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定互聯網是自己必須清理的污水池時，社交應用 Instagram公司首席執行官Kevin Systrom正身在迪士尼。那是去年6月，正逢吸引各路社交媒體大咖的年度網絡視頻交流會VidCon，Instagram在迪士尼樂園舉行一個私家活動。Systrom和一些Instagram平臺上的紅人會面。他們談笑風生，舉著手機互拍。但這些網紅也有些情緒低落。Instagram平臺本該是人們自我表達的開心樂園。可是，看到自娛自樂的帖子底下充斥嘲笑、羞辱、騷擾的評論，那些希望表達自我的人又做何感想？在這方面，Instagram其實有點像迪士尼樂園，七個小矮人會因為自慚形穢而時不時沖著白雪公主大呼小叫。
那次聊天之后，Systrom蹲在一眾網紅中間，用Instagram的Boomerang應用錄制了一段循環播放的視頻。那是一段活力四射的影像，從中可以看到大約20個年輕人搖擺身體、揮手、點頭、微笑。在視頻畫面的右下角，有位姑娘將自己兩個膝蓋相互磕碰，揮動手臂，動作像在做蛋奶酥的時候敲雞蛋。
Systrom把這個視頻發到Instagram。帖子最開始的評論是一顆心形的表情符，有人一連串贊嘆，有人回復“好有趣！”。但很快，和網上常見的帖子一樣，評論區慢慢變了味，特別是在網友的注意力集中在屏幕右下角的姑娘之后。帖子下面出現諸如 “別合上啊，等下嘛，等等，張開腿，寶貝”、“婊氣”、“俺滴口水啊”、“小妞”、“讓大爺爽一下”、“要爽一起爽”、“前排插隊”、“姐們你還是找個窗戶一頭跳下去好吧”這樣不堪入目的評語。很多評論里夾雜著西瓜摸樣的表情符。在不同留言的語境里，它可能帶有種族主義色彩或者性意味，也可能暗示想約炮。評論里竟然有最近死灰復燃的極右翼分子蠢蠢欲動，他們一再高呼“誰的命不是命”。還有評論給了一條阿拉伯語的鏈接，指向一個介紹在迪拜有什么經濟發展機遇的網頁。有位用戶干脆留言，請Systrom關注他：“加我好友哦@kevin。”也有少數膽大的人趁機向Systrom吐槽：“把時間順序還回來！”他們是指Instagram公司最近改變了帖子的排序方式，不再按發帖的先后順序排，而是根據帖子的相關性呈現。
Systrom現年33歲，瘦高個，一臉短胡茬。他沉著冷靜，和人握手時一派和氣。雖說現在已經有億萬身家，但他看上去有些另類，并沒像其他硅谷企業家那樣，打造商界英豪的人設。他不玩游艇，也不打政治牌，不去走訪第一批開始初選的州，更沒有用一紙保密協議疏遠曾經并肩創業的伙伴。Systrom個人在Instagram上發的推送內容基本上都是汪星人、咖啡、自行車、咧嘴笑的名人。幾年前，硅谷新聞媒體Valleywag曾夸張地比喻他的聲音單調乏味，說就像“一個人宣讀自己的訃告”。后來他說話流暢多了。批評人士說，如果說他有過敗績，那應該算是，他和Instagram的聯合創始人Mike Krieger太早把公司賣給Facebook了。兩人從斯坦福大學畢業沒幾年成立了Instagram，公司很快走上正軌，問世第三年就作價10億美元賣給Facebook公司。另一家曾引起Facebook公司收購興趣的初創公司Snap如今市值已約有170億美元。
Systrom素有善名。他不但引以為傲，而且將這視為Instagram公司的一大優良遺傳因子。2010年公司誕生時，他和Krieger就自己動手，刪除令人厭惡的評論。他們甚至親自封殺一些用戶，Systrom稱這種行動為“修理網上的引戰者”。Systrom指出，Krieger“始終笑臉迎人，總是待人和氣”，還自稱一舉一動都以妻子為榜樣，她是“你會遇到的最好的那種人”。從個人Instagram賬戶的帖子里也能看出，Systrom的確希望做一個傳播正能量的人。
因此，從VidCon回到Instagram公司位于Menlo Park的總部之后，Systrom告訴公司同仁，他們有了一項新的使命——把Instagram打造為社交媒體的烏托邦、最美好的網絡平臺。為此，Instagram公司的工程師需要集思廣益，悉心研究。從VidCon歸來后，Systrom在Instagram平臺上發的第一張圖片是家里自制的一些餅干，是在美國獨立日前一天發布的。
