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Chelsea Wald是奧地利維也納的科學作家。她最近為Nautilus寫了為什么所有的語言都有描述「紅色」的詞匯，以及為什么我們的大腦討厭慢性子。
在業余時間里，Sven Laumer會給巴伐利亞最高級別的足球聯賽擔當裁判。幾年前，他注意到好幾名球員不再登陸Facebook，這使得他很難在該平臺上組織活動。他很郁悶，而身為研究信息系統的教授，他也對此非常有興趣。為什么這些年輕人不再玩Facebook了呢？社會科學家可曾說過社交網絡是個好東西呢。
「那段時期，社交網絡研究的主流觀念認為Facebook是個有正面作用的地方，是個充滿幸福感的地方，能讓你找到樂子，感到愉悅，能和朋友聊天，感到趣意，找到認同感。」說這話的是瑞士伯爾尼大學的信息系統研究員Hanna Krasnova。一些有影響力的研究也表明我們從社交媒體獲得的社會資本也是我們成功的要素，不論大小。這些虛擬的聯系幫助我們獲得工作、信息、情感支持和日常幫助。Laumer是德國奧托·費里德里希大學的助理教授，他認為每個人都熱衷于社交媒體。他知道有些研究員會有高新技術緊張癥，會因為有缺陷的接口或復雜的處理過程而在工作中表現出來。但這并不適用于Facebook，因為它用起來非常簡單。而有些事似乎會讓人壓力過大。Laumer說：「我們認為社交媒體表現出一種新現象。」
Facebook的產品「新聞遞送」并非娛樂，它似乎就像是提出一大堆要求的清單。給我鼓鼓勁吧。安慰一下我吧。祝我生日快樂呀。給我施舍點投資啊。
通過探測采訪、調查、縱向研究和實驗，研究員們的觀念開始發生變化，Facebook、推特、Instagram、Snapchat以及同類型的平臺并不是充滿成功與歡樂的地方，相反，卻是黑暗的、對抗的、以及原始的——不是什么魔幻王國，而是詭異的小房子。研究員們認為，這些平臺在很多方面表現出我們這一物種最本質的性格之一：社交天性。所以毫不稀奇會出現非預期結果。
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Ethan Kross說到：「沒人會特意構造出一些東西來讓人們感到開心或難過，但是我們想知道，這些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并且如何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一個結論是使用Facebook會讓你感到有點傷心——這種現象很出名，叫做「Facebook抑郁」。Kross和他的同事在2013年對Facebook進行研究時，每天5次向82位Facebook用戶（大部分都是密歇根大學本科生）發信息詢問他們用了多久的Facebook了，感受如何。Kross說道：「我們發現，在一段時間內使用Facebook越多，這一時期心情變差程度就越厲害。」
為什么？Laumer和他的同事們注意到，對于某些人來說，Facebook的產品新聞遞送并非娛樂，它似乎就像是提出一大堆要求的清單。「給我鼓鼓勁吧。安慰一下我吧。祝我生日快樂呀。給我施舍點投資啊。快給我的新照片點贊。快看我Nautilus的新功能。」社交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每個用戶的需求。這些有需求的人不需要一對一的提出需求；就像是散彈槍一樣，一對多的碰一聲命中多人。毫無疑問人們會因為他們而感到壓力。而壓力是當人們感到他們沒有資源或能力應對某些潛在威脅時而產生的——這種情況下，Laumer將這種威脅稱之為「過度社交」。
諷刺地是，過度社交是某些研究員所認為的社交媒體最積極方面之一——社交共享的對立面。將自己的問題在網絡上和其他人共享能夠減少很多方面的壓力，從日常壓力到生活轉型，到自然災害，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社會醫學家Shelia Cotten如此說道。她在某項研究中發現Internet的使用能讓年齡較大的美國人減少孤獨感。「有一大堆的讓你能進行交流的社交活動會對健康安樂帶來非常有益的影響，能夠幫助減緩壓力。」然而問題在于，你的壓力減少了，卻把壓力轉移給了別人。
羅格斯大學的社會學家Keith Hampton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進行了一些社交媒體調研，他將這種「二手壓力」稱為關懷的代價。他認為，女性的這一代價要比男性更高并不讓人感到驚奇，因為不論線上還是線下，她們都承擔更多照顧家庭和朋友的負擔。他說：「當你意識到某些不好的事發生在你認識的某人身上，這雖然會給你的生活帶來壓力，但也讓你能給予他們社會支持，表達你們的同情心。」
