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部分人還沒弄清楚大數據是什么，一部分數據商人已在琢磨如何利用它盈利，還有一部分企業正在大膽嘗試和快速野蠻生長，并嘗試制定和引導正在擬定的行業規則。
“未來的石油”、“萬億產值”，和大數據捆綁出現的高頻詞，也難以描繪這個行業有多火爆。
2014年以來，資本市場對大數據產業展開了狂熱的追逐，中央高層亦多次在重要場合提及鼓勵發展大數據產業，地方政府更是積極布局大數據園區和交易所。
大數據產業一次次被推到風口，這個被充分曝光的行業，或許自己也有些眩暈。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發現，當大部分人還沒弄清楚大數據是什么，一部分數據商人已在琢磨如何利用它盈利，還有一部分企業正在大膽嘗試和快速野蠻生長，并嘗試制定和引導正在擬定的行業規則。
從事大數據行業的企業，包括學界和地方政府，都在憧憬著人類從IT進入DT（Data Technology）時代的未來。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通過采訪北京和部分二線城市的大數據商人，剖析正在快速生長的新興企業。參與國內首個大數據“十三五”規劃的企業及專家，為我們解讀大數據的風口預期、規則瓶頸以及地方政府的大數據產業沖動。
大數據商人的預期：政務數據——地方政府下一個“土地資源”
2014年夏天，中部二線城市一位局長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堆“大數據是什么”的資料。“這是給高層的學習資料。”該局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別人都在做大數據，我們領導不能不懂。”
2015年，地方大數據產業園區、大數據產業基金、大數據交易所如雨后春筍涌出。
“把大數據產業發展比做十公里的長跑，當前產業還在1.5公里的地方，未來完全有可能成為萬億級市場。”8月11日，數據堂創始人齊紅威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數據堂新搬入的中關村辦公室里，幾個小會議室坐滿了面試者和合作洽談人。
齊紅威剛接待完一位來談合作的互聯網金融創業者，對方希望他們以“數據資產”入股。他表示，如果說2014年是大數據元年，那么2015年將是大數據產業落地的元年，特別是政務大數據領域。
迎著風口，他的企業在2014年獲得1300萬元的Pre-A輪融資；12月在新三板掛牌，成為新三板第一家大數據企業；2015年5月完成了由達晨創投領投的A輪融資，當下第三輪融資已基本敲定。
中關村的另一家大數據企業——九次方大數據公司，也在這兩年發展迅速。其創始人王叁壽還有另一個身份，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執行總裁。2015年，在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成立后的4個月時間，王叁壽已先后接待了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以及一些部委官員，還有數十個省市領導的帶隊考察。
和齊紅威、王叁壽一樣，大數據商人們近期行程滿滿，除了接待各級別官員的考察，發表演講，還有對接各種合作洽談和招人。最近，王叁壽和數據堂的另一位高層，作為企業代表參加了工信部組織召開的大數據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編制第一次工作會議。
王叁壽一直認為，一旦數據價值被完全釋放出來，將會形成巨大的產值。“特別是政務數據，完全可以成為地方政府繼土地資源之后的第二大資源。”他說。
他們的信心并非憑空而來。2015年初，國務院下發《關于促進云計算創新發展培育信息產業新業態的意見》，提出要加強大數據開發和利用，充分發揮云計算、大數據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服務支撐作用，加強推廣應用，挖掘市場潛力，服務城市經濟社會發展。
重點在公共安全、電子商務等領域，開展基于云計算的大數據應用示范，支持政府機構和企業創新大數據服務模式。
7月1日，國務院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明確了運用大數據提高市場主體服務水平；運用大數據加強和改進市場監管等五個方面的工作重點，并發布了加快建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等26項具體任務。