看到照片里可人的圓餅，注冊名為streamlinedude的用戶居然評論：“這些東西圓滾滾的，像你媽媽。”還有個名叫Juliamezi的用戶神叨叨地留言說：“你要是不讀這條就會送命。”后來，她又在這話后面加了有點莫名其妙的一句：“如果你不在20張照片里發這個，我會永遠睡在你旁邊。”
按照傳統思維，技術平臺并非不偏不倚。它們的設計和架構在鼓勵人們做出一些行為，它們的程序算法甚至控制得更多。在這些平臺，我們可能覺得像在劃自己的船，平臺是河，算法是水流。
Systrom領導的公司為全球7億用戶服務。他意識到，自己仿佛一位樂善好施的獨裁者，統治著一個人口是美國兩倍多的國家。他做的選擇影響著公司全體用戶的生活，其中有些是沒有安全感的青少年，有些是善于自我調整的成年人，有些是廣告商，有些是和一堆惡言惡語周旋的流行歌手。
去年7月中旬，也就是在VidCon閉幕不久，Systrom就面臨著這樣惡毒的網評災害。那個月月中一周內，美國鄉村音樂小天后Taylor Swift與前男友兼音樂人Calvin Harris、另一位流行女歌手Katy Perry以及知名嘻哈歌手Kanye West之妻、名媛Kim Kardashian先后在網上交鋒，敗下陣來。Swift被指對感情、對友情不忠。她的Instagram頁面很快開始變得像美國國家動物園里的爬行動物聚集地。她的帖子下面幾乎全是可怕的蛇形表情符，有些是一群蛇壘著蛇、有些是無數蛇密布，再不就是用豬的頭像替代蛇來攻擊她。但此后仿佛一夜之間，這些可怕的蛇開始銷聲匿跡。沒多久，Swift的帖子又回到了她過去最喜歡的樣子：全是她和美女朋友穿著漂亮泳裝的靚照，評論都在夸她看上去多美。
這樣的變化不是巧合。因為之前幾周，Systrom率領團隊靜悄悄地立起了一張過濾網，它能自動刪除用戶帖子下面的某些詞語和表情符。Swift帖子下面的蛇就是濾網第一批絞殺的目標。那年9月，Systrom在全球范圍內發布了這一功能。只要點擊一個按鈕，用戶就能“隱藏不當的評論”，屏蔽一些Instagram挑選的敏感詞，包括帶著種族主義色彩羞辱人的詞語和破鞋這樣罵人的臟話。用戶還可以添加自定義的屏蔽關鍵詞，甚至自定義的表情符，比如蛇。
Instagram工程師的行動才剛開始。一個月后，Instagram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工具，它們簡直像給用戶的手機植入了一個能感同身受的高中教導主任。假如用戶輸入自殺這個詞，首先會看到一些小對話框，上書“如果你碰到什么難事，我們樂意幫忙。”接下來出現一個提供支援的屏幕，其中包括一個防止自殺的服務熱線電話號碼。又過了兩個月，到了去年12月，Instagram公司授予用戶關閉特定帖子一切評論的權力。當用戶希望自言自語，不想與別人對話，就能這樣設置。
憤世嫉俗的人可能會說，這些改變不僅僅對用戶的身心有益，對Instagram公司的生意同樣有好處。廣告商喜歡在言論積極向上的地方砸錢做廣告，名人也喜歡不會被冷嘲熱諷的平臺。只有在自己感覺安全，父母也不會要求關掉手機的網絡空間，年輕人才會把個人言論公之于眾。
而如果你和Instagram公司上下的員工交流過，就會感到，這場“整風運動”是他們發自內心的行動，并不是單單瞅準了自己的荷包。主管Instagram公共政策的Nicky Jackson Colaco談到了自己的孩子，還有許多第一次在Instagram上體驗社交媒體的青少年。她說：“我覺得我們要說的是，我們希望身處不一樣的環境。”
但要是僅僅像刪除蛇形表情符那樣解決相對簡單的技術問題，Instagram公司還無法創造一個“清潔”的網絡世界。于是，在去年秋季發布一系列產品后，Instagram公司的工程師開始啃一些復雜得多的硬骨頭。
試圖根據推理剔除網上的語言垃圾早就是人類有心攻克的難關。多虧了人工智能，現在機器能更好地做這項工作。去年6月，大概就在Systrom參加VidCon期間，Facebook公司宣布自行開發了一項工具，幫助電腦理解人類語言的意思。Facebook公司的那套系統名為DeepText。它的理論依據是一種名為詞嵌入的機器學習理論。碰到一個新詞的時候，DeepText會設法通過那個詞前后的詞推測它的意思。如果一個西瓜摸樣的表情符周圍總是有一些右翼話題的詞，那它就應該帶有右翼傾向的意義。這個分類引擎分析的數據越多，就越聰明。它和人類一樣，也需要花時間學習。不同于人類的是，它不會筋疲力盡，也不會因為在一行話里72次讀到同一個有淫穢意義的詞，就心情低落。
