——甚至自給農業也是如此。
有些工作甚至可能分裂。考慮一下小學和中學教育：今天的教學實際上是兩個工作，教育和兒童保育的融合。前者是潛在的位置無關型工作；后者是堅定的位置依賴型工作。但是，家庭教育合作社已經開辟了把將這些工作分為兩類的先河。我們很可能會看到這種分類將使得教育成為更大的、受到公眾歡迎行業，而且教師根據技能分為兩組。這當然是一個非常緩慢的變化，因為它對這個職業的影響是如此深刻；教師基本上仍然從事位置依賴型工作，直到如下情況發生。（在這個時間點，我們可能會看到兩個不同“等級”的教師，他們在社會地位和薪酬等等方面有著很大不同。）
總結經濟轉型：大約在1930年至1990年間，工業化世界里以基于工作場所的位置依賴型工作為主。離岸外包使這些工作中的許多工作與雇主所在位置無關（雇主可以在任何地方生產任何物品并將其運送販賣），但對員工而言仍然需要到固定的工作場所進行工作。這只是向自動化轉變的過渡期，然而，低端位置依賴工廠的工作已經由機器取代，位置依賴工作場所的工作正在越來越多地變成由少數人負責的專業工作。這導致依賴人員位置的工作，比如服務業，成為主要的雇主。但是隨著倉庫、在線交易和遠程辦公的興起，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大部分就業機會是位置無關型工作的世界，而第二大就業機會由依賴人員位置的工作——他們必須在他們的客戶身邊，所以對位置有依賴性——提供。而要求雇員必須在專業設備旁邊操作的基于工作場所的位置依賴型工作正在變得越來越專業化，只占據總就業情況的一小部分。
這一時期，不同的參與者會看到不同的效果。城市和小鎮不再具有“公司鎮”的效果，無論效果是好還是壞；吸引單一雇主的想法將變得不那么誘人。這也將降低公司相對于地區的議價能力，這也可能會對“稅收鼓勵”行業產生影響，但也降低了地方企業制造突擊式巨大改變的能力。從根本上說，這種轉變使經濟出現大幅上升和下滑的可能性降低了，使得經濟發展處于更為緩和、穩定的中間階段。
工人的定位也不同。當工人遍布世界各地時，傳統的組織工人技巧將不會奏效，必須依賴新的技巧（松弛的工會渠道？）。成功的位置無關型工作可能需要一些不同的技能組合——例如，圍繞組織和溝通。這些不需要高度專業化，但是沒有他們肯定會在文化上吃虧。世代轉變一定會發揮作用。
更廣泛地說，這將與現有的社會分層以復雜的方式相互作用。例如，想要在家工作，你需要一個安靜的家。無家可歸或家里有大量兒童的的人可能被排除在位置無關型經濟之外。同樣，遠程辦公將需要一些基本的設備，公司（特別是處于經濟下端的）很可能要么要求員工自費購買，要么就高價出租給他們，制造出一種“公司商店”的印象。這可能成為企業壓迫員工的顯著方式。
我們現在做的一些事情可以顯著影響到這一點。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對進行遠程辦公的硬件提供相對開放標準，使其能夠在任何符合標準的電腦或智能手機上工作，人們就很可能在無需租賃昂貴、專業的設備的同時，有更多的機會在“工作中心”通過按時計費使用這些設備。這些中心實際上給了所有人而不僅僅是低收入的人群一個優勢：他們是現代聯合工作空間的擴展，并且對于那些愿意使用遠程辦公、但不一定在家里工作的人來說相當有用。
可以確定的是，無論發生什么事情，他們都會沿著現有的文化和經濟路線分離；強者將試圖用它來剝削弱者。但是，創造地方經濟穩定的可能性，以及使得世界各地眾多社區（從美國中西部地區崩潰的公司城鎮到敘利亞東部的干旱地區）遭到破壞的可能性創造出了彼此相反的兩個方面的選項。
長期：2035年及以后
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了文化。1930年至1955年之間的一些轉變深刻塑造了美國現代文化：核心家庭在大蕭條期間的大規模移民以尋求（位置依賴型）工作，戰后時期工廠勞動力大幅上漲，以及“公司義務福利制”，那時的公共福利，比如醫療保健和退休是通過雇主達成的。這也促進了二十世紀特殊的種族和性別平等：那些能夠獲得社會福利的工廠工作僅限于白人，期望白人婦女作為救濟的對象。（把非白社區的利益從交易中排除掉是很多當時通過的基本法律的關鍵，特別是在羅斯福新政時期。）
婦女加入勞動力大軍后，工廠勞動可以讓人成為中產階級的奇怪時期就結束了（想一想：在歷史上，除了大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五年以外，這種事情可能發生嗎？“工人階級”這個詞出現是有原因的 ），大規模工業勞動的崩潰、全球貿易的崛起使得在雇主的層面上看，勞動與位置無關了。但對員工而言不是如此，而這撼動了所有的基本原則。
后遠程辦公的世界會發生什么？
文化變革的動力是我們的經濟（不僅在美國，而是全世界各地）大致分為了三個子集：位置無關型工作，在所有社會經濟層面占了一大部分；基于工作場所的位置依賴型工作，越來越多地占據中高端的小范圍專業化工作；涉及人的位置依賴型工作，即員工必須在客戶身邊完成小范圍重要工作，可能會被定位于經濟范圍的低端。
與今天的基于工作場所的位置依賴型工作為主的世界不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理由會使人到一個特別的地方去工作。這不僅僅扭轉了20世紀30年代移民潮的主要動力，還可能對跨國移民（至少是那些出于經濟原因的人）產生顯著影響。如果人們在擺脫貧困的同時能夠在家鄉獲得充足的糧食、住房和安全，那么投放相對較少的基礎設施就可以有效地將他們與全球經濟聯系起來。
一個可能的影響是A世代（現在剛出生的一代人，在經濟轉型階段后期集體進入勞動力市場）將很少關心為工作搬家的事情，更多關心其他搬家的原因。在發達國家，這可能逆轉核心家庭的發展趨勢，人們或許會認為留在大家庭中突然變得更有意義。同時它也可能導致城市的集中化。
這可能會產生難以預測的深遠影響。城市在基礎設施方面有一些優勢，能夠讓人們與各階層人群互動；但這一優勢可能會被工作在線交流所取代。或者，也許并不會導致部落主義增加，因為人們只在他們熟悉的人身邊生活。另一方面，郊區、遠郊和鄉村在生活質量方面具有優勢；在沒有缺乏（位置依賴）工作影響的情況下會變得更有吸引力。
對我來說最有趣的是對等級、種族、性別等方面的影響，但我不知道該如何預測這一點。位置無關型工作會具有強烈的種族或階級障礙嗎？就像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基于工作場所的位置依賴型工作一樣？不斷變化的需求和世代會給我們帶來完全不同的社會分裂嗎？這些都很難說。
但是這一次，我很高興能夠講述一個關于未來的經濟的故事，而這個故事中包含了一個真正的好消息。
翻譯來自：蟲洞翻翻 譯者ID：锎-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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