7月31日，工信部信息化和軟件服務業司組織召開了大數據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編制第一次工作會議。會議提出，要在工業大數據、大數據資源開放共享、大數據交易、大數據安全、大數據標準、大數據行業應用等領域開展專題研究。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要以創新應用為驅動，圍繞大數據產業培育這一核心，抓好大數據產業關鍵能力培養、大數據創新應用培育、大數據開放共享環境建設等方面工作，做好與國家各項規劃部署的銜接和支撐。
在這期間，各地也紛紛出臺當地發展大數據產業的相關規劃。其中，貴陽市于2014年5月印發《貴陽大數據產業行動計劃》，提出到2016年底，貴陽大數據相關產業規模要達到540億元，并已于2015年4月正式掛牌運營貴陽大數據交易所。
大數據平臺跑馬圈地：迅速擴張以引領行業標準
7月上旬，在武漢的一個大數據企業總裁沙龍上，參會企業負責人每人拿到一張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如何定義大數據企業標準，以及發展大數據產業的建議。
參與的企業包括電子信息服務企業、傳統企業的信息服務公司，還包括智能馬桶蓋、無人機制造企業等等，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現場采訪多家企業，大多數企業負責人表示，目前對大數據企業的定義比較模糊。
關于大數據的定義，業界尚未有統一說法。按照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研究院的定義，目前大數據產業生態中，主要包括大數據解決方案提供商、大數據處理服務提供商和數據資源提供商，分別向大數據的應用者提供大數據服務、解決方案和數據資源。
“大數據領域，各個環節的企業互相依存，而不是傳統產業的單向依存。所以叫生態鏈，而不是產業鏈。”齊紅威表示。在大數據行業內，市場主體的供求關系比較復雜，數據的供給方往往也是需求方，難以形成具有簡單上下游關系的簡單產業鏈條。
同時他特別提到，行業規則的缺失，是當下大數據產業發展的最主要瓶頸之一。大數據企業對規則和標準的渴望可見一斑。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發現，不少先行的企業，已經在嘗試制定包括數據權屬、估價標準在內的行業標準。不止一位企業人士表達了“希望迅速擴張發展，并引導或引領數據交易行業標準”的野心。
由北京數海科技有限公司牽頭，于2014年2月20日發起建立的中關村數海大數據交易平臺，是國內首個面向大數據交易的產業組織。在該平臺官網的法律法規頁面下，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只發現了該平臺從去年6月起開始實施的《中關村數海大數據交易平臺規則》，“本規則是由中關村大數據交易產業聯盟指導，聯合工信部電信研究院等科研機構，共同制定的關于平臺相關交易活動的指導性文件。”
在貴陽，大數據從業者們也在做著相似的工作。2015年5月26日，貴陽交易所在貴陽舉行的數博會上發布了《貴陽大數據交易所702公約》。公約總則里寫道，“……該公約由貴陽大數據交易所聚合了相關大數據企業、行業協會、投資機構、科研院所、政府部門等共同制定，希望通過該公約推動制定與推行大數據交易標準、交易安全、監管監察等規則，從而推進大數據交易的發展……”
王叁壽表示，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是全國首個大數據交易所，未來中國應該只有一個統一的交易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他再次向記者強調了他的觀點，貴陽已搶占先機。
企業方面，除了數據堂、數海、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還有億贊普科技集團公司也正在構筑“世界級互聯網大數據平臺”。
國內已有多地政府正在籌備大數據交易平臺，今年7月武漢集中揭牌了長江大數據交易所（籌）和東湖大數據交易中心；江蘇方面稱，江蘇省大數據交易中心也即將獲批；重慶正在打造重慶大數據跨境電子商務平臺。
與企業不同，研究界對大數據產業規則的制定則抱有更謹慎的態度。一位參與大數據產業“十三五”規劃制定的專家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大數據交易平臺作為大數據交易的第三方，在交易過程中應該起到制定規則和標準的作用，具體職責主要是撮合交易和數據審查，對于數據內容本身不應該有更多的干預和參與。
他還表示，也不能完全反對將大數據交易平臺交給行內人士操作，“把這樣一個新興事物交給政府或第三方都很難成功，但這需要制定更明確的職責界定，平臺只能有平臺的功能。”