不妨把DeepText看作一個成年人的大腦，此人失去了所有的記憶，現在要全力以赴完成一切人類交來的語言學工作。Facebook公司實質上在冰箱里存滿了這類毫無記憶內存的大腦，把這個冰箱的支配權交給了自己的工程團隊。工程師們教有些大腦辨別一個簡訊功能Messenger的用戶是否需要叫出租車，教另一些大腦指導用戶利用市場功能Marketplace出售自行車。
經過了解DeepText，Systrom認識到，他手下的工程師也可能迎戰Instagram平臺上的垃圾信息。不過首先，就像小孩子學習人類語言一樣，需要一些人教導機器人。于是，Systrom召集了一批人馬，篩選Instagram平臺上海量的臟話、嘩眾取寵的詞語、恐嚇威脅人的低級用語。
這些Instagram員工將所有言論分為垃圾和非垃圾信息兩類，然后把這些分類的信息一股腦丟給DeepText。學習了解這些類別之后，機器開始擬定規則，分辨迪拜相關的帖子有無真正的經濟效益，有的回復是來自朋友還是希望得到用戶關注的自動程序留言。在DeepText能足夠準確地辨別垃圾信息后，工程師進一步推動工作。Instagram去年10月低調地發布了相關產品。
而后，Systrom有了一個更需要精心策劃實現的設想：Instagram公司能不能用DeepText理解語義刻薄的評論？除了露骨的猥瑣言論和機器人自動設定的互相關注評論，人工智能能否學會剔除意義更含糊的內容？比如“姐們你還是找個窗戶一頭跳下去好吧”這種話，我們聽起來當然不懷好意，但它并沒有包含任何特別有敵意的字眼。又比如“別合上啊，等下嘛，等等，張開腿，寶貝”這句話。它讓聽者惡心，可電腦能品出其中的意味嗎？“這些東西圓滾滾的，像你媽媽。”這種粗俗的話太離譜。但要是它出自你兒時的朋友之口，對方真心欣賞你母親做的德式餅干，可能這話還會打動你。
其他社交媒體公司也曾努力辨別垃圾信息，但Instagram讓整個平臺對用戶更友好的新計劃更宏大，顯得更雄心勃勃。Systrom指示團隊迎難而上。
Instagram是一家比較小的公司，只有大概500名員工。均攤下來，每位員工要負責公司150萬活躍用戶。訓練人工智能機器做善惡言論辨別的團隊規模也很小。去年6月我去參觀Instagram的是偶，那個團隊約有20人，成員分散在站立式或者坐式的辦公桌前工作，周圍是散落各處的紙巾盒。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年輕，整個團隊看上去成員背景多樣。一位帶著頭巾的女士坐在一個白人小伙旁邊。小伙子身穿美國棒球大聯盟舊金山巨人隊球星Tim Lincecum的紀念球衣。他們的工作是仔細品讀評論，判斷是否符合Instagram的社區指導標準，是否像Instagram的一位發言人所說，“精神上”一致。Instagram早在2012年就草擬了第一版社區指導。它相當于這個社交媒體平臺的憲法。大眾可見的社區指導相對比較簡單，篇幅只有1200字（一言以蔽之，始終尊重他人，穿好衣服。）可對于評估網站言論的Instagram員工來說，他們要使用的社區指導長得多，而且有一套隱而不宣的標準。他們要用那樣的指導判斷哪些評論不錯，哪些性質惡劣。Instagram有幾十名做這類工作的評判者，他們全都至少會兩種語言。他們分析的評論超過2億條，每條評論都至少要經過兩次評估。
即使在處理看上去最無禮的詞語時，語意的微妙差別也很重要。管理評估者的Instagram內容運營總監James Mitchell說：“如果你用N開頭的詞詆毀別人，那我們平臺肯定不允許。但有些情況是例外，比如你把它用在自我參照的表述中，或者你復述一個故事，或是回顧自己被歧視的一段經歷。”
評估者將數據分門別類以后，四分之五的分類后文本內容將輸入DeepText。經過學習所有評論，機器會歸納總結數據中好評論與懷評論的各種模式。最終，通過與DeepText合作，Instagram公司的工程師會制定一套規則，用以辨識負面的評論。這些規則辨別的依據是用戶發貼的內容，以及發貼者和評論者的關系等其他因素。Instagram還運用工程師內部稱為“karma分數”的指標，用它來評判用戶過往帖子的質量。然后，這些規則會在剩余五分之一未輸入DeepText的數據上測試，看機器與人類的評估有多一致。
