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3GPP公布的消息，此次發布的標準是凍結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標準(5G NR)獨立組網(SA)功能，如果再加之去年12月凍結的5G NR非獨立組網(NSA)標準，意味著5G第一階段全功能標準化工作已經完成并發布。因為根據3GPP的規劃，5G標準分為獨立組網和非獨立組網兩種。其中，非獨立組網由于其5G空口載波只承載用戶數據，系統級的業務控制仍要依賴4G網絡，是在現有的4G網絡上增加新型載波來進行擴容。因為仍是依賴4G系統的核心網與控制面，非獨立組網架構無法充分發揮5G系統低時延的技術特點，也無法通過網絡切片、移動邊緣計算等特性實現對多樣化業務需求的靈活支持。
鬧得沸沸揚揚的聯想“投票門”事件，其實就是3GPP在5G標準制定過程中需要確定的整個標準體系中的一個相關標準，最終華為提出的標準提案也在此次3GPP確定發布的5G第一階段標準之中，而根據有關媒體的統計，此次5G第一階段標準之中，中國廠商在5G標準中所占份額約30%，并在大規模天線、超密集組網、非正交多址、TDD系統設計、車聯網等關鍵技術方面具備領先優勢。
正如許多業內人士所指出的那樣，隨著5G第一階段標準的正式確定，一方面意味著5G商用的大門徹底打開，我們離5G時代又近了一步;另一方面意味著備受關注的5G標準之爭已經暫告一段落，接下來5G發展的競爭已經從標準之爭轉向了產業之爭。畢竟標準確定以后，產業就可以基于這個標準來開發，可以商用的5G產品，誰能在產品及產業競爭中占得先機，自然就會在整個5G發展和市場蛋糕搶奪中拔得頭籌。
曾幾何時，“一流企業做標準”在坊間廣為流傳，它充分體現了標準對于企業發展和產業競爭的重要性，而5G的發展“產業未動、標準先行”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標準對于企業和產業發展的引領與帶動作用，因此聯想在標準制定過程中的“投票”受到如此大的關注也就不足為奇了。回首過去，我們首先要肯定中國在移動通信標準方面的進步，尤其是在此次5G國際標準制定過程中，通過廣泛的參與其中，中國充分展現和展示了在此領域的“話語權”。
模擬信號時代(1G)和數字通信時代(2G)，移動通信標準都沒有中國什么事兒。到了21世紀，3G時代來臨，此時美國提出了CDMA2000，歐洲推出WCDMA，日本的PHS退出歷史舞臺，不過一個新的標準嶄露頭角，那就是中國的TD-SCDMA。到了4G時代，標準只剩下兩個，中國主導的TDD-LTE和歐洲主導的FDD-LTE。中國在通訊行業的話語權越來越強。當今的5G時代，全球的標準第一次走向了統一，中國也從2G時代的跟隨者、3G時代的突破者、4G時代的參與者華麗轉身為5G時代的領先者。
展望未來，5G時代引人遐想，標準的確定也讓產業的大幕正式拉開，中國要想在5G時代領跑世界，就必須在產業化方面更上一層樓。我們知道，標準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標準的競爭力在產業，如果沒有產業化的支撐，再好的標準最終也會淪為雞肋甚至“出局”，這一點在3G和4G時代早已得到了證明，因此中國要想更好地發揮在5G標準制定中所取得的“成果”，就必須在相應的產業化方面加油。
根據3GPP確定的5G標準化進程，預計在2019年12月，完成滿足國際電信聯盟(ITU)全部要求的完整的5G標準。到2020年，5G將實現全面商用。這意味著留給全球各國布局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一方面，中國要繼續發揮自身在移動通信產業里面的優勢，當前，華為、中興為代表的電信設備廠商已經成為世界級的廠商，彰顯了我國在通信設備領域的實力;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三大運營商同樣是全球知名的電信運營商，他們背后是全球最大的移動通信市場;華為、小米等中國手機廠商的崛起，則正在改變著移動終端的競爭格局，從設備到終端，依托龐大的市場優勢，中國完全可以在5G時代繼續發揮自身優勢，大力推動產業化。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自身的“短板”和瓶頸并予以補齊和突破，通過之前的“中興事件”不難看出，在比較關鍵和基礎的領域，比如備受關注的芯片領域，中國的移動通信產業仍然有巨大的進步空間，借助5G時代全球移動通信及相關產業重新洗牌的契機，中國應當在核心技術方面力爭實現新突破，從而真正建立完整的產業鏈和生態圈，實現從移動通信大國向強國的轉變。(徐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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