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圍內，互聯網研究正在成長為一門“顯學”，而傳播學學科為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換言之，從邊緣走向中心——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傳播學學科的前景。
新媒體、新傳播技術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傳播生態。這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拓展了人際傳播的網絡；豐富了人際傳播的手段；擴張了人際傳播的內容；消解了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界限。
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融合
筆者認為，社交媒介融合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這一點最有意義。在漫長的人類發展史上，先后出現的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突破了空間、時間的制約，實現了全球范圍的瞬時傳播，意義重大。
但與此同時，“大眾傳播”一方面形成了龐大的媒體產業，壟斷了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廣大受眾則成為了分散、被動、消極、弱勢的存在。這造成了嚴重的交流偏斜，湮沒了個人之間的“人際傳播”。此前的媒體都可稱為不盡完善的“偏媒體”，既缺乏表達形式的自由統合（集成），又缺乏傳播內容的即時反饋（互動），直至互聯網橫空出世，才達到了接近完善的“全媒體”目標。其中，最為便捷的手段，莫過于破除了“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壁壘的社交媒體。
設置有影響議題
根據慕亞（iSentia，媒體咨詢公司）最近發布的報告，在設置新聞議題方面，社交媒體已然異軍突起，形成了相對于傳統媒體的一些優勢：傳統媒體仍然對日常重大、重要事件持續地進行著報道，但災難性、突發性事件越來越多地由社交媒體首先披露，如2009年6月邁克爾·杰克遜去世等消息；傳統媒體的記者更多地以被動姿態接受政府、企業提供的消息，而社交媒體的用戶在報道時則更為主動、積極；傳統媒體的報道較為集中于城市、發達區域，社交媒體則不受此限制，為此，邊緣、弱勢人群可望更多地從中受益；許多“冷門”的地方性話題，通常先由社交媒體發掘，繼而受到傳統媒體關注，最終發酵成“熱門”的全國性乃至全球性話題?？梢姡缃幻襟w對新聞議題和公共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卓越新聞項目在其2012年《新聞媒體現狀》報告中指出，對大多數人而言，電視作為新聞來源繼續占據主導地位；當通過網絡獲取新聞時，大部分互聯網用戶常直接登錄新聞媒體組織網站（36%），利用關鍵字搜索新聞（32%），或登錄新聞聚合網站（29%），僅相對較小比例的用戶使用Facebook或Twitter獲取新聞（9%）。然而，其2013年的《新聞媒體現狀》報告就指出了一種轉變：近31%的美國人稱，他們拋棄了大眾媒體新聞機構，因為這些機構不再提供他們需要的新聞，從而轉向網絡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這一趨勢在高學歷、高收入以及年輕群體中最為突出。2011—2012年間，網絡新聞消費急劇上升，50%的人通過網絡獲取新聞——略低于電視，但遠遠超過報紙（29%）和廣播（33%）。調查發現，19%的受訪者通過社交媒體獲取新聞，另外8%的受訪者稱，他們通過收聽播客來獲取新聞。
在此背景下，不僅傳統媒體，甚至各種政府機構、公司、組織都對社交媒體刮目相看，紛紛加入了使用社交媒體的行列。根據麥肯錫最近一次對全球3542名企業高管的調查顯示，83%的企業至少使用一種社交媒體技術，包括在線視頻會議、博客、視頻分享、微博、播客等。2012年，73%的世界500強企業擁有Twitter賬號；66%的企業在Facebook上擁有自己的社區頁面；62%的企業擁有YouTube企業賬號。
各種組織也越來越多地積極利用社交媒體發布新聞和各種信息，卓有成效地幫助自身避免或渡過了危機，或改善了客戶關系，擴大了市場份額。例如，2011年，莫頓牛排餐廳的常客彼得·尚克曼在Twitter上開玩笑地問，當他乘坐的航班著陸后，該餐廳能否為他提供上等牛排，結果，他如愿了。此舉不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熱議，大眾媒體也跟進了報道，該餐廳由此聲名大噪。
如此看來，因其設置新聞議題、影響公共輿論的出色表現，社交媒體不僅跨越了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領域，甚至覆蓋了群體傳播、組織傳播領域。
傳播學學科從邊緣走向中心
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各種新媒體的影響日盛，呼喚著更多、更好的傳播理論的出現，這給傳播學學科的研究和發展帶來了大好的機遇。不過，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對科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片面認識，有必要加以審視和反思。
普適性和本土性。傳播學研究的中國實踐表明，傳播學的基本框架、理論和方法，對中國是適用的。當然，中國研究理應有一些本土特色，值得努力探索。但是，也不宜夸大東西、中外差異，甚至陷入二元對立的誤區。
變革和顛覆。面對新媒體的挑戰，有人提出，傳播學需要“解放”或“重建”，這顯然是言過其實了。誠如麥奎爾針對“傳播研究是否正在枯萎”的提問所言：“回顧大眾傳播最近幾年的歷史，這個觀點是錯的。要認同這一言論，唯一可能的理由就是我們的研究目標越來越多樣化。但我相信，這也意味著當下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對傳播學給予更科學的關注。”如上所述，既然在實踐中，人際傳播與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的界限已然模糊，那么，原先“各自為政”的理論，有可能嘗試進一步的交叉、融合和提升，以期達到“融會貫通”的境界。
中心和邊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新媒體給傳播學帶來的機遇遠大于挑戰。在2014年上海交大舉辦的第六屆全球傳播論壇上，香港城市大學的祝建華、香港中文大學的蘇鑰機等著名學者，不約而同地以翔實的數據證明，在全球范圍內，互聯網研究正在成長為一門“顯學”，而傳播學學科為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換言之，從邊緣走向中心——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傳播學學科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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