機器會給每個評論打分，分值最低零分，最高一分，比如0.41分、0.89分。這代表Instagram公司有多大把握認定相關評論不當。分數越高，評論的影響就越壞，得分超過了一定水平，評論就要被刪掉。Instagram公司調整了機器評分系統，允許它有1%的誤判率。這意味著，在機器刪除的評論之中，有1%是人類評估員會手下留情予以保留的。
有時，用機器可能是解決問題最純粹的方法。人類飽受偏見和矛盾之苦，容易作繭自縛。電腦沒有感情，不存在這方面的羈絆。但機器只有在它們依托的規則無誤時才會表現良好。今年早些時候，文本分析公司Luminoso的首席科學家Rob Speer基于詞語嵌入設計了一套算法，嘗試理解人們在文本帖子里傳遞的情感。他把這套算法用在食客對餐廳的點評上，意外地發現，墨西哥風味的餐館全都表現不佳。這個結論把Speer難住了，他只好深入分析數據。因為事實上，顧客喜歡墨西哥食物，只是他用算法設計的系統認為他們不喜歡。最終，Speer找出了癥結：“原因在于，系統通過網上的內容了解墨西哥這個詞的意思。”他解釋說，由于墨西哥一詞在網上往往和非法這個詞有關，所以對程序算法來說，出現墨西哥就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我給Systrom講了這個故事，他當即表示：“聽起來太可怕了。”接著他指出，Instagram公司不會依據那樣的算法來評分，分數會根據人類評估員的判斷來打。但有沒有可能評估員也有某種形式的偏見？以那個穿Tim Lincecum球衣的小伙子為例，他會不會看到別人對高個的女士講臟話特別敏感，對別人沖矮個女士的臟話相對沒那么敏感？他會不會覺得誰的命不是命相關的話題討人厭？或者給說這類話題的人更多自主權？即便是在Instagram公司辦公室工作的評判者，他們的偏見也是積少成多的。只消電腦上點一點鼠標，他們就能決定一個濾網的偏見，而這個濾網協調著一個7億人所處的網絡世界。
從去年6月產品上線至今，用戶看來都是合理的正面反饋。實際上很少有人注意到Instagram公司的濾網產品。但它并非無懈可擊。比如它難以辯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指代不同事物的詞。它屏蔽了含有fag一詞的句子，以為說到fag就是蔑稱男同性戀，其實這個詞在英國俚語里是指香煙。它屏蔽了用戶新開賬戶里的“你需要查一查自己的體重指數”這句話，卻給已認證賬戶發出的這句話開綠燈。它還難以辯析Kanye West的那些歌詞。如果一句話里出現諸如“我那些南方的黑人兄弟最了解我/我覺得好像我和Taylor可能還有性關系/為啥啊，因為我讓這個婊子出名了”這樣的歌詞，它很容易判斷。可要是Kaye變著花樣侮辱Taylor的話，它就摸不著頭緒了，比如“你把你的冰箱大門敞開/有人就去里面取一塊三明治” 。
Instagram公司的一大風險是，濾網會慢慢改變這個社交平臺的環境。當然，Instagram平臺以分享圖片為主，可要是真知灼見和有深度的批評越來越少，這個平臺會變成什么樣？最有見地的觀點不會總是那么陽光樂天、一團和氣。正如大家經常注意到的，沒有iPhone，Instagram不會存在。而蘋果之父喬布斯就以一些可能濾網不會放行的言論聞名于世。Systrom試圖打造的世界也許令人感覺不那么好，可能會覺得是經過凈化的環境，可能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迪士尼樂園。
去年6月宣布推出過濾評論的產品時，Systrom發布了一張用字母組成一個心形的圖片，用它來解釋自己要做什么。他得到的回應大部分都是正面的，評論一片歡騰，眾人紛紛高呼：“真了不起！！！！！！”、“（表情符：微笑、鮮花、OK）”、“好耶（表情符OK）”、“謝謝你！”、“太棒了！！！”
