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開啟了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大數據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為新發明和新服務的源泉，而更多的改變正蓄勢待發。”《大數據時代》的作者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庫克耶認為，大數據時代帶來重大的思維轉變。在這個以“Volume（海量）、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樣） ”的“3V”為特征的時代，新聞編輯的思維方式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
首先，開發數據視覺化思維。該書的兩位作者認為，“大數據時代與三個重大的思維轉變有關”。其中的第一個轉變，就是“要分析與某事物有關的所有數據，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數據樣本。”［1］大數據宣布了抽樣的死亡，因為它強調的是“全數據模式”，即“樣本=總體”。這將對編輯的思維模式產生兩個層面的影響：一是宏觀思維。要求編輯工作善于利用專業人員挖掘的大數據來策劃報道、設計版面，而不再僅僅依靠傳統的問卷調查和街頭截訪式的“精確新聞學”（precision journalism）理念；二是整合思維。大數據帶來的信息一方面是海量的，另一方面又呈現出信息密度低和不宜提純的缺陷，因此必然帶來信息的冗余和混亂。這就要求編輯更加注重對碎片化信息的整合，在對信息把關過程中強化“把關人”的過濾、降噪功能，同時重視數據的視覺化，力求用更直觀、更生動的形式呈現新聞中的大數據。
其次，重視關聯性思維。在大數據時代，“我們的思想發生了轉變，不再探求難以捉摸的因果關系，轉而關注事物的相互關系。”［2］這一思維方式對編輯工作不無啟發意義。編輯工作的核心是根據文本的不同類別“編次其事”（《史記》），以使“辭之輯矣”（《詩經》）。無論是稿件編輯中的“稿件配置”，還是版面設計中的“空間組合”與“反組合”（分立），體現的都是一種關聯思維。在報紙編輯轉型為多媒體融合編輯的條件下，處理多媒體文本更需要運用關聯思維，以便利用不同形態文本之間的某種聯系，來建構（組合）或解構（反組合）其中的關系，并通過訴諸視覺而呈現出某種意義。
第三，預測性思維。大數據的關聯思維同時也是一種預測性思維。誠如《大數據時代》一書的作者所說，“通過給我們找到一個現象的良好的關聯物，相關關系可以幫助我們捕捉現在和預測未來”。“建立在相關關系分析法基礎上的預測是大數據的核心”。“通過找出一個關聯物并監控它，我們就能預測未來”。［3］編輯學中的“新聞報道策劃”內容，就是基于對事物發展方向的判斷而謀劃出公眾關注的報道。如果說以往編輯能做到荀子所言“坐于室而見四海，處于今而論久遠”是基于人生的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那么，如今編輯的預見性則主要來自對大數據的分析。將事物的關聯性作為預測未來的基礎，可以啟發新聞策劃更多地關注文本和社會現象之間的相關性，策劃出更有社會意義的報道，編排出更具傳播效果的版面或專題欄目。
但是，大數據思維并非條條都是金科玉律。比如，《大數據時代》一書的作者宣稱：“執迷于精確性是信息缺乏時代和模擬時代的產物。”“只有接受不精確性，我們才能打開一扇從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戶”。“當我們試圖擴大大數據的時候，要學會擁抱混亂”。［4］對于認知科學和“精確新聞學”來說，這話具有一定的辯證色彩；但是，對于向以追求精益求精、一絲不茍的編輯工作來說，“接受不精確性”、“擁抱混亂”則是與“校對如校讎”的編輯精神背道而馳的。此外，大數據研究者認為，世界的本質是數據的。但對編輯工作者來說，只有數據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如何將其條理化、視覺化。因此，需要辯證地看待“大數據思維”對于編輯工作的適應性，而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橫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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