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監管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
11月24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布《關于調整固定本地電話等業務資費管理方式的通知》，改革部分電信資費管理方式，對固定本地電話等業務資費實行上限管理。這是政府對國有基礎電信企業資費體系進行調整的又一“積極作為”舉動，甚至可以說是打破了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電信資費改革的最后一塊堅冰。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可以看一下近10年的電信資費改革歷程：第一階段（2000年~2005年），主要特點是資費水平大幅下降（比如國內、國際長途、上網費、電路出租費大幅下降，市話初裝費被取消等），電信企業開始擁有一定程度的定價自主權，但政府出于保護國有資產不流失的目的，并未改變實行下限管理的電信資費政策；第二階段（2005年~2007年），主要特點是政府開始實行資費上限管理，但還未觸及最受關注的移動雙向收費以及固定電話的月租費問題；第三階段（2007年~2009年），在這個階段，電信企業的定價自主權大大加強，政府逐步推行雙改單的資費改革，電信企業的單向收費套餐紛紛面世并大受歡迎，現在又對固話月租費等開始實行上限管理，自然就意味著資費改革的最后一塊堅冰將被打破。
可見，政府近10年來一直在積極采取針對基礎電信企業的電信資費改革行動，改革已經觸及了資費的方方面面。這不僅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經營能力和經營活力，也有利于電信資費的不斷下調和保護消費者利益。
但這些做法對于提高企業活力和維護消費者利益是否已經足夠了呢？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了這樣的現象：有關部門對民間資本經營IP電話業務的查處其實早在十幾年前就開始了。從1997年查處福州陳氏兄弟私營IP電話到如今的UU－CALL被強制停服，我們發現，歷史總是驚人相似，政府一直視類似業務為“洪水猛獸”，從而“不知疲倦”地限制和治理，但我們要問的是：真有這個必要嗎？
對經營者來說，IP電話無疑代表著未來電信業務的發展方向，它代表著一種新的經營模式：從前端的市場營銷費用到后端的網絡投資等都將大大縮減，從客戶關系管理到計費與賬單管理再到供應鏈管理等環節都將從復雜變為簡單。IP電話大大降低了傳統電信服務的進入門檻，給新運營商和中小公司提供了進入傳統話音業務市場的機會，已顯現出“破壞性創新”的特點，有可能顛覆原有的電信模式。
政府要想提高基礎電信運營企業的經營活力，就必須把IP電話經營者這些“鯰魚”引進來，而不是想盡辦法阻擋他們，只有讓他們在傳統電信市場掀起足夠的波瀾，才能迫使我們的基礎電信企業不斷改進經營方式和不斷轉型以應對市場競爭，進而自身也完成不斷升級的過程。
對消費者來說，IP電話意味著資費水平進一步的大幅下降甚至是話音免費時代的到來，因此有著更大的吸引力。或許有人認為，人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對價格就不那么在乎了。這種想法其實不完全正確。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收入水平越高，“必需品”消費的比例越低，“非必需品”消費的比例越高，人們買東西（服務）就越挑剔，對價格就越敏感。現在，消費者對話音資費還是很敏感的，引入IP電話導致的資費水平降低有利于進一步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經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IP電話的經營從根本上是有利于提高基礎電信企業經營活力和維護消費者利益的，而這正是政府一貫的監管目標。雖然UUCALL這樣的網絡電話經營者確實會損害到國有電信企業的短期利益。但是，“風物長宜放眼量”，一味保護并不利于國有電信企業競爭實力的提升，提升其實力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將其置身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因此，政府對IP電話經營者的一再壓制應該考慮停止了。
總的來看，在電信監管上，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為的主要對象應該是國有電信企業，包括其資費體系、經營業務等；而有所不為的主要對象應該是一些不觸犯法律的民營電信業務經營者，因為很可能他們就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也對市場需要和潛在盈利機會極其敏感，這是難能可貴的。政府對國有電信企業監管的“有所為”和對民營電信業務經營者監管的“有所不為”相結合，才更有利于監管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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