大數據權屬和安全：不觸碰和銷售個人數據為底線
在業內人士看來，目前影響大數據交易和商業化的瓶頸是，大數據的產權界定、交易規則以及一些法律規范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田杰棠表示，大數據產權的界定是大數據交易和商業化的前提。
從國家層面密集出臺的政策，到“十三五”規劃的編制，圍繞這個行業的規范正在建立。參與規劃制定的專家和企業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即使在“十三五”規劃完整出臺后，大數據產業行業標準和相關的法律規范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完成，特別是在立法上。
參與規劃編制會議的王叁壽透露，由于大數據產業需要與其他行業緊密結合的特性，不同行業的大數據應用需要的標準都有不同。工信部編制規劃，首次提出了將大數據產業分為金融大數據、能源大數據、醫療大數據等三十多個分支行業，并將針對不同行業分別進行大數據資源開放共享、大數據交易、大數據安全、大數據標準、大數據行業應用等方面的產業規劃與課題研究。
在調查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逐漸發現，如果說制定完善的行業規則體系是大數據產業發展所必需的外部條件，在大數據產業內部，還存在一個內生的、亟待解決的博弈焦點——數據產權的相關問題，特別是在政務數據方面。
按照獲取方式的不同，大數據可以分為線上數據和線下數據。在線下數據中，政府所掌握的大量政務數據由于涉及個人隱私和國家安全，其使用和權屬一直是大數據行業關注的焦點。
長期研究大數據的田杰棠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其實數據交易很早就存在，只是以前需求沒有現在這么大，也沒有公共的交易平臺，很多交易處于灰色地帶。
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個人信息被買賣的案例。比如，報考公務員考試后，就開始收到考試培訓推銷電話；訂車后就開始收到車險推銷電話。據媒體報道，這類數據交易，通常屬于黑市交易，依據詳細程度、時間、地區等被賦予不同的價位。
當下國內已經出現一批大數據交易平臺和數據服務公司，但是圍繞數據獲取與收集的紅線在哪里，數據的權屬是誰，如何獲取數據，尤其是涉及大量個人隱私的政府政務數據，仍存諸多灰色地帶。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多家大數據企業，其對數據獲取，特別是非公開的政務數據方面，獲取手段各顯神通；在規避數據權屬問題、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方面，也有各自的規避辦法。
以數據堂為例，在獲取數據上，齊紅威強調目前其核心優勢是獲取線下數據，他們利用一款眾包平臺APP，讓40余萬兼職眾客來完成，比如人臉圖像、購物小票、語音等；另一種方式則是采購；對于政務數據則是采取與政府合作的形式。
在數據權屬方面，數據堂一再強調自身的“數據銀行”身份。所謂數據銀行，就是在經營數據堂的交易平臺過程中，一方面吸收“存款”，獲得產權仍屬于數據生產者的原始數據；一方面發放“貸款”，將整理后的標準化數據提供給數據的需求方。
數據銀行通過將零散的數據整合成為有價值的標準化數據，實現數據使用權的轉移，從而避免觸碰數據的擁有權和產權問題。除開數據平臺，在數據堂自身的數據定制業務中，其數據獲取方式也在盡量回避產權的問題。
比如，幫助互聯網金融企業建立個人征信體系是數據堂的重要業務之一，在相關敏感數據的獲取上，數據堂采用的模式是將數據清洗程序直接在政府部門的機房和場地進行，經由政府部門檢查后將數據分析結果帶出，這同樣是在回避接觸和擁有底層數據。
王叁壽的判斷則更加樂觀。他認為，隨著數據價值的不斷釋放，數據將會是政府手中的新資產，是可以與土地資源并稱的具有無限循環性的資源。而貴陽大數據交易所要做的，就是推動政府數據的資產化。目前，已經有十余個地方政府在貴陽交易所開了賬號，其中廣東省已經參與了實質性數據交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發現，大數據企業規避風險，都有一條約定俗成的底線，“不觸碰和銷售底層數據”，即不會涉及單個人的具體數據，除非獲得個人授權。
政府數據開放尷尬：內部數據打通困難重重
大數據產業野蠻生長的同時，看上大數據產業的地方政府，也開始密集出臺相關政策。
