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坐班，不出家門，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就能把一天的工作做完。

近年來，允許在家工作的“遠程辦公”作為一種新型辦公模式，正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走俏，而隨著“互聯網+”概念不斷融入現代社會，“遠程辦公”在國內試水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事實上，當你回到家還在檢查工作郵件，回復工作群里的對話，你已經在“遠程辦公”了。

近日，記者采訪發現，“遠程辦公”在節省通勤時間、增加工作便利指數的同時，也在遠程監管和溝通效率等方面面臨現實困難。

“遠程辦公”初見端倪

在上海一家醫療器械類互聯網公司工作的程序員張鑫過完清明小長假后，并沒有像其他同事一樣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而是繼續留在四川成都度假。他告訴記者，公司并不要求每天坐班，只要求把上級布置的任務完成，“待在旅館一樣寫代碼，不會耽誤正常工作”。

像張鑫這樣“遠程辦公”的工作方式，近年來在我國一些大城市已經初見端倪，并有逐步向中小城市擴散的趨勢。

張鑫告訴記者，在他供職的這家公司，很多技術人員都能夠像他一樣選擇“遠程辦公”方式。不過，記者采訪的多名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并沒有張鑫這么“幸運”，“朝九晚五”的坐班制依然是公司的硬性規定。

其實，在一些發達國家，“遠程辦公”已經比較普遍。

過去兩年里，對公司的1400名員工試用了“遠程辦公”制度后，日本富士通公司打算開始正式引進這種辦公方式。據悉，引進這種制度的目的在于節省通勤時間，從而減輕員工負擔。數據顯示，日本在去年上半年的員工“遠程辦公”比例已經達到48%，而美國在前年就已經達到這一比例，這其中，5300多萬名自由職業者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值高達7150億美元。

優勢劣勢均很明顯

全國政協委員許欽松已經連續兩年提交了關于推廣“遠程辦公”的提案，他認為“遠程辦公”可以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問題，有利于環保節能、節約通勤和辦公成本。他建議可以在個別地區先進行試點，然后進行經驗推廣。

“遠程辦公”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國際勞工組織近期發表的題為《隨時隨地工作：對工作世界的影響》的報告，綜合了對15個國家開展研究的調查成果，該報告顯示，信息通信技術對現實工作確實帶來了積極影響：對于員工而言，工作時間自主性提高、工作時間靈活性提高、通勤時間減少、促進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對于企業而言，能夠聚集更多高質量的員工提高企業生產力，同時也提高了員工的滿意度。

不過，該報告也指出，當前“遠程辦公”也存在明顯劣勢。比如，存在工作時間拖長的傾向和工作效率下降的情況。

張鑫表示，從實際體驗來看，“遠程辦公”確實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最大的問題在于和同事的溝通。”他告訴記者，日常很多工作需要與同事協作，與“面對面辦公”不同，現有的“遠程辦公”條件還很有限，通過郵件、短信、語音等形式，有時會造成“詞不達意”，反而影響了溝通效率。“有一次，就是由于在前期溝通過程中沒有核對清楚，造成已經編好的程序全部推倒重做。”

遠程監管引擔憂

此前，面對“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對職場女性產生的負面影響，曾有學者提出，鼓勵用人單位創造家庭友好型就業環境。這其中就包括鼓勵有條件的用人單位為有家庭責任的男女職工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創造“遠程辦公”的條件，緩解工作家庭沖突。

不過，記者聯系到一位在北京某金融企業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管理者，他表示，當前讓公司接受“遠程辦公”模式存在一定困難。“最大難點是遠程管理的問題，很難確定員工在家中的工作效率能像在單位中那么高。”同時，溝通效率、管理成本等也是公司所擔憂的。同時，遠程員工與辦公室員工如何進行團隊合作也需要磨合。

事實上 ，除了管理者出于管理角度的擔憂，“遠程辦公”還可能造成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等一系列困擾。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報告顯示，與在同一個固定地點上班的員工相比，在家辦公或在兩個以上地點辦公的員工承受了更多壓力，失眠比例高達42%。

“‘遠程辦公’要求員工具有一定的自制力和自我規劃能力。”張鑫之前從事的工作采用的是坐班制，他坦言，上述能力是員工適應“遠程辦公”的基礎，否則“遠程辦公”可能會讓員工換上“拖延癥”和“焦慮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