即使有批評的聲音，也沒干擾濾網推行。也有用戶抱怨帖子沒按發布時間排序了。還有人覺得清理評論這件事就不合常理。但包括注冊名為futurestrader的用戶在內，還有等少數讀者一語道破和他們最息息相關的擔憂：“Instagram和整個社交媒體都變得藏污納垢，盡是一些惡意挑釁的帖子，這點我同意。可我希望，在審核那些有異見的評論和觀點時，不會因為這種大環境收緊審查的尺度。”
硅谷審查原則——好壞標準是一個偽命題，或者說至少含糊不清。美國政府在憲法層面限制了公民個人的審查權，但私人平臺沒有這方面的限制。言論自由這一觀念很早以前就是硅谷的核心關注點。第一代電腦程序員接受的黑客道德、寬松的行為準則促進了互聯網信息自由流通。2009年，Facebook公司宣布，以“讓世界更開放和聯通”為公司使命。也是在這一年，伊朗爆發了被政府鎮壓的綠色革命，它也可以被稱為Twitter革命。“我們希望盡可能多呈現網上的觀點，因為我們相信，發聲越多，言論才會越好。”Twitter公司的一位創始元老Jason Goldman這樣告訴我。2012年，Twitter公司的一位高管稱其平臺為“言論自由的黨派、自由言論的喉舌”。
在Twitter公司成長的年代，人們還在追求天真的理想主義。創立Twitter公司的一群年輕人并不懂得性別歧視的水有多深，甚至可能不知道，有人頂著一個簡單的網上身份，內心潛藏著法西斯主義等危險思想。當時，自由言論的擁躉渴望打倒獨裁。而今，高呼言論自由的人要求得到權力大放種族主義的厥詞，卻又不愿被人斥為種族主義分子。
因此，在互聯網公司，言論自由的定義已經轉變。Facebook公司曾猜測，網站新聞推送里的一些虛假報道雖然某種程度上也算自由言論，但可能成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幕后推手。同樣在去年6月，Facebook修改了公司使命宣言，這可能不是巧合。如今，Facebook公司希望“讓人們又建立社群的權力，讓世界更親密團結。”Facebook公司最初的使命猶如出自美國第四屆總統、國父之一麥迪遜之口。現在這個版本更像一條可口可樂的廣告詞。
對Systrom來說，道理很簡單：言論自由不代表可以自由踐踏別人的言論。他的網絡不是向公眾開放的廣場，是人們可以選擇是否使用的平臺。被Instagram公司言論不夠自由的質疑逼急了，他會反問：“是不是言論自由僅僅是某個人的自由？” 同樣面對言論自由的疑問，Jackson Colaco的回答更犀利：“如果一個平臺散發的毒性已經嚴重到用戶都不想發一條評論，甚至不愿意分享一個觀點，實際上就是威脅到他們表達。”
但是，Colaco的話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你怎么知道什么時候限制言論有助于大家表達？什么時候少一點限制更好，什么時候限制少了還適得其反？要答得上這些問題可得花些功夫。Systrom選擇把它們擱在一邊，指出Instagram其實只瞄準了非常惡劣的評論。他說：“我們說的是最差的那5%的評論。就像那種窮兇極惡的壞蛋。我認為，我們不會試圖在灰色地帶游走。”
十年前，Tristan Harris和Mike Krieger都在斯坦福大學聞名業界的說服技術實驗室求學，學習技術怎樣決定人類的行為。兩個人一道搗鼓了一款名為Send the Sunshine的應用，它的圖標像用Crayola馬克筆草草畫的一幅素描，Instagram現在也是這種畫風。那款應用鼓勵陽光燦爛地帶的用戶給所在地天氣陰郁的朋友發照片。
Harris為谷歌效力多年，現在經營一家名為Time Well Spent的非營利組織，在那家機構發動了一場針對社交媒體的戰爭。為此他選擇的武器是傳統的新聞報道。當《大西洋月刊》的一篇特寫稱他“讓硅谷最為靠近良知”之后，他開始備受關注。他先是上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雜志節目《60分鐘》，然后又接受了暢銷書作家Sam Harris的熱門播客采訪，漸漸聲名遠揚。Harris對我說，那些大牌科技公司“所做的無非是增加用戶投入度，‘投入度’可以用‘上癮’替代，兩個詞實質上是一個意思。”
