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熱愛互聯網并終日身處其中。人們通過網頁獲取資訊，用 IM 軟件交流情感，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內容，在閑暇時間里從網絡游戲中獲取快樂。在上世紀，互聯網曾被稱為信息高速公路，使信息的傳輸、知識的獲取變得容易和輕松。它的存在為數十億人帶來了工作，提供了幫助。這個世界的正常運轉和持續進步，已經無法離開互聯網。

但直到前幾天在法國巴黎發生的暴恐案，人們才頭一次如此真切地感覺到，互聯網在打擊恐怖和極端主義上，竟如此脆弱無力。

讓我們從過去數十年的時間尺度上觀察一下互聯網科技產業的發展：

從電子郵件，到瀏覽器、搜索引擎和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絡，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已經正式搬入線上。再后來，阿里巴巴、Uber、Airbnb 等公司又將互聯網反向帶入實體經濟，讓人們用手機在互聯網上就可以買到東西、叫到車和找到住處。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一份報告，到 2015年底，全球網民數量將達到 32 億，這意味著互聯網的普及程度之高，已經惠及了全球一半的人口。

在同一個時間尺度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在中東地區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因石油而富庶的中東國家春意盎然，婦女著時裝逛街、看電影，喝可口可樂或咖啡的照片現在仍然可以在網上搜到——這是當下中東很難看到的景象，因為在大部分伊斯蘭國家，世俗主義正在消亡。一組經典案例：1995 年 11 月，伊朗宣布法庭將無條件批準遭受虐待的伊朗婦女提出的離婚請求——而二十年之后的 2014 年，敘利亞少女因為登陸Facebook被基地組織發現，因“通奸”的罪名死于亂石之下。

你發現了，在過去 15-20 年里，崇尚個性意志和信息自由流動的互聯網風靡世界；而正巧與此同時，強調保守、重歸教法、經典和領袖威權至上的原教旨主義在伊斯蘭國家重占上風，隨之而來的極端恐怖勢力已經席卷中東。開放自由的互聯網，反而沒有讓伊斯蘭世界變得開放和自由。

特別在近幾年，互聯網對于打擊極端恐怖主義不僅沒有帶來有益的幫助，反而在為恐怖分子提供便利。

由于常規的電波通訊手段易被偵聽，恐怖分子們更青睞在線的即時通訊工具；而在 NSA 爆料人愛德華·斯諾登將美國政府機關的全球偵聽計劃公之于眾之后，恐怖分子也開始“與時俱進”采用了“洋蔥網絡”(TOR)、Telegram等加密性更好的通訊手段；警察在巴黎暴恐案嫌犯家中搜到了 PS4，懷疑嫌犯可能使用 PSN 的對話功能聯絡；甚至有恐怖分子用比特幣賬戶在網上募捐，之后在黑市換成活動經費，繼續制造恐慌。

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在 Telegram 的頻道中發布的視頻/Courtes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IS，活躍在中東地區的恐怖組織)的恐怖分子以及支持該組織的人們，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體上開設了數以萬計的賬號或頁面，向公開的網絡傳播極端宗法，發布恐怖軍事行為的文字和圖片描述，為組織招募新生力量。

而除了斷斷續續地對少數個別賬號進行查封之外，這些社交網絡的管理者在對抗恐怖主義上并沒有什么有效的第一方辦法。

伊斯蘭國借助互聯網將極端主義傳播到了互聯網發達的非穆地區，比如歐洲，并成功爭取到了相當數量的人士加入到該組織。據端傳媒統計自英國國際極端主義與政治暴力研究中心(ICSR)的數據，可能已有 4000 名歐洲居民通過各種途徑加入了伊斯蘭國，這些人主要來自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等歐洲國家。

對于伊斯蘭極端勢力來說，各大科技公司的高科技產品，反而變成了上手簡單、收效顯著、(幾乎)無人監管的通訊、教義傳播與人員招募工具。

這顯然和絕大多數人對于互聯網的認知完全相反。他們認為，高科技顯然應該用于打擊而不是服務恐怖主義——退一步講，就算互聯網本身是中立的，倡導絕對的信息自由流動，維護基本的個性與表達自由，提供最基礎的隱私保護，怎么也不應該落入持反人類主張者的手里，淪為散步恐怖的武器。

這時人們才發現，互聯網的中立原則，突然變得不那么美好了。

巴黎暴恐案發生后，Facebook啟用了“Safety Check”功能幫助用戶和家人朋友報平安，引起了人們的質疑：為什么恐怖襲擊頻發的黎巴嫩人不配擁有這個功能？Facebook此舉是否厚此薄彼？對此，扎克伯格給出了一套政治正確的解釋，但這段說辭，就和 Facebook 對待親伊斯蘭國賬號頁面的綏靖態度，以及對待跨性別者賬號的毫不手軟一樣，缺乏基本的公信力。Facebook處在一個中立的困境中，去制裁這些恐怖分子賬號違反了言論表達自由，不作為卻又只能放任恐怖主義發展。

Facebook并不孤獨，其他互聯網產品在面對恐怖主義時一樣被動。Twitter以及旗下視頻直播軟件Periscope傳播信息的成本極低，因此成為了恐怖教義傳播的重災區；伊斯蘭國發布的俘虜斬首視頻在 YouTube 上長時間在線而未被刪除——這種行為的確保衛了表達的自由，但錯在給觀看者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傷害，而這是恐怖分子希望看到的。

借助科技飛速傳播的恐怖主義，讓崇尚自由與隱私的互聯網中立原則陷入了道德困境。

以 “棱鏡計劃” 為代表的大規模監聽活動對恐怖主義的發現和遏制較為有效，但它也讓網民們成為陷入兩難境地的受害者：

首先，單個平臺、官方機構、黑客個人或黑客組織的個體行動已經不足以對抗伊斯蘭國，社交網絡和高技術加密工具助長了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因而人們需要大規模監聽，和快速做出制裁決定的機制。

但另一方面，大規模監聽的丑聞不斷見諸報端，情報機構高超的監聽手段和技巧，以及政客們推廣監聽計劃的堅決態度，對于公民隱私權的觸犯，聽上去卻像是另一種“恐怖主義”。

說到底，我們到底需要的是隱私，還是安全？

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在恐怖主義威脅被互聯網放大的背景下，人們更加深刻地明白了這個道理：在互聯網上，沒有絕對的隱私。人們感覺安全問題迫在眉睫，就會選擇犧牲一部分自由和隱私；而當人們感覺安全不再是問題，則會重新開始爭取自由與隱私。當自由和安全形成對立時，根據不同時刻的不同需要，兩者之間必有取舍。

在這個取舍上，前述的加密通訊軟件Telegram樹了一個好榜樣。運營方宣布主動與伊斯蘭國網絡軍隊開戰，已經屏蔽了78個相關的群組。Telegram否認限制言論自由和內容審查，但明確表示團隊會對有人投訴的內容和群組進行核查。

應對恐怖主義在數字世界的蔓延，互聯網的中立原則應該變通。數據、信息和社交網絡應該被用于打擊恐怖主義而非服務恐怖主義，應該是互聯網在中立之上的基本主張。對使用互聯網散播恐怖主義的卑劣行為與其實踐者，有效的制裁行為分秒必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