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日，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主辦的首屆UIBE大數據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在京舉辦，來自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外交學院、對外經貿大學等高校和智庫機構的30余名專家學者深入研討大數據的發展及其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大數據已成為一種新的戰略資源、一種新的工業血液和一種新的科技進步驅動力量。”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王強教授在致辭中解釋說，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由工業社會向智能社會邁進的轉折點，人工智能技術已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伴隨著數據體量的爆炸性增長和數據價值的釋放，大數據正展現出巨大的經濟、社會價值。國家信息中心辦公室副主任呂欣研究員強調，從世界范圍來看，大數據已成為促進經濟發展、推進社會治理和提升政府監管水平的重要手段，不少國家已把大數據作為戰略性資源來部署，爭相出臺大數據國家戰略。我國自頒布和實施《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以來，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業已取得許多成就和積極進展。對于大數據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呂欣用“四新”和“四大”作了形象描述——“四新”表現是新資源、新動能、新思維、新手段;“四大”就是可以促進大創新、釋放大紅利、帶動大產業、實現大轉型。
在開幕發言中，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戴長征教授指出，在大數據時代，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研究面臨三大變革：首先，政治結構和政治程序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變化;其次，政治運行方式和政治運行機制已非傳統政治理論所能框定;再次，政治因果邏輯關系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策略也發生深刻變化。我們要正確認識今天的信息技術革命，正確認識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進步給社會各個層面所帶來的沖擊和變化，把數據科學更好的融入到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研究中來。與會嘉賓一致認為，此次論壇主要著眼于“數據如何變革政治”這一話題展開，所討論議題不僅有前瞻性和跨學科交叉性，更具政策反思與理論重構之意義。一方面有助于推進大數據時代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科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進大數據技術在國家治理、國家安全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的深化應用。
論壇第一場主要圍繞“數據時代的社會變革、權力重構與政治學研究”而展開，外交學院《外交評論》雜志執行主編陳志瑞教授指出，大數據沒有好的大數據和壞的大數據之分，但人是復雜的，人的介入使數據變得復雜起來，大數據研究不光要討論相關技術相關前沿，也要討論道德和倫理。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陸剛教授指出，隨著個人數據的積累和新的數據挖掘工具的發明，公民隱私面臨重大風險。他建議，要加強立法、設立專門機構保障國家和公民的數據安全。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助理研究員趙娟指出，互聯網技術重塑著國家治理方式，網絡問政是回應性政府制度的創新，通過網絡數據的采集，政府可以精準定位公民意愿和訴求，實時診斷、及時化解矛盾和避免風險升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李鋒講師基于全國網絡問政平臺的大數據分析發現，公民對于不同層級的政府、黨政部門的職責分布有著自己的認識，其中向省級政府訴求和向地市級訴求之間的相關度較大，面向地市級政府的訴求更容易得到回復。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趙晨指出，網絡安全治理正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當前傳統的安全困境不斷地向網絡空間蔓延，國家網絡安全治理要有創新意識，包括思維的創新、路徑的創新、和政策的創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海濱副教授指出，國家要通過立法手段構建數據安全體系，保障數據的流通性和開放性。山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李齊副教授指出，大數據時代，隨著原有政治基礎被侵蝕，國家需要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數據安全治理體系，保持政府的公共性，維護個人權利不被侵害，防止權力濫用和壟斷。
論壇第二場主要討論了“智慧外交與數據驅動的國際關系理論構建”。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中國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存剛教授指出，外交已經實實在在地受到大數據地影響，因此外交研究必須高度關注大數據，并且努力給出理論上的闡釋。他解釋說，大數據在外交的日益廣泛使用，在豐富外交內涵外延的同時，也在不斷地侵蝕外交的國家屬性。大數據在外交領域的廣泛應用有可能打破外交體制封閉新，使得外交垂直性逐漸過渡到扁平。王存剛強調，大數據在外交層面的應用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國家間的外交質量、擴展外交領域、變革外交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隨著外交新媒體的出現將可能進一步侵蝕外交的國家屬性，強化國際關系的不平等性。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的漆海霞副教授在對大數據進行界定的基礎上指出，目前大數據在國際關系中的應用比較少，未來大數據在國際關系中如何應用、以及大數據應用到哪些領域有待觀察。在她看來，國際關系的宏觀理論受大數據的影響很小，而中觀理論和微觀理論受大數據影響可能會逐步加大。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孫學峰教授強調，大數據在兩方面會促進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第一，海量的數據會方便學者檢驗既有假定;第二，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應用本身會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熊李力教授指出，大數據會對國家理性造成一定沖擊，學者們需探討大數據是否會彌補國家理性不足、糾正國家不理性行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劉豐教授認為，大數據并沒有提供新的社會事實，同時缺乏比較可信的因果機制，另外數據同質性也存在問題，因此目前大數據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應用存在局限性。
論壇第三場主要以案例展示為主，議題設定為“跨學科交叉研究：新視角、新模型與新方法”。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封帥首先發言，他認為人工智能能夠為國家制定相關戰略提供更加系統的戰略評估，國際關系研究走向算法與數據新時代，前景是可能的。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陳雪飛副教授選取了美國和俄羅斯駐華使館在中國的微博競爭狀態進行研究，她發現通過微博數據可視化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美俄公共外交的對抗性。中央財經大學國防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池志培以GDELT數據庫為例，簡要介紹了通過事件整理來衡量雙邊關系的可行性。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董祚壯講師以社會網絡分析軟件的應用講解為例指出，通過分析網絡的特征和適用性，可以了解到聯盟的結構、相互之間的聯系以及對于沖突發生有何影響。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徐靜副教授通過Google、twitter搜索數據分析了上海全球城市國際形象傳播的效果，發現上海形象傳播的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應該轉變建設上海全球城市國際形象的理念和思維方式。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董青嶺教授指出，數據分析是對現實生活高度的抽象和模擬，他構造了一個數據沖突模型，通過文本情緒和文本頻次的分析預測了英國恐怖襲擊概率。
論壇第四場主要討論了“政治科學研究中的技術應用與數據倫理”問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徐龍第指出，無人機、殺人機器人或者致命性武器系統提供了新的戰爭手段，但是這些武器難以區分軍用目標和民用目標，應立法加以限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宋偉教授指出，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有助于推動國際關系的三大研究：解釋性研究、規范研究和預測性研究，但在運用大數據的研究方法時要注意三個平衡：其一，戰略和策略的平衡;其二，解釋和預測的平衡;其三，了解和引導的平衡。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海洋指出，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目前需要把超級數據平臺如BAT、Facebook等納入到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科視野，超級數據平臺雖然有傳統的權力籌碼，例如資本、知識霸權等等，但是它傾向于用新的權力的方式，改變人們的行為和認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檀有志教授指出，當前大國外交智能化有ABCD四大趨勢，分別為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和大數據。數據應用本身應有一個邊界，外交智能化過程應對數據應用本身保持警惕。
最后，在總結環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戴長征教授表示，大數據不僅正在改變著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同時也在改變著政治結構和政治運行的本體存在。此次論壇話題多元、內容豐富，期待在大家的共同推動下，大數據能夠與政治學和國際關系走向深度結合，為學科建設提供新的知識基礎和開辟新的知識增長點、為外交決策和戰略制定提供新的思想啟迪和問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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