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網絡安全法》正式施行。對于“既存在于現實中，也存在于網絡空間中”的我們來說，這部法律的影響都將無遠弗屆，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網絡安全維系著國家安全，并在我們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占據重要位置。網絡安全比文化安全更直接，比科技安全更現實，比生態安全更緊迫，比核安全更常態。

現實世界中，無論公民還是企業，無論城市還是政府，無論個體訴求還是群體利益，幾乎都與網絡密不可分。個人的生活軌跡會在網絡空間中留下“拷貝”；企業的經營活動會在網絡空間投下“映像”；北京、成都、烏鎮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也可以對應網絡世界中的微信群、魔獸世界、小密圈……

在網絡化、信息化的時代，我們比以往更便捷，也更通透，每個個體也遠比以往任何時候多了一分關聯。由此，從個體到社會再到國家，安全問題也貫穿始終。國家安全，歸根到底代表著國人共同的利益訴求。

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在論述我國國家安全體系時，習近平總書記曾將其概括為“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等一系列辯證關系；而在非傳統安全中，國家安全體系又被細分為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核安全等11個緊密交織、互為支撐的領域。

任何領域的安全都關系到國家安全，那么網絡信息安全又有什么特殊性？網絡空間領域的關鍵要素是“信息”：信息可復制、易傳播，信息的不均勻分布也代表著利益的不均勻分布。信息安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對所謂“信息不對稱”的把控上。

對比中美兩國的“信息不對稱”情況可以發現，在系統和體系的掌握方面，美國占優勢，特別是其對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掌握。而我國基于人口紅利的影響，在電子商務領域形成跳躍式的發展，特別是在電子商務的信息掌握、分析處理、價值轉化上已經超越美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模式把美國的在線支付體系甩了幾條街。

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由于美國占據國際互聯網的樞紐位置，其對全網數據和全網態勢的把握依然強大，而在這方面我們的掌控幾乎為零。

大數據給了世界各國一個新的契機。中美在大數據發展上都給予了極高的重視和投入，借助這一技術浪潮不斷拉大與其他國家的距離，成為兩國角力的一個共同想法。人工智能的方興未艾改變了人們對于數據處理的模式。在這方面，美國已經走在前面，我們雖然落后，但正在步步逼近。

從中美對比的例子可以看出，網絡安全和信息安全都高度依賴于科技安全。而當前科技安全的制高點無疑聚焦在產業的科研能力和成果轉化能力上。比如微軟的視窗操作系統、華為的網絡設備、谷歌的AlphaGo、大疆無人機……產業演進能夠改變“科技安全”的格局，而舉國體制的投入同樣也能加速驅動科技創新的速度，例如神舟和天宮、蛟龍和大飛機、高鐵和超高壓輸電等等。市場機制和舉國體制需要協同并進，但應該警惕讓舉國體制越位到市場環境中來。

每個安全領域都有不同的模式和機制，對信息安全也不例外。軍事沖突、貿易戰烈度較大，社會道德和意識形態的沖突起效慢，但影響長遠。目前，因為信息安全而爆發軍事沖突的情況雖然尚未出現過，但為此而發動外交博弈和貿易限制的案例早已有之。

在此前幾次中美外交對話中，從小布什、奧巴馬開始，總會將所謂“中國黑客”問題擺在案頭作為籌碼。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會晤時，共同宣布兩國建立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4個高級別對話機制。可見，網絡安全成為外交博弈中的重要一環。

早在2012年10月，美國國會眾議院特別情報委員會就公布了對中國通信設備企業華為和中興通訊的調查報告。以網絡安全的名義，通過貿易限制的手段，限制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這種做法除了基于國家利益的主導性因素，還與美國國內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做支撐和保障密切相關。

相比之下，在我國，法治手段一直是網絡安全領域的一個短板。僅僅通過刑法等非專業法以及全國人大的司法解釋等，難以構建網絡安全領域基本的法律框架。在社會和產業層面，通過國務院條例和其他行政規定來規范管理的做法，雖然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符合國家逐步法治化的趨勢。在國際博弈中，缺乏法律支撐的我們常常陷于被動受阻的地位。

2016年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并于今年6月1日開始施行。有了《網絡安全法》這個錨點，原先的《信息系統等級保護制度》就可以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更好地發揮合規性作用。一些過去在監管執行中行之有效的措施，也都可以以這種方式更好地得到完善和貫徹。

可以預見，眾多的網絡安全問題和涉網安全問題，都將以《網絡安全法》作為錨點，不斷完善專項法規和條例。比如：公民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網絡反恐、網上經濟秩序、網絡金融風險防范、涉網災難應急等等。這雖然還不是一部完美的法律，但它將為個人、機構、國家防范網絡風險提供一個可以信賴的依托、一個堅實的錨點。

（作者系啟明星辰集團首席戰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