但并非所有的朋友都會創造等價的在線價值。在社交媒體上，我們能無限制的添加聯系人——包括那些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怎么或壓根不會見到的人。Hampton說：「這是現代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持久關系。」Laumer和他的同事們發現過度社交更可能對那些擁有更多僅Facebook好友的人造成的影響更大。
這是有道理的。在1990年代，人類學家Robin Dunbar宣稱人類一段時期內有時間和能力維持100-200位的友情關系。在最近的一項涉及170萬用戶的研究中，Dunbar和他的同事們發現推特用戶維持的「穩定社會關系」數目大抵持平。但如果我們在推特或Facebook上有150位我們會時常聯系的好友，而他們全都經常表現出需要社會支持的話，我們所接觸到的各種要求就比我們祖先接觸到的多得多。那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朋友怎么辦呢？很多不知所措的用戶就會干脆全部退出。Laumer說道：「過度社交會造成強烈的疲憊不堪。」
Facebook、Instagram和同類平臺并不是充滿成功與歡樂的地方，相反，卻是黑暗的、對抗的、以及原始的——不是什么魔幻王國，而是詭異的小房子。
最重要的是，研究證實每個使用者都會遇到的：朋友們傾向于發出那些讓他們看上去不錯的東西。在一部波特蘭諷刺短劇中，Fred Armisen的角色在一次去往意大利的周末中戴上了他的新情人，他們就在酒店里睡過了整個假期，痛苦地結束了旅程。而早先他們發出了一堆笑意滿滿看上去很是開心的照片。當他回到家，看到他的好友（Carrie Brownstein）在瀏覽這些照片，并向他的這趟旅行表示祝賀時，他告訴他：「因特網上每個人都并非像你所想的那樣有一段好時光。」而她回復到：「我猜大家都只是把悲傷藏了起來。」
這是實話，即使人們并沒有藏起悲傷，而是發出了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傻事或負面事情，我們可能也不會注意。人們會自動停留在高社會地位的人身上——特別是看起來有吸引力或富有的人 （比如卡戴珊）。Charlotte Blease是研究抑郁癥的認知科學家，她認為社會地位是社交媒體抑郁癥的根源。 在一篇名為「太多『好友』，太少『贊』？進化心理學和Facebook抑郁癥」的論文中，利茲大學和哈佛醫學院的研究員Blease將我們祖輩的環境視為一種解釋。
Blease告訴我們，有一種對于抑郁癥的進化解釋是社會競爭理論。該理論認為抑郁癥是一種自適應行為——孤僻、低姿態、低自尊感——能夠使我們的祖先從敵對的社會成員前全身而退，是一種能夠不遭受物理損傷就控制其他人的暗示行為。換句話說，抑郁，活著。Blease說：「這就像是一種縮小沖突范圍的戰略，類似把手放在空中的無意識反應。」
這種自適應行為——假意順從、放低社會地位——一直如影隨形。在現代的環境下，當我們感到我們被那些高社會地位或高聲望的人超過時，就會觸發這種機制。Blease說：「我們被這樣的人所吸引，而之后我們又會一直覺得『跟他們相比，我就是個失敗者。』」
當然社會比較也會讓我們變得面目可憎。從進化論的角度講，嫉妒，就像輕度抑郁一樣，可能也是自適應的——它促進我們向別人學習，并設定更高的目標。Krasnova表示嫉妒也令人痛苦，使得難以對它進行研究。她說：「這是種非常不好的感覺，所以我們通常并不愿意承認我們嫉妒了——不向任何人承認我們感到了嫉妒，甚至連自己都不承認。有時候情緒壓抑的如此厲害，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到底是何感覺，也不知道我們為什么如此生氣或如此悲傷，為什么如此惱怒或如此壓抑。」
當Krasnova和她的同事們向357名試驗對象——大部分來自于她工作的地方，德國——詢問在最近使用Facebook后感覺如何時，只有1.2%表示他們感到嫉妒。因此她改變措辭問到：「很多用戶報告稱在使用Facebook后感到沮喪和力竭，你認為是什么導致了這些呢？」在這種情況下，最普遍（29.6%）的回復是嫉妒。她表示嫉妒不僅是使用Facebook的人的普遍情緒，它還會蔓延。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希望受到邀請的派對，同事獲得的獎金等等。在Paula Hawkin的心理驚悚片《列車上的女孩》中，主演Rachel Watson在登陸Facebook并看到前夫宣布生子的消息時仍然感到痛苦。
Krasnova表示人們發現一種能夠暫時從嫉妒的痛苦中解脫出來的方法就是多發他們自己的東西。但她警告，這會在社交網絡上造成「嫉妒螺旋」的威脅。「用戶身處正面內容中，他們就發出更正面的東西，而看到他們發出內容的人發出更加正面的東西，以此類推。最終Facebook的世界變得越來越脫離現實。」
