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諸如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主動搭建國際交流平臺等有益嘗試外,中國還開始直接參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重大事項決策。隨著中國更加廣泛和主動參與全球網絡空間治理實踐,全球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體系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格局。

中國推進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結構變革的底氣,最終需要來自技術、標準、基礎設施、接入設備、關鍵應用和核心能力的支撐

9月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華盛頓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共同會見記者。習近平指出,中美作為兩個網絡大國,應該加強對話和合作,對抗摩擦不是正確選項。中美兩國主管部門就共同打擊網絡犯罪達成重要共識,同意加強案件協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從事或在知情情況下支持網絡竊取知識產權,探討推動制訂國際社會網絡空間合適的國家行為準則,建立兩國共同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機制,設立熱線電話。

對于網絡空間的國際合作,這并不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發聲。

在2014年11月舉行的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習近平就曾致信提出,各國應本著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則,深化國際合作,尊重網絡主權,維護網絡安全,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

針對習近平有關講話,中美專家均表現出極高的關注。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技術與公共政策項目主任詹姆斯·安德魯近日在博客發表文章說,中美就網絡安全的對話是“一個受歡迎的進展”。

中央編譯局海外理論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員俞曉秋則表示,世界各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存在分歧和競爭,但同時也具有共同利益以及相互合作的現實與未來空間,“中美只有相互尊重,重視彼此關切,在網絡安全領域不搞對抗、管控分歧、增進合作,才有助于兩國整體關系平穩、良好向前發展”。

發展中國家仍處于邊緣位置

國家計算機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發布的《2014年中國互聯網網絡安全報告》稱,2014年,監測到仿冒我國境內網站的釣魚頁面99409個,涉及IP地址6844個。在仿冒我國境內網站的境外IP地址中,17.7%位于美國,15.2%位于中國香港,1.8%位于韓國。2014年監測到境內被植入后門網站40186個,向我國境內網站植入后門的IP地址中,19168個位于境外。這一數據顯示,網絡安全是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需要加強國際合作來應對。

“互聯網治理和全球網絡空間安全,已成為國際社會日益關注的一個重要的全球性議題,也是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一個緊迫任務。”俞曉秋直言。

自美國“棱鏡門”事件曝光以來,國際社會對制定相關國際規則、加強網絡安全國際合作、規范網絡空間行為的呼聲日益高漲:　

巴西和德國呼吁將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有關保障隱私權的適用范圍擴大到網絡空間,兩國共同提出了“數字時代的隱私權”決議草案,在2013年12月19日的聯合國大會上得到通過；

印度表示愿意與巴西分享網絡安全技術,以幫助巴西應對美國及其盟國進行的間諜監控；

對此,在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中央網信辦網絡安全協調局局長趙澤良曾就新形勢下國際網絡安全合作提出四點倡議:立足于開放互聯、堅持依法治網、相互尊重信任、加強對話交流。要大力加強網絡安全相關法律、政策、標準方面的對話交流,多一些協商合作,少一些規則障礙。大力加強人才培養和意識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共享經驗做法,相互取長補短。大力加強網絡安全事件處理和打擊網絡犯罪方面的交流合作。

事實上,網絡空間的國際治理可以追溯至2003年的全球信息社會峰會突尼斯會議。

在此次會議上,國際社會首次就互聯網是否要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這一討論的結果推動了聯合國秘書長設置互聯網治理工作組。　

據主要從事國際政治、網絡空間安全與治理方面研究的復旦大學副教授沈逸介紹,網絡治理工作組在2005年提交的報告中,對互聯網治理當時的狀況做了簡要評價,其中指出了諸如缺乏有效機制保障網絡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缺乏有效機制來解決跨國犯罪等問題。

“隨著網絡空間的治理逐步發展,目前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體系的基本現狀是,美國占據顯著優勢位置下的不均衡發展。”沈逸進一步解釋說,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發達國家連同那些掌握在它們手中的公司與組織,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中占據中心位置,以大量亞非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為代表,處于全球網絡空間治理中的邊緣位置。

在沈逸看來,從現狀看,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整體架構呈現顯著的不對稱相互依賴特征,所有國家和行為體在整體上對網絡存在顯著的依賴性；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制度、戰略、政策能力等綜合優勢,占據顯著地位,敏感性強而脆弱性較低；發展中國家對網絡空間的依賴則是典型強敏感高脆弱,作為數據主要提供者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獲得相匹配的收益,在網絡空間面臨被邊緣化的局面。