以江蘇鹽城為代表，該市剛剛提出未來五年鹽城大數據產業園將引進大數據企業500家，實現產值500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規模超3000億元；鹽城市還將設立10億元的大數據產業專項引導基金和10億元的風投基金——“鹽創母基金”，并在運行成本、人才引進、激勵創新等方面提供一系列政策優惠。
武漢市于2014年提出，到2018年，培育年營業額超過100億元的大數據企業5家，50億-100億元的大數據企業10家，新上市公司10家，全市大數據產業實現產值達2000億元，帶動相關產業新增銷售收入過萬億元。
根據貴州省的規劃，到2020年，貴州大數據產值規模達到2000億元，相關產業產值4500億元。貴陽市還提出，投資120億元建大數據產業園。
然而，對于大多數地方政府來說，大數據產業園區仍處在布局數據中心的階段，相應的大數據挖掘服務類企業布局還沒有開始。一位多次參與地方數據行業調研的業內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前兩年在內蒙古等一些地方調研過數據中心，部分地區的數據中心和園區有閑置的情況，甚至有的地方在用來放羊。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期參觀過華為在某地級市的大數據中心，該項目作為當地新區的明星項目，被視作未來發展大數據產業的基礎。該市一經濟部門負責人介紹，數據中心對于他們來說，相當于數據倉庫，接下來他們將圍繞大數據的應用挖掘等進行招商。
上述人士表示，目前國內大數據產業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如何挖掘數據，加工數據，實現數據商品化，是他們很看好的領域，未來潛力很大。
對于是否擔心數據中心過剩和閑置，他表示就目前階段來看還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未來可能確實會有大批的數據中心出現，但是否過剩還要從屆時的市場需求判斷。
“隨著工業4.0和互聯網+的發展落地，生產生活每一秒都會產生大量的數據，未來對數據存儲的需求將是難以想象的。”他表示，目前地方大數據應用還未激活，但各地需要做好提前布局和招商。
田杰棠建議，地方多出臺支持大數據產業發展的指導性意見，重點做好數據開放，營造大數據發展的良好環境；同時少做規劃，少提目標，避免盲目躍進。
同樣的，在不少大數據商人看來，地方政府發展大數據產業的當務之急，就是轉變思維，逐步開放數據。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雖然高喊發展大數據產業，但政務數據的開放一直處于雷聲大，雨點小的階段。
齊紅威表示，“我現在心里只擔心兩件事，一是政府開放數據的力度夠不夠大，速度夠不夠快；二是大數據市場是否會受到太多外來干預，除開這兩點，我們有信心實現大數據的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
王叁壽也多次提及希望政府加快數據開放力度，同時他們也在積極搭建平臺，推動政府政務數據開放。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當下不少地方政府針對政務數據開放，如何打破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等，已經在探索的路上。武漢市信息辦一位負責人表示，武漢將建設全市統一的市政務云數據中心，首先將內部打通多個部門之間的數據，用數據代替市民跑路。
上述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目前該項工作由市委書記牽頭協調，正在全力推進中。不過其中涉及部門利益協調和數據格式統一的問題，推進難度很大，如何打通需要逐步探索。
湖北一地市發改委負責人也表示，目前地方正在全面推進政務數據開放，但僅各部門之間的內部數據打通和開發已經困難重重；至于對涉及信息安全的公共數據開放，則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對此田杰棠認為，國家在很多地方做智慧城市試點和改革創新試點，對于大數據開放，完全可以擇地試點，在試點的過程中嘗試擬定規則規范。
數據商對此表現出非常大的積極性。一位數據企業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們的目標是在未來和地方政府成立合資公司，以第三方機構的名義，為政府數據開放提供專業服務。
“未來，政務數據開放，應該更多地通過購買第三方服務的方式，更多地交給市場來做。”一位數據商人說，他對未來的政務數據開放市場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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