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總部設在卡塔爾的半島電視臺突然曝光數百份南非等國情報機構的絕密檔案。這些檔案涉及到南非與一些國家的幕后交易，及各國在重大國際事件背后頻繁的間諜行動。這些情報既有南非國家安全局特工撰寫的細節簡報和內部分析資料《操作目標分析》，也有南非情報機構與美國中情局、英國軍情六處、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以色列“摩薩德”及亞洲一些國家情報機構之間的秘密往來信函。這一事件將國家信息大數據安全推到風口浪尖。

大數據具有體量巨大、類型繁雜、處理速度快、價值密度低四大特點，因此，對于個人來說，難以處理極其龐大的數據，只有國家和大型企業等組織或集團才有可能獲取到各種敏感信息；大數據所搜集提取的個人信息可能連本人都不完全知曉，比如個人的行為特征、語言風格、愛好興趣等。在大數據時代如何保護國家和個人敏感信息或隱私，必將成為高難度的世界課題。因此，必須建立一套規則予以規范和約束對大數據的收集和使用。第一，雖然這些信息儲存在不同的服務器上，但這些數據是用戶的資產，擁有權屬于用戶自己而不是這些公司，這是必須明確的，就像財產所有權一樣，個人隱私數據也應該有所有權。第二，利用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給用戶提供信息服務的公司或企業，需要把收集到的用戶數據進行安全存儲和傳輸，這是企業的責任和義務。第三，如果企業或政府要使用用戶的信息，一定要讓用戶有知情權和選擇權，泄露用戶數據甚至牟利，不僅要被視作不道德的行為，而且是非法行為。

大數據時代的數據存儲和應用方式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國界的。作為國家層面要將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奧巴馬政府在2012年3月將“大數據戰略”上升為最高國策，像陸權、海權、空權一樣，將對數據的占有和控制作為重要的國家核心能力。我國也應從國家高度重視大數據，在對其進行安全保護、政策制定需要重視三個方面：一是要正視數據霸權，要清醒認識到我國在網絡控制權、關鍵技術和高端設備等方面，還受制于西方。二是要明確主權，數據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無論是個人擁有還是國家擁有，都要納入到主權范圍里面來考慮。三是要有治權，因為有主權不一定能夠管治。比如：數據存到國外，云計算跨越國境，可能不在你的主權范圍之內。要區別對待不同的數據，對確需保護的數據，必須有切實可靠的手段進行有效管理。如果做不到對數據的有效管理，大數據就必然面臨失控的危險。

政策界定安全責任問題。大數據的安全問題涉及政府、相關企業、網絡運營商、服務提供者，以及數據產生者、使用者等方方面面，必須對各自的安全責任有明晰的政策界定。信息安全風險存在于數據的全生命周期之中，從技術思路、產品開發、用戶使用、服務管理，各個環節均要分擔相應的安全責任。

監管保障基礎設施安全問題。大數據的發展離不開電信網絡甚至工控系統等關鍵基礎設施，其安全可靠同樣依賴于這些基礎設施，受供應鏈全球化、產業私有化的影響，網絡與關鍵基礎設施間的安全日趨復雜，一國的大數據可能存放在別國的網絡中，一國的基礎設施可能同時服務于多個國家，高度的全球相互依賴性，挑戰著原有的國家主權觀念。所以，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監管體系十分重要，我國需要盡快確立對供應鏈的實質性國家安全審查和對基礎網絡的常態化安全監管。

網絡空間沖突管理問題。大數據的資源價值越來越高，圍繞大數據的爭奪和沖突就越來越激烈。大數據的生成、處理和利用方式，將極大改變各種沖突的表現方式和破壞烈度。通過立法與國際合作應對包括知識產權的保護、網絡犯罪的處置、網絡破壞活動特別是網絡恐怖主義的打擊以及網絡戰爭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