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年60歲的Arikan是一名數(shù)學家，任教于土耳其畢爾肯大學，他于2008年提出了極化碼(Polar code)理論。極化碼被認為是第一種可以被理論證明的、逼近香農信道容量極限的編碼方案， Arikan因此于今年6月獲得了信息論領域的最高榮譽——香農獎(Claude E.Shannon Award)。
香農是美國數(shù)學家、信息論創(chuàng)始人。1941年，24歲的香農進入美國AT&T貝爾實驗室，一直工作到1972年。Arikan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導師Robert G. Gallager教授是香農的學生，也是另一種信道編碼技術LDPC的發(fā)明者。
相比LDPC碼和Turbo碼等成熟編碼技術，Polar碼雖有理論優(yōu)勢，但付諸實踐需要冒很大風險。從2010年起，華為投入巨額資源研發(fā)Polar碼的落地應用，終于在2016年11月使之成為5G控制信道編碼方案，這也是中國廠商第一次在國際移動通信標準制定中掌握技術方面的話語權。
2018年7月26日，華為在深圳總部舉辦“5G極化碼與基礎研究貢獻獎頒獎大會”，隆重致敬Arikan教授，同時表彰自己的5G研發(fā)團隊。
在致辭中，徐直軍將Polar碼技術的成功稱為“產學研緊密合作創(chuàng)造的奇跡”;Arikan稱華為的成就讓他感到震撼，Polar碼產業(yè)化是他與華為共同的成功，對科學家最大的獎勵莫過于見到自己的構想成為現(xiàn)實;任正非稱將在基礎研究道路上努力奮進，繼續(xù)資助Arikan團隊，“在教授的旗幟下，努力為人類社會做出貢獻。”
任正非為Erdal Arikan頒獎
頒獎典禮結束后，Erdal Arika教授接受了《財經》記者的采訪。
《財經》：剛才我們觀看了頒獎典禮，非常隆重的典禮，受到這么高規(guī)格的禮遇，您是否有一些驚訝?
Arikan：是的，我是覺得有點驚喜、驚訝。
《財經》：您覺得華為為什么會給您這么高的榮譽?
Erdal Arikan：這說明華為是一家與眾不同的公司，選擇了與眾不同的道路。華為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設備企業(yè)，年收入即將達到千億美元。我感覺如今華為的地位就像AT&T曾經在美國的地位，AT&T對香農教授的支持已經有例在先，華為也在基礎研究方面支持和認可學術界的努力，我想這是華為給我高規(guī)格獎項的原因。
《財經》：您十年前發(fā)明了極化碼，華為推動了它的產業(yè)化，使之成為5G標準的一部分。這期間，華為和您有怎樣的合作?你們未來還會怎樣合作?
Erdal Arikan：其實我個人和華為之間沒有正式的關系。當然，極化碼成為5G標準之后，華為支持了我所在的大學，支持了我在極化碼方面的研究。但華為是無條件支持，我是獨立自主的，華為不會要求我研究什么或告訴我該怎么做，也不會向我索取任何專利。
《財經》：作為一名科學家，您認為需要怎樣的機制和氛圍來保障基礎科研?
Erdal Arikan：我非常幸運，回國后加入了一個私立大學(畢爾肯大學)，這個學校的主管部門非常好，支持和鼓勵我的研究。現(xiàn)在的教授發(fā)表論文的壓力越來越大，而我當時不需要發(fā)表那么多論文。我發(fā)表論文只要最低的額度，只要夠保住我的工作。當時學校的管理層很有耐心，能理解我的做法。
我并不是想要說教，但教授不應該承擔那么多發(fā)表論文的壓力，我覺得這兩者之間要找到很好的平衡點。
我從事的這種基礎研究，不太需要很多的資金支持，所需要的是安全的環(huán)境，能有穩(wěn)定的工作，養(yǎng)家糊口的工資就夠了。
《財經》：在中國大學，教授也會被要求發(fā)表比較多的論文，看上去中國和土耳其的大學體制是差不多的。您曾在美國學習、教學了近十年時間。如果做一個對比，美國的大學體制和土耳其有哪些異同?
Erdal Arikan：美國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們吸引了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人才。美國是非常好的榜樣，他們的研究資金提供體制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其實我現(xiàn)在工作的大學完全是根據美國的體制搭建的，我們的教學全用英語進行，校規(guī)、規(guī)章制度等都是按照美國體系來的。
我看到這樣的現(xiàn)象，學術界現(xiàn)在每隔兩到三年就會出現(xiàn)一個熱門話題，例如有很多人在追逐機器學習、AR/VR等熱門研究方向，但它們也許轉瞬即逝。
根據我的經驗和傾向，你應該有你自己的研究日程或研究計劃。這個研究計劃應該是有規(guī)矩可尋、合理的，但最終不一定會取得預期的成功，但我的理解就是，基礎研究就是要去研究、理解最基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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