然而，在最近的文學作品中，可能最具啟發的發現就是人們在不發東西時，對自己所造成的傷害最大。這個脫離現實的世界并沒有將我們和朋友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反而增加了距離。MIT心理學家Sherry Turkle在她的《開拓對話》一書中談到了「表達真實自我的欲望和表現最佳自我的壓力之間」的矛盾。但研究表明事實上在我們發帖時，我們并沒有表現出最佳的、最富同情心的自我，雖然我們自以為如此。芝加哥大學行為科學家Nicholas Epley讓商學院學生做了幾場不同形式的電梯演講。當學生們感覺他們在有稿演講表現得更好時，評估專家覺得他們在脫口演講時表現得更好。
這同樣適用于Facebook：最近一項研究與Epley的結果有類似的結果，朋友們認為我們本人比照片中要好。「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我們的數據表明文本正在讓人失去人性——也就是說，它無法像聲音一樣表現人類獨特的品質、思想和感覺。」
Facebook的嫉妒螺旋甚至能讓我們反目成仇。Krasnova說道：「我們的研究清楚表明在很多情況下，自我推銷信息被視為消極的，并被解釋為非常苛刻的。」部分研究員們警告，隨著我們管理在線圖片的時間愈長，我們會愈發自戀——與此同時，更加缺乏同情心。Epley說：「幾乎沒有數據能夠說明自戀是件好事。從短期看，相當不錯，但從長期看，對你們的關系并無好處。」
然而，在最近的文學作品中，可能最具啟發的發現就是人們在不發東西時，對自己所造成的傷害最大。
在今年出版的一項研究中，Kross和他的同事們，包括第一作者荷蘭馬斯垂克大學的心理學家Philippe Verduyn邀請了密歇根大學84位本科生來到實驗室，其中一半積極使用Facebook，而另一半則消極使用。Verduyn解釋道，積極用戶要「發狀態更新、聊天、回復評論，而消極用戶只瀏覽新聞遞送，看看圖片和狀態更新。」幾小時后，積極用戶沒啥變化，而消極用戶感到情緒有些低落。Kross說：「當你只是消極地使用Facebook時，你更容易感到嫉妒，最后會使人們感到更糟。」
一方面，這一發現是個好消息。這意味著，有方法能夠擺脫Facebook抑郁情緒，而且還無需放棄社交媒體帶來的益處：更活躍，更積極。另一方面，很少人能利用上述空子。
Verduyn和他的同事們發現實驗對象約有50%更有可能消極使用Facebook。這不僅限于千禧一代。市場調查公司Global Web Index報道稱在2014年僅有52%的Facebook用戶是積極使用者，跟2012年的70%相比有所下降。人們為何如此消極尚不明確。可能因為瀏覽比發帖要簡單得多，但對Facebook黑暗面的其他研究表明人們可能是擔心無意識的侮辱了某人、人際關系或工作面臨風險、或者只是看上去像一個浪費時間的失敗者。每一條發文都有可能公開羞辱了別人。不管原因如何，Kross說：「人們使用社交媒體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以一種潛意識有害的方式在使用。」——也就是，消極。幸運的是，社交網絡研究是發現能夠迅速得到實踐驗證的科學領域。研究可能揭示出有益和有害的行為，而不是簡單地一分為消極和積極，同樣也向不同的用戶組——不同文化、不同年齡段、不同心理素質的人——闡明相應結果。科學家們仍然沒有研究清楚社交媒體技術是如何影響人類天性的，但「希望在于，通過確定使人感到更糟的機制，我們能夠開始想出一些方案，找到一種樂觀的方式來與技術進行互動。」Kross說道。
某些Facebook的功能也有助于研究。在2011年，網站引進了「好友列表」功能，使我們能夠限制我們的社會支持需求，僅將這些需求展現給我們認為最有可能關心這些的人，從而使其他聯系人能夠免除過度社交。2013年，我們有了「取關」功能，能讓我們減少過度社交和嫉妒。2014年的「附近好友」和2015年的「視頻通話」功能能夠增加面對面的互動，而在Kross的研究中，面對面互動能夠改善情緒。很快，預期的「互動」按鈕——用來替代「點贊」按鈕，包括「喜歡」，「不錯」，「悲傷」——可能會給積極行為帶來更多選擇。
然而我們所希望的最重要的功能可能是用戶固有的，而非技術提供的，即同情。人類文明的卓越成就，就是每一天人們都會克制超越別人的本能，只為了建立有意義、有價值的關系。然而在網絡，那些看上去無害的「無濾鏡」旅行照，完美的「我起床的樣子」自拍照，以及無情的看似積極的「謙虛裝逼」，我們不經意地讓我們的朋友自感失敗，并為「嫉妒螺旋」添了一把力，而這會使我們自己陷入險境。對于社交媒體黑暗面的研究正在逐步壯大，這使我們有機會來建立一種新社交媒體禮儀，讓我們能將Facebook世界與現實世界重新聯系起來，能改善真正的友誼，充滿關懷與好處。我們應該抓住這樣的機會——并非因為它使我們的壓力減少了，而是因為某些壓力值得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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