Harris與人合作開發了一款叫Moment的應用。它衡量用戶在其他手機應用上耗費了多少時間，然后詢問用戶是否樂意那樣花時間。Moment的調查顯示，99%的受訪者都樂意把時間花在谷歌日歷應用上，96%的受訪者對花時間使用交通導航應用Waze感到滿意。但半數以上的受訪用戶并不樂于在Instagram上投入時間。他們平均每天約有54分鐘耗在Instagram上。用戶對Facebook公司的反饋更差。Facebook成為用戶認為最不該花時間的三大應用之一，嫌棄程度僅次于同志社交應用Grindr和手游Candy Crush Saga。
我在一次采訪中提到了Harris，沒等我把Harris的相關話題說完，Systrom就笑起來，反駁批評Instagram的觀點。“不好意思，我笑只是因為我覺得，要是以為人人都試圖設計一種讓用戶上癮的邪惡東西，這樣的看法太過牽強。我們試著為人們解決問題，假如這就代表他們喜歡用我們的產品，我覺得我們做得很棒。”
從本質上說，Systrom和同樣畢業于斯坦福的Harris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認為，人運用技術的方式可能很不健康。這是很重要的認識。兩人的區別在于，Harris希望硅谷的企業“不再以投入度為目的綁架用戶的思想。”Systrom則想讓這種投入度更陽光。
去年6月推出評論濾網以后，Systrom開始著手一項相關的工作：提高用戶發帖評論的質量。Systrom不會透露他究竟要怎樣衡量評論的質量，但那種質量的變化大概會類似Instagram公司改變帖子的類別，將分類依據由發貼時間變為帖子的相關性。采用這種方式是為了加快催生所謂的模仿效應。也就是說，當用戶發現別人口中盡是詩情畫意，自己也會出口成章。倘若當真產生這樣的效應，身為評估者，戴頭巾的姑娘和穿Lincecum球衣的小伙可能很快就得把注意力放在新鮮事物上了。
Systrom志在高遠，他的抱負不僅僅是修補Instagram平臺的漏洞。他的第一個目標是清理自己運營的平臺。但在全國上下對話戾氣都越來越重的今天，Systrom還希望向其他互聯網公司做出榜樣，向他們展示，網絡并非不可避免地釋放毒害。“也許試圖向別的公司傳遞一種這是當務之急的信號，要開始全國、全球范圍的對話，因為我們都應該擁有能帶來安全感、兼收并蓄的網絡社區。這么做既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也是為了家人朋友著想，”他說，“我相信會成功。”
我問Systrom，他的終極目標是不是讓Instagram平臺變得更好，或者含蓄一點說，讓人類變得更好，他否認了：“實際上我覺得是讓互聯網更美好。”
讓互聯網更安靜、更和善是不是代表互聯網變得更好呢？或許是，評論經過徹底過濾以后，Instagram公司不會打倒獨裁，甚至可能趣味性也減少了很多。畢竟，看到Taylor Swift精心安排的夏夜晚禮服秀被一群綠瑩瑩的蛇形表情符破壞，吃瓜群眾也會覺得挺有意思。這年頭要說互聯網不該變得更刻薄，還是難以找到支持的理由，在特朗普這種簡直以Twitter治國的總統當政時期、在很多青少年都用一種社交服務的時候更難自圓其說。
濾網上線不久Instagram公司傳出的一條噩耗可能已經成為上述觀點的佐證。今年7月中旬，Instagram公司的一位高級設計師、Systrom的密友Joy-Vincent Niemantsverdriet在游泳時發生意外，英年早逝。Systrom悲痛欲絕，在幾次員工大會上公開痛哭失聲。Instagram多數時候呈現的都是人們夢境一般的生活，看上去比我們真實的人生更美好。可這個世界有一種方法能擊潰我們在自己周圍筑起的保護罩。好友去世不到一周，Systrom為他在Instagram上發了一條哀悼的帖子：“Joy-Vincent是一切Instagram精神的化身。他技藝高超，與人為善不計回報，懷著好奇觀察世界。”
不知是因為濾網發揮作用，還是因為哪怕在網上，人有時也都有同理心，Systrom的這條帖子發出頭幾天里沒有收到一條嘲諷或是挖苦的評語。評論者回以同情、悲傷，甚至精辟的見解，誰都沒有叫囂著貶低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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