中國逐步登上全球治理舞臺

據中國互聯網安全大會專家、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委員會副主任汪玉凱介紹,美國擁有網絡信息技術的絕對優勢。不過,近年來,美國在網絡空間的絕對優勢地位不斷受到挑戰。“很多國家希望打破美國的控制局面,至少在規則制定上不要由美國一家說了算,包括網絡治理、國際合作等。”汪玉凱說。

在習近平訪美前夕,中美就“網絡安全”問題各有發聲。9月9日,習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率公安、安全、司法、網信等部門有關負責人訪問美國,同美國國務卿克里等人舉行會談。分析人士認為,這說明中美的談判已進入務實階段。

9月11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網絡安全問題應該成為兩國合作點而非摩擦源,美方一些人應停止對中方的無端指責,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開展對話與合作,共同推動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

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中國正在逐步登上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舞臺。

“近年來,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全球新興的網絡大國,中國正在加快融入并嘗試重塑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新格局。”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暨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網絡安全管理與信息產業發展”方向首席專家王世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早在2011年的第66屆聯合國大會上,我國就與俄羅斯等國共同起草并提交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倡議——《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這是中國在聯合國層面推進全球網絡空間安全框架的有益嘗試。

此外,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衠介紹說,2014年6月23日召開的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大會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提出了互聯網邁向全球共治時代的“七點共識”,倡議通過建立彼此互信,達成全球統一的行為準則。3個月后,在首屆中國-東盟網絡空間安全論壇上,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魯煒在開幕式上提出,中國與東盟要加強互聯互通,深化網絡空間合作,并提出了中國網絡空間理念——網絡空間既要互聯互通,也要尊重主權；既要加快發展,也要確保安全；既要提倡自由,也要遵守秩序；既要自主自立,也要開放合作。

“除了諸如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主動搭建國際交流平臺等有益嘗試外,中國還開始直接參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重大事項決策。”王世偉說,2015年1月,全球互聯網治理聯盟選舉新一屆聯盟委員會成員,在20名新委員中,中國有兩人當選,其中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是亞洲和大洋洲地區唯一的政府官員代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是亞洲和大洋洲地區唯一的私營部門代表,“這一系列重大的突破表明,隨著中國更加廣泛和主動參與全球網絡空間治理實踐,全球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體系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格局”。

推動建立公正合理合作機制

在業內專家看來,中國在國際網絡空間治理上,可以更有作為。

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安全規制研究”的研究人員,張衠表示,我國要參與國際網絡空間競爭,推進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就必須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在承認“網絡信息主權”的基礎上,發揮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作用,推動建立一個各國廣泛參與、公正合理的互聯網國際合作治理機制。

“在參與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過程中,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中國在全球網絡空間中仍然是最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表現為中國在全球網絡空間各關鍵領域處于相對弱勢地位。”沈逸說,這種弱勢覆蓋完整的產業鏈和價值鏈,還有網絡空間各個關鍵應用領域。應對這種全面的挑戰,必須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體系,從短期、中期、長期出發,形成完整的戰略發展路線和愿景,從而有效、系統地應對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做出全面的回應。

沈逸建議,從技術和應用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推進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結構變革的底氣,最終需要來自技術、標準、基礎設施、接入設備、關鍵應用和核心能力的支撐。

“中國參與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結構的變革,必須在話語和符號塑造方面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棱鏡’項目的曝光,美國追求網絡霸權的戰略遭遇批判。我們應該把握契機,從頂層設計入手,推進建立‘全球網絡空間新秩序’的工作。政府應吸納國內相關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資源和專家,開展中國網絡空間關鍵基礎設施與關鍵基礎數據調研,充分了解發展現狀以及具體的困難與挑戰。”沈逸建議,參考美國經驗,在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工信部、公安部等相關機構,設立網絡空間事務協調會議,依據國家戰略,協調各自工作,共同推進網絡空間新秩序的建設；鼓勵中國國內學術機構,圍繞全球網絡空間新秩序開展跨國研究,從理論上豐富和完善全球網絡空間新秩序的內涵,并